成败之间已百年

（文 / 朱步冲）

( 1872年时的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它是晚清洋务运动中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兵工厂之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火药、水雷等 )

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862年6月13日，一艘同时悬挂着荷兰、英国、日本国旗的帆船“千岁丸号”缓缓驶入吴淞口，最后停泊在上海法租界内荷兰领事馆附近的江岸，从踏板上走下一群神情严肃，身穿和服，脚踏木屐，佩带双刀的日本青年武士。好奇的中国围观群众以及前来迎接的上海道台吴煦不知道，在这群东瀛来客中，就包括著名维新志士高杉晋作、明治政府高官五代才助及中牟田之助等日后如雷贯耳的名字。然而此时，他们的身份不过是日本幕府首次中国使团的随员。

虽然“千岁丸号”搭载了煤炭、人参、海带以及海参等货物，但日本使团的主要使命却是游历见闻，与当地官员、士大夫交流以获取与英美列强外交谈判、通商往来的经验教训，以及购买中译西方学术著作。根据他们的游历日记记载，在两个月的停泊中，中国当地民众、官僚、商贾以及士大夫知识分子态度皆十分友好，知无不言，而上海十里洋场的繁荣兴旺更使他们大开眼界，惊艳不已。然而，在短暂的惊叹后，高杉等人迅速发现了这个老大帝国衰落的真实面目：租界以外街道肮脏不堪，难民成群；外国人倚仗特权，飞扬跋扈；黄浦江上外国商船军舰横行；大清官员吸食鸦片，贪污腐败；绿营兵服装破旧，赤足露头，仍在使用落后的火绳枪与双手拔刀。

“唇亡齿寒”，似乎是这群东瀛志士最贴切的感受。“支那人尽为外国人所役，外有洋夷猖獗，内有贼匪煽乱，而日本与中国近在一水之外，形势令人担忧。”高杉在游记《游清五录》中这样写道。临行前，来自尾张高须藩的青年藩士日比野辉宽感慨万千，赋诗一首曰：“帆船忽自向东海，沪上再游何几时？”

实际上，日比野此后终生再也未能一履中国土地，而中国和日本，似乎也从风云诡异的19世纪60年代开始，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12年后的1874年，经过明治维新，一跃成为东亚新兴强国的日本走上了昔日“洋夷”侵略扩张的老路。2月，明治政府以维新元老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出动军舰“日进号”、“孟长号”、“有功号”，护送陆军3600人假道厦门，于5月7日在台南琅峤登陆。在英、美、法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于10月31日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清廷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称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宣布赔偿日本“被害难民之家”，以及日军在台所修道路、建房等费用共计50万两白银。这场可以被看做中日两国自强运动“期中小考”的冲突，似乎可以被看做是1895年，农历甲午年，将中国推向更深渊的灾难前兆。

( 20世纪初，身穿日本传统服装的男子正在锻造 )

为何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两个东亚“同文之国”在经历了30年的现代化努力后，结果却如同天壤之别？100年来，各国学者各持己见。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依田熹家曾提出地理决定论。他认为，日本国土狭隘，由一系列狭长岛屿组成，民众文化血缘同质度高，内部组织动员轻松，对于外来侵略与刺激，反应至为敏感，并且容易形成统一市场。而中国面积辽阔，地形复杂，除少数沿江滨海省份水陆交通便利外，交通与信息传播至为困难，即便西方列强倚仗船坚炮利入侵，内陆仍无法波及，也无法激发普遍的民族情绪。此外，日本处于亚洲东北一隅，为欧洲大航海时代“东方航路”的终点，较之中国物产丰富的形象，实为欧洲人眼中之穷乡僻壤，且鞭长莫及，从而使得英法美等列强着重经略中国与东南亚，而对其忽略。与之相对，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专家利维则注重经济与组织方面的研究，声称中国是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大组合体，即便遭遇殖民，也能以大量茶叶、生丝、棉花等初级产品输出国外；日本则无同量物产抵消巨额入超，外来危机一到，便亟待设法引入西方科技，用于发展新型产业。此外，中国民众注重家族协作，耕织一体，安于乡土；而日本则偏重团体效忠，各择其业。日本幕府藩属体制，与中古时期欧洲类似，官吏为世袭武士，表面是严格的中央集权，但其中暗含地方分权因素，工农商人只能按照日本“各安其分”的传统，兢兢业业，以求在固有职位上出人头地，整个社会由此形成一种“目标本位”观念。而在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组成的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僚政府，则是社会生活中唯一占据支配地位之组织，而其进入之唯一途径则是科举，从而形成一种“权位本位”观念，前者注重实际与效率，后者则偏重道德名目与平衡……众说纷纭之下，要想廓清历史迷雾，除了摆脱狭隘的单一因素决定论，亦必须放宽视界，同时检讨历史的细节，以接近正确答案。

从町人到财阀

( 1895年冬，北京北海太液池内，光绪皇帝坐在冰撬上尽娱乐之兴 )

在今天东京都千代田区大手町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大楼上，古老的三井家族家徽仍然醒目可见。明治维新时代，三井开设了日本近代历史上第一家私人银行，后成为日本最大之垄断财团，日后属下公司达到273家之多。然而三井集团，乃至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之成功，并非单纯源于投机倒幕运动，其根源仍在于传统日本商业社会之独特性格。三井氏的祖先，源于日本首屈一指的贵族藤原氏，在16世纪战国时代因抵抗织田信长兵败失去封地，流落至伊势酿酒为业，家业三传至三井八郎兵卫高利，业务逐渐扩展至京都、江户与大阪。此时正是德川幕府鼎盛时期，自1635年开始，所有藩主都要亲至江户，参加将军近旁的各种仪节，并且在名义上担任防卫工作。基本上各大名分为两批，每年轮流驻扎于江户，并自备府寓，凡随从人员、经行道路、器具装备，都有极详细的规定。而且期满藩主回藩，其家属仍留江户，而远处之藩主稍有例外，轮值较稀。以经济方面而言，参勤交代制在京都、大阪造成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使财富集中，刺激金融经济的发展。加以幕府规定各藩剩余之谷米，只许在江户、大阪两地发卖，更促成都市之繁荣，各种贷款、汇票业务也随之发生，并形成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为了筹措在江户逗留期间物资供应与开销，藩主们一般在大阪指派商业经理，称为“藏元”，其堆栈则称为“藏屋敷”，最盛时期藏屋敷超过500处，每年经手出卖之米粮达400万石。其他来自各藩之土特产品如木材、纸张、砂糖、麻布也放于其内销售，除供应江户、京都各处之需要外，一部分物产也送至长崎，供应对外贸易。为了处理如此大宗物资，各种町人（商人）组建的商业机构应运而生，包括专注于批发业务的“问屋”与专注金融借贷之“两替屋”。八郎兵卫高利由于谨慎精明，其位于大阪的“两替屋”获准为幕府汇兑自江户的税款，其信用担保期长达150天，由此三井获得大笔款项得以用于投资放债。与八郎兵卫高利相仿，以酿酒起家的大阪商人鸿池新六，也成为幕府在大阪的经纪人，同时经理32家大名的财务，鸿池业务日后逐渐渗入土地拓殖、渔业加工与手工制造，产业多元化。

在此期间，尽管日本商人已形成与政府机构缠绕生长，呈现共生之势，但他们的地位仍然脆弱，朝不保夕。1719年，曾为幕府将军侍讲的儒学家西川如见撰写了《町人囊》，即为市井商人规定的道德与行为守则，明确规定町人“为四民之末，应甘于平淡简单和目前的地位，安分守己”。然而在硬币的另一面，固定的地位则意味着相应的重要责任。19世纪初，曾就学于大阪知名私塾怀德堂的商人山片蟠桃，则强调商人的重要性在于“若无买卖，天下无流通财宝者”，而生存之道则是“早起，于买卖及赚钱之营生，务比他人勤勉”，以此逐渐形成了类似“武士道”的“商人道”。与三井同样以“两替”业务起家的安田善次郎，在明治维新后成为日本金融业巨擘，但仍每天自带盒饭便当，搭乘有轨电车前往公司，此种情形也极符合马克斯·韦伯津津乐道的所谓“新教资本主义伦理”。

( 明治天皇 )

商业繁荣以及城市发达，使得幕府能征收的农产品实物地租逐渐减少，其以农村经济为本位的组织结构，也很难与新兴城市金融经济相对应：农产品价格上涨始终无法与其他产品涨幅相同；修缮道路、重建城市，以及神社与天皇朝觐费用的上涨，使得幕府与各藩唯一的出路只能在于撙节开支，诸如禁止奢侈品制造，强迫町人减免债务，以及压缩武士家臣团的禄米——幕府的薪俸开支在其收入中的比重，由1730年的40.7%下降到了1863年的15.9%。日本被迫开埠时，遭遇了如同中国同样的命运，在1860至1865年之间，日本出口额增加了4倍，然而进口额增长了9倍，外商操纵日本外贸总额的80%以上，又享有片面协定关税特权。由于生丝与茶叶出口的有利可图，使得越来越多的小农与地主将稻田改为种植茶和桑树，从而使得此期间的米价竟然上涨了700%。货币危机也给这一灾难性变化火上浇油，德川幕府发行的货币金银比率大约为1比5，大大低于西方国家通行的水平。感到有利可图的外国投机者蜂拥而入，为了阻止黄金流出，绝望的幕府宣布改铸货币，然而这加重了通货膨胀。1867年底江户、陆奥、名古屋等地发生了市民、佃农的大规模抗反抗活动，洗劫投机商人和地主住宅、仓库，焚烧官署，陷入了某种庆祝末日性质的狂欢。男女交换穿上异性的奇装异服，狂吃痛饮，寻欢作乐。在横滨，人们甚至抬着棺材与佛像，为江户幕府举行了虚拟的葬礼——不到两个月后，长洲、萨摩两藩在三菱、三井、安田等财阀商人资助下，终于公开宣布与幕府决裂，派遣自编之新式陆军向京都挺进，并在伏见、鸟羽两地击败了装备落后、士气不振的幕府军。1868年1月3日清晨，萨摩藩的藩士们冲进了皇宫，受到了岩仓具视和其他朝臣的欢迎，年仅15岁的明治天皇宣布废除将军职位，政归天皇，设立新政府，由“才德之士”担任官职，施政纲领为“百事一新”。

新政府临政之初，首要口号就是“殖产兴业”，于是国家扶持下的民间商业资本遂成为重中之重。许多研究学者亦承认，此为决定晚清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成败的一大关键点。个中原因，可以从轮船招商局和三菱——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两大中日政府倾力打造之民用企业的迥然命运得以管窥见豹。

( 1876年，日本青年与来自西方的旅游者完全融为一体 )

1865年，美国太平洋邮船会社在华盛顿政府每年50万美元补助的支持下，开辟了旧金山至横滨、香港的航线，而在中国内陆，太古、北清、旗昌等西方专业轮船公司的航线和仓栈已经深入至长江中游沿岸，中日两国都面临航运命脉被人把控，自然资源遭遇无情掠夺之境地。1870年6月，明治政府发布了《商船规则》，力图鼓励民间资本购置新式轮船进入航运业，并成立了国有轮船运输公司“迥槽会社”。1874年，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太平洋邮船会社因美国中立而无法承担运输工作，无奈下的明治政府只得斥资150万日元购进“丰岛丸号”等13艘轮船，委托三菱会社代运以解燃眉之急。硝烟甫一停息，大久保利通立刻向天皇呈上《关于掌管商船之议》，促使明治政府确定了扶植、资助民营企业发展海运的方针，而资助对象正是在侵略中国台湾之役中出力最大的三菱会社。明治政府将“丰岛丸号”等侵台期间拨给轮船无偿转让三菱，并每年拨出25万日元作为航运补助，同时斥资32万日元收买和解散了“迥槽会社”的后续“国邮便蒸汽船会社”，将其属下17条船和附属设施一同交与三菱。

反观清廷，虽然早在太平天国军兴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已经意识到，“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并于1867年公布了《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但由于漕运沿岸地方官僚和朝廷内部顽固守旧派的反对，直到5年后，轮船招商局才告成立。

( 1872年，日本第一条铁路——京滨铁路诞生，10月外国使节参加庆祝仪式 )

在企业领导人选择上，李鸿章等洋务大员的选择则更体现了这场“求富”运动的终极目的只是力图控制民间资本和市场资源，来为“自强”运动输血，并没有将其提高到创制现代化工商业体系的高度上。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为商业天才，早年在土佐藩直营商社“开成馆”中效力，曾经营藩直属企业“九十九商社”从事国内海运，与西方商业公司过往甚密，也是日本商界早期少有的“外战”型人才。而轮船招商局的负责人，则是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他以经营沙船、洋行为业，在招股之初就遭遇挫败，不得不从李鸿章属下直隶练饷局借用20万串制钱官款。朱氏本人也对经营海运完全外行，经他手购置的“伊顿”、“福星”等4艘火轮，不仅购价高于各洋行新造货轮，且各有船体弊旧、舱位过小等短处，不到半年，招商局即亏损4.2万两白银，李鸿章不得不中途换马，委托广东籍买办唐廷枢、徐润接手。

三菱和轮船招商局发轫之处，无不遭到了欧美海运巨头的仇视与排挤，先是太平洋邮船会社自恃资本雄厚、船多质高，将横滨上海航线以及横滨神户航线之客运价从20～30日元暴降至5～8日元，并屡屡加派航班。三菱则不惜以每月亏损2万日元的代价与其持续血拼，有明治政府全力支持的三菱终于在1875年10月，借助政府的优惠借款85万美元，一举收购了因竞争而失血过多的太平洋邮船会社全部船只资产。进而在一年后，又通过社员集体降薪，促使政府出台日籍公民乘坐外轮加收手续费条例等措施，击败了资本更为雄厚的大英火轮公司。在太平洋彼岸，唐廷枢、徐润于1877年毅然举借官款白银100万两，以222万两的总价收购了外籍海运公司旗昌，在第一期款项付清后，即立刻全盘接手营运，一次性扩大企业规模与市场份额一倍左右，中日两国分别赢下了第一个漂亮的回合。

( 左起：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醇亲王奕譞，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1886年画像） )

然而，在唐廷枢、徐润和岩崎弥太郎准备继续大展宏图时，两艘巨轮却分别驶向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航线。初战告捷的三菱开辟了日本本土至琉球、香港、海参崴等4条全新营运线路，在1876年实现了全年航运收入91万日元。1885年，明治政府毅然决定以三菱为基干，成立了更庞大的航运龙头企业——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累计提供优惠贷款和船舶维修费用达341万日元之巨。反观招商局，对旗昌的并购固然成功，也使轮船招商局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唐、徐两人先后要求清廷增大招商局漕运份额，免缴官款利息，都遭遇拒绝。从1879年起，两人决定实行新章程，规定各局经费“归各局董承包，均按各口所揽载水脚，值百抽五”，作为日常经费；所有招商局产业，计银108万两，由各分局认还“租银”。或周息一分，或六七厘不等，照各分局生意定价，核心是降低运营成本，力保航运市场份额与利润，并试图以公开募股，突破“官督民办”体制，以求发展。招商局以每股面额100两方式向全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直接进行市场融资，形成新式企业经营运作的“起点”。然而李鸿章等却因两人不急于偿还“官欠”，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认为两人“玩忽官本，欲以空言搪塞，是何居心”。终于，天有不测风云，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徐润因投资失利，亏空招商局公款16.2万两。李鸿章借机命令盛宣怀奉北洋命赴沪查办，徐润“遂招参革”，唐廷枢也被调离，盛氏于是以“宪命督办”的身份，控制了轮船招商局。一改前任股份公司化的运作架构，在自己的“督办”职位下，平行设立了揽载、运漕、银钱、保险等8“股”，每“股”负责人称“帮办董事”，由盛宣怀自己直接任免，俨然变成了另一个衙门。

就在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成立，立志开拓万里波涛时，也是清廷感觉招商局已被彻底纳入彀中，开始挤榨之时。当年之后，轮船招商局再没有获取过一笔官方贷款，融资必须以自身资产做质，向汇丰洋行借贷，北洋集团和清廷更不时以报效、捐输名目要求招商局上缴款项，至清廷覆灭，此笔开销总数达到800万两，几乎是招商局本身股本的两倍之多。届时，两家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企业已经是天壤之别：轮船招商局拥有货轮29艘，总吨位49373吨；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拥有货轮70艘，总吨位287078吨，年增长量达到招商局的12倍；进出口日本的货物，由本国货轮承运的已近一半，并成功地助力日本纺织等轻工业产品打入远东市场。

( 清末，在北京城内街头练箭的清兵 )

兰学武士VS洋务大员—— 迥然不同的导演与主角

危机总能带来异乎寻常的应激反应。就在《北京专条》签约后的第六天，1874年11月5日，恭亲王就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名义，奏请将海防事宜交与滨江沿海各督抚等筹议，将海防事宜拟定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要求各省“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覆奏……不得以空言塞责”。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正当传令的驿马尚在冬雪初覆的各处驿道上寄宿奔驰时，富于远见的洋务派中央代表，大学士文祥就于12月6日上奏提出，“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舰两只，竟敢藉口发难……若再因循泄杳，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1875年5月30日，清廷发表上谕，认为“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责令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洋务运动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 游泳比赛获奖的日本女子。通过频繁的体育竞赛，日本向国际社会展现逐步强大的国力（摄于1900年前后） )

同样的剧本，如果演员、导演不同，演出效果自然大相径庭。在中日争霸这幕历史大戏的帷幕徐徐拉开之际，审视一下舞台上的主角，则对了解剧情走向大有益处。中国洋务运动的领袖，在地方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一批依靠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家的地方督抚大员，这批脱胎于湘淮集团的中兴名臣大多数是19世纪中叶新儒学复兴中的官僚。根据崔瑞德的统计，他们57%参加过科举考试，与衰弱的中央政府重新整合，以维护儒家传统秩序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工作。在中央，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则是恭亲王奕、文祥等一批满洲亲贵，无一能够逾越慈禧太后，能对清廷国策拥有长期持续的影响力。奕本人在同治四年、十三年两次遭严谴，革去议政王以及军机大臣头衔，最终于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与整个军机处班子一道被慈禧开缺，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事烽烟突起，才在两位清流领袖李鸿藻、翁同龢的保举下再次复职。多年来的起起落落，最终消磨掉了这位“独乐峰老人”早年的锐气和胆略，就连英国公使欧格讷在1895年10月卸任前，也毫不客气地当着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面诘问：“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指奕）果善病，精力不济，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图新政……而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成乎？”

反观日本，近代化运动的领导层是中央政府太政官正院落大臣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以及参议木户效允、大久保利通、西乡从道、山县有朋、井上馨、伊藤博文等环绕在明治天皇周边一批原籍萨摩、长洲两藩的武士与京都公卿之手，年富力强，位于权力中枢。虽然某些人在明治政府内各有进退黜陟，但始终形成一个固定圈际团体，并且他们对于近代西方技术文化风物，拥有直接经验。1863年伊藤博文与井上馨即由回长洲藩派往美国留学，榎本武扬曾被幕府派驻荷兰，其他如森有礼、山县有朋等都在晚些时候负笈海外。维新早期领袖中，无留洋经历的只有西乡隆盛与大隗重信两人，而他们自间接获取的西方见闻与学养，不必说中国传统士大夫，即便较之曾胡、左、李也更为丰富：中日《北京专条》签订后，李鸿章立刻派英国人比德曼为信使，会见英国公使威妥玛，商谈购买军舰事宜，积极为清廷购舰出谋划策的，正是英国总税务司赫德。赫德在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的建议下，向清廷力荐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制造的“伦道尔”式炮艇，即薛福成在1881年《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中的“师丹式炮船”，排水量260～1300吨，却装有9～12英寸口径巨炮一门。李鸿章分别为南北洋海军购进7艘之多。然而从舰体设计看，它并不适于远洋海上作战，只能充当防御性质的水上炮台，足见当时中国传统官僚，即便远见卓识如李鸿章，对于近代海军技术，乃至所有洋务所涉及范畴，也缺乏同步与系统性的了解。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30年的里程，只有李鸿章扮演了一个全国上下自强运动之协调人的角色。”美国加州大学博士、新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历史学家李恩涵说，“然而在清代中后期君权愈加集中，朝臣职能权力愈发分散的情势下，他处处饱受来自慈禧、朝廷清流，以及其他地方督抚的掣肘与猜忌。”1891年6月，北洋海军成军不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烟台添筑炮台，刚获上谕批准，清流领袖、户部尚书翁同龢就奏请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械两年，李氏大为愤懑，也只能在写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私信中抱怨：“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不相与谋！”时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也顿足叹道：“人方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然而在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以及继任仁礼景范，先后3次提出海军舰艇总吨位达到12万吨位目标的不同造舰计划，虽然屡遭众议院否决，但最终由于明治天皇于1893年2月亲自调解政府议会分歧，并决定在其后6年内，每年从皇室内库中拨出30万日元充当造舰经费，使得日本终于在甲午战争前夕拥有了了共计排水量6万吨以上的舰只。

不仅如此，在洋务近代化的宏大层面上，李鸿章和沈葆桢、刘坤一、丁日昌、左宗棠等人互为应援犄角，但一进入实际层面，则因为畛域派系，明争暗斗。1879年5月11日，李、沈两人以合奏形势向朝廷建议，任命江南提督李朝斌为外海兵轮统领，奉天直隶、福建等省水师兵轮应两月一次开赴吴淞口，在其麾下合操。福建、广东两省表示坚决反对，此后不到一个月，朝廷根据丁日昌的建议，任命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赴福建、台湾一带总领水师，先行练成一军，然而不到一月又作罢。两年后，内阁学士梅启照上奏整顿水师十条，提出设立外海水师提督，节制沿海各镇。坐镇直隶的李鸿章以北洋可近日自成一军为理由，建议北洋先设提督一职，而在南洋分设苏浙外海水师提督与闽粤台地区水师提督，重提三洋并举旧案。而刘坤一自知无力与北洋对抗，更不愿意把南洋海军实力再被一分为二，便上书反对建立统一的外洋海军，主张沿海兵轮按旧制，归各镇各省管领，最终使得清廷早期“三洋并举，互为应援”的海军发展计划化为泡影，在1894年只能以一支北洋海军去应付日本倾全国之力打造的联合舰队。

“洋务大员们耗费巨资从海外买回了机械设备，成立了一座座崭新的军工厂，然而它们成了洋务大员督抚的私人事业和权力根基。”美国历史学家L.康念德在《李鸿章和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中这样说，这些企业无一不带有强烈的地方和官办色彩：旧有的拖沓和官僚主义腐败作风，财政来源不可靠，从未摆脱对于西方顾问的全面依赖，并很少能实现全国性合作协调与长期通盘策划。1873年，江南制造总局开支的1/3即用于人事和行政，督办冯祾光和一名德国亲信代理采办商穆勒达成私下协议，分享后者介绍的每一家外国军火公司提供的20%佣金。江南制造总局引进了生产先进雷明顿后膛步枪的外国技师和生产线，然后就尴尬地发现，手中居然没有一条生产其专用火帽和黑色火药的生产线以资配合——直到两年后，一家专业工厂在龙华匆忙建成后，雷明顿式步枪才开始从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线上被制造出来，分发给南洋与北洋各镇军队。同样，在湖北广济煤矿被开凿前，位于南京的金陵机械局也不得不依靠昂贵的进口煤炭以维持武器生产。

更糟糕的是，领导晚清自强运动的中国先进分子，迟迟未能将改革延伸至制度层面，并未了解西方军事、工业技术先进的根源，背后助推力乃是它的现代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李鸿章曾自信满满地宣称，中国文武制度皆优于西方，所缺只有轮船与开花大炮。最先主张改革由器物之道进入制度乃至文化层面的，中日两国皆不乏远见卓识之士，然而其遭遇也南辕北辙：诸如王韬、龚橙等聚集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最早接触西学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心中始终渴望经过科举登上仕途“正道”。1859年秋，王韬返回昆山参加乡试，遇到同乡徐杏林，顿有百般感慨：“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气渐颓，而学问无所就，徒踞天嵴地于西人之舍，仰人鼻息，思之可为一大哭。”曾入李鸿章幕效力的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于1875年出任首位驻英国公使时，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而李鸿章却对他出洋表示鼓励、支持。为了表示“平衡”，清廷只好任命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署，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做了介绍。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在李鸿章、曾纪泽等洋务大员的力保下，虽免于朝廷问罪，但最终在1879年郁郁离职，在骂声载道中凄然返回故乡长沙，终身未获一官半职，1891年7月18日，郭氏病故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与王韬、郭嵩焘的失意，悲情相反，1871年12月，以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包括参议木户孝允、外务少辅山口尚芳、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等明治政府核心官员重臣在内的“岩仓使节团”在万众欢送、举国瞩目下，于横滨港搭乘美国邮轮“亚美利加号”，前往美国和欧洲等15个与日本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访问。明治政府在《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中，明确规定了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任务，一是“借政体更新”，向各国政府“修聘问之礼”；二是为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希望”，以便“依据万国公法”，“修改过去条约，制定独立不羁之体制”；三是“视察欧亚各洲最开化昌盛之国体与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合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求公法中适应之良法、调查施之于我国国民之方略”。届时岩仓氏年方46岁，大久保利通41岁，木户效允38岁，而伊藤博文更是刚刚迈入而立之年。在起航前，使节团已经在内部分成了几个任务不同的小组，分别考察西方的宪法和政治体制、贸易工业、金融教育等不同领域的现状与成果。在与美国总统格兰特、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会谈后，岩仓等人立刻认识到，在日本无法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情况下试图修订条约，取消欧美在日不平等特权，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于是立即将重心转移到考察上。使团成员，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日本著名比较文学研究家平川佑弘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紧锣密鼓般的行程：“火车一到，我们就把行李卸在旅馆，一天的忙碌开始了。白天我们不停地从一地转向另外一地，观看会去原木表皮的机器和轰鸣的蒸汽机车。我们站在机器呛人的气息中，周围烟雾蒸腾，身上落满了煤灰和尘土，黄昏时分我们回到旅馆，几乎还没来得及脱掉脏衣服，晚宴时间到了。我们不得不克服倦意，保持应有的威仪。等我们最终就寝时，天色已经微亮……很快陪同人员就会来到，带我们去参观兵工厂。”

岩仓使团之行，历时1年零10个月，共计游历美、英、德、法、意、奥等欧美12国，耗资100万日元有余，占明治政府当年岁入的2%以上。使团成员发现，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取得的成就和财富令人惊愕，并且这种优势要归咎于某种制度和文化上的因素，但他们无不相信这些东西可以被日本借鉴学习。木户孝允在日记中写道，英国之所以成为“雄视横行世界之国”，就在于其煤、铁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机器制造业、纺织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而这正是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重视发展工商业的结果：“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理，以保护人民为主旨……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对于这一点，负责考察西方产业情况的大久保利通体会最深，他认为：“大凡国之强弱，在于人民贫富；人民之贫富，在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对于这种意见，日本朝野丝毫没有表现出怀疑或厌恶，明治天皇本人即在给岩仓的回信中指示：“我们旨在从盛行于开化国家的不同制度中选择最适合日本现状者，适用于革新和政俗的改善。”

为何两个同样以儒家伦理哲学为指导的国家，其精英中坚阶层的意识形态如此南辕北辙？早稻田大学历史研究专家依田熹家的结论是，在日本传统社会，侍（武士）为四民之首，有固定封地以及禄米，故承平日久之时无生计之忧，其钻研涉猎不必拘泥于儒学，而常扩散于其他领域。相比封闭的中国明清时代，江户至幕末时代的西学研究源远流长，这种研究早期以荷兰语为媒介，故称为“兰学”，而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长崎顺理成章地称为日本兰学的发源地。1771年（明和八年）春，日本名医杉田玄白从前往江户参府的荷兰商馆医师柯特维克处得到德国人约翰·亚当·克鲁姆斯所著荷兰译本，大为叹服，在与小滨藩医生中川淳庵、前野良泽一起进行数例尸体解剖以资印证后，决意将此书翻译为日文，1774年8月，《解剖学图谱》日译本以《解体新书》之名由江户须原屋出版，声称“医理之本在于远西荷兰，夫医学之本源，以探究人身平素之形体，内外之情况为大要”。1783年，白河侯的家臣石井恒又卫门将荷兰人哈尔马所撰《荷法辞典》的荷兰语部分译为日文，随后由稻村三伯等人汇总校阅，编辑为《波留麻和解》出版，成为日本第一部荷日辞典。

根据日本史书《兰学茗话》所记载，远江相良城主田沼意次担任德川幕府老中之时，荷兰商船每年带来天气寒暑表、暗室相机、观日玉、千里镜等品，出售或赠与前往江户参府的各地诸侯大名，使其无不惊叹其穷理微妙，从而在幕府各藩藩主中也出现了数位醉心于西洋学术科技的“兰癖诸侯”。佩里舰队于1853年叩关后不久，著名的兰癖诸侯崛田正睦就被任命为“外国挂老中”（即外交部长一职）。9月，德川幕府撤销了1635年颁布的大型船舶建造禁令，一月后决意向荷兰购买军舰。次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蒸汽机船“森宾”号受邀来到长崎，在停泊的3个月里，舰长费比尤斯中校受幕府之聘，以“森宾”号为教材，对一批幕府选拔的直属武士子弟讲授了关于现代海军的基础知识。第二年，荷兰政府接受了日本两艘炮舰的订货，并以国王名义将“森宾号”赠送给德川幕府，该舰被改名为“观光丸”，成为日本近代海军第一舰。随后，幕府长崎海军传习所成立，聘请荷兰海军上尉佩尔斯林肯等21人担任教官，首批学生即是幕府直属幕臣以及来自各藩的武士。4年后，当美使哈里斯要求缔结日美友好条约时，福井藩主松平庆永即征求亲信，兰学家藩士桥本左内的意见，向幕府建议结束锁国状态，开放贸易，并取西洋船炮之利巩固国防。

在幕末日本内外交困、矛盾激化的时代里，维新兰学派武士，以江户时代正统思想朱子学中“穷天地万物之理”为张本，逐渐将视野从唯心世界的思辨转向了自然科学世界规律的探讨。兰学家佐久间象山，原为蜚声国内的朱子学家，后专攻兰学，对炮术、兵学卓有研究，并爱好科技试验，曾亲手制作照相机、硝石火药等。倒幕战争和明治维新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胜海州、田松阴、坂本龙马、高山晋作都是其塾中门生。“东洋道德，西洋技艺”，是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提出的口号，而各藩改革派武士在互通生气，奔走交流之中，逐渐将这一口号细化为“维新，尊王，倒幕”。日本改革派地方势力与武士由此很快抛弃了类似中国洋务运动中“体用之争”的讨论，被其推崇的“西洋技艺”很快从坚船利炮、火车轮机等器物之道扩展到了制度层面，而本不凌驾技艺至上的“东洋道德”，其外延也不断收缩。1862年，佐久间象山的门生加藤弘之撰写了首部系统介绍西方立宪政治的著作《邻草》，数年后，佐久间象山的门生如坂本龙马，联合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参与订立的《萨（摩）长（洲）盟约》中，就明确规定了“天下政权奉还朝廷”设立上下议政局，以“诸侯会议，人民共和”为国体。

这批对西方技物之道推崇不已的维新派武士，在内忧外患中，迅速得以登上日本政治舞台施展抱负。1864年，英、法、美、荷舰队炮轰长洲藩下关后，长洲不得不急召高杉晋作等改革派藩士回国商量对策。在他的出面斡旋下，长洲巧妙地迎合了英国急欲在远东寻找伙伴，抵制沙俄南下扩张的企图，成功地缔结了相对有利的开放通商和约，并使四国表态不对长州藩倒幕运动加以干涉。4年后，在高衫、伊藤博文等改革派藩士的策划下，长州制订了大规模扶植现代产业的30年计划，包括兴建造船局、炼铁所以及制蜡印染企业，计划规定企业逐步售于民间。萨摩藩的“兰癖诸侯”岛津齐彬也开始训练自己的炮兵，组建了萨摩藩自己的海军军官学校，在鹿儿岛开办了建造蒸汽机船和生产西式步枪的冶炼所，并开始用西式工艺生产陶瓷，玻璃与农具，这些举动被看做是日后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小规模预演。

有了如是铺垫，明治政府在上台初始，就雷厉风行地在器物技艺、政经制度、文化教育三层领域同时展开改革：兵工厂开办，则继之以煤钢，机械制造，造船，然后铺开铁路干线，港口与其他公用事业。1871年，日本废藩置县，区分全国为3府72县，并设立文部省，模仿法国大学区制，统辖全国教育系统。1873年又颁布征兵法，全面实施全民皆兵的普遍兵役制。1881年，在法国法理学家布桑纳得指导下，民法改革草案完成。1886年，开始建立全国性近代银行系统，第二年颁布《文官任用令》，确定官员考试，铨叙制度，完成了藩阀官僚体制向现代职业官僚体制的转换。

很快，西方生活方式席卷了整个日本，明治天皇本人在莅临议会和各种公开典礼时身穿西式军礼服，平常百姓也蜂起效法，在和服外面罩上西服，手撑洋伞。在大阪，明治政府聘请英国建筑师兼工程师托马斯·詹姆斯·沃特设计了希腊风格的国家造币厂。当一场大火于1872年烧毁了东京繁华的商业区银座后，取而代之的是超过100栋带有阳台、门廊的西式红砖建筑物，街道拥有下水道和煤气灯照明。在这里，一家药店日后成了著名化妆品牌“资生堂”的前身，而年轻的钟表技师服部金太郎于1881年在银座中心成立了自己的“精工钟表店”。在距离银座不远的地方，政府还兴建了豪华的“鹿鸣馆”，这个名字源自《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什》，表示对于来自远方嘉宾由衷的欢迎与盛大的款待。外相井上馨亲自参与了它的外形设计，最终以一座华丽的意大利风格两层建筑，馆内拥有舞池、餐厅以及音乐厅和台球室，成为东京上流精英和外国权贵在周末社交的中心。芥川龙之介在他的著名短篇小说《舞会》中，就生动地描写了当时西化、奢侈的鹿鸣馆社交生活：“燕尾服和裸露的粉肩不停地来来去去，摆满银器和玻璃器皿的大台子上，有堆积成山的肉食和松露；有耸立似塔的三明治和冰淇淋；有筑成金字塔似的石榴和无花果……与舞台一栏之隔的大庭园里，覆盖着一片针叶林；静谧中，枝叶相交的枝头上，小红灯笼透出点点光亮。冰冷的空气中，和着下面庭园里散发出的青苔和落叶的气息，微微飘溢着一缕凄凉的秋意。可就在他们身后的舞厅里，依旧是那些花边和花海，在印着皇室徽记十六瓣菊花的紫绉绸帷幔下，毫无休止地摇曳摆动着。”

硬币的另一面，是为明治政府“富国强兵”理想而牺牲的无数人民大众，在距离位于日光的德川家康陵墓不远的枥木县足尾铜矿，大约1.1万名工人在来自当地监狱警卫的看守下，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用铁锤和凿子在矿壁上打出安防炸药的爆破孔，再用相同的工具将铜矿石打碎，用手推车送到地面。工人的住宅是木板堆积起来的临时建筑，屋子里既没有天花板也没有地板，粗糙的草垫子铺在炉膛周围的地面上，没有家具，垃圾成堆。在大阪、甲府等遍布日本的400多座缫丝厂中，80%的劳动力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年轻女工，每天分两班进行12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车间中的气温在夏天达到华氏100度，空气里全是细丝和绒毛，以及蚕茧令人作呕的味道。凶狠的男性监工手持剑道所用的竹刀，凶狠地逡巡在机器中，敲打那些动作稍慢的工人，并对姿色出众者加以调戏和侮辱。缫丝厂宿舍就像监狱，以插满竹签的高墙防止工人逃跑，每40～50名女工共用一间带有一个卫生间的大型卧室，每天的伙食则是一成不变且不足量的糙米饭、豆子和干鱼——1892年，大阪一家缫丝厂发生火灾，大约超过150名女工因无法及时逃出牢狱一样的职工宿舍而在大火中丧生。在侥幸活下来的人中，肺结核、结膜炎、赤痢是常见疾病，当时，平均每4个缫丝女工中就有一人死于肺结核。工厂主对此漠不关心，通常做法是给予一笔很小的赔偿金，让奄奄一息的病人回到位于农村的家中等死。相对于城市中的亲属，明治时代的农民也饱受新国家的剥夺，虽然土地改革和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得农民的收入在19世纪80年代上升了大约17%，但它立刻被新政府名目繁多的赋税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抵消掉了。大约有将近50万日本农民在此期间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或者城市工厂劳动力。

缺失的助推力

资本，是国家现代化改革所须臾不可离的助推燃料。雄心勃勃的明治政府上台之际，却发现德川幕府留给自己的是近乎空空如也的国库：1867～1868财政年度，新政府的正常收入不过366万日元，而支出却高达3000万日元之巨。在全国3000万石领地中，明治政府所能控制的不过是天皇名下的3万石直属领地。1880年7月至1881年6月，由于地税改革实物补助、农商务费、创业公债偿还额的增加，明治政府年度支出增加了1568万日元，从而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

正当日本明治政府竭尽所能，勒令所有国民胼手胝足，强行高积累的时刻，中国也在为自己的近代化苦苦筹措：1878～1883年，是晚清历史上难得的财政黄金期，平均年度节余达到400万两左右，这个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进出口贸易的扩张带来的海关关税增长。1861至1894年间，海关年税收从503万两增长至2300万两左右，截至当年底，洋务派地方督抚在12个省区，统共开设军事工业厂局20所以上，投入经费大约为1100万两。其后，李鸿章、张之洞又相继开设上海、华新、湖北织布局以及湖北纺纱官局，先后投资额达到500万两。如果计算开设矿业、铁路、电报等事业所用投入，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洋务自强事业所吸纳总资金大约超过3000万两白银。然而，与明治政府同期为了兴办工业所筹措的2.1亿日元相比，只有后者的40%左右。

原因何在？表面上看，清廷所担负的临时性开支，较之明治政府远远为多：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以及1885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军费开支即将近1亿两。再算上自1840年起，历次西方列强构衅海疆造成的对外赔款3800万两，以及共计4470万两的外债，实在无法承担起现代化工业“起飞”的需要。然而问题的实质，则是清廷尚无现代财政体制，缺乏国家具体预算决算计划，于是只能左右支绌，腾挪转移。1865年5月，江南制造总局建厂始费用约25万两，由李鸿章奏请于军需项下通融筹拨，来源为厘金以及关税，每年从上海江海关拨给两成洋税50万～60万两支用。同年建立的金陵机器局，历年用款则来自淮勇军需报销案内另册专案。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费用来自闽海关关税，崇厚的天津机械局购买机器和建厂的费用则是天津海关。自1876年起，总理衙门厘定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分别来自粤海、潮州等五海关并台湾沪尾、打狗（高雄）两口应提四成洋税，上海江海关两成洋税，以及江苏、浙江、江西等各省厘金。即便在拥有“提款优先权”的北洋，李鸿章不就便抱怨这种安排纯粹是“搪塞之计”，海关关税方面只有粤海、浙海两关能按时实数供应，其他“皆无指望”。至于被操控在各省手中，无统一制度，也无核实机制的厘金则更不能依靠，“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两”。

接着，户部又向朝廷上奏，从光绪二年七月起两年，将关税中本应解送南北洋海防经费中，分一半移交户部，以作弥补左宗棠西征新疆军费亏空所用。于是光绪元年七月至三年六月两个财政年度中，名目上各省关应缴纳海防军费700万两，实则不到1/3。根据《李鸿章全集·奏稿》中披露的数字，从1875至1880年6年间，北洋共入海防经费482万余两，1883、1884、1885年3年锐减，李氏只能以挪用淮军协拨和长芦运库银以及直隶海防捐输款项应对，实在是焦头烂额。

更雪上加霜的是，总理衙门和户部确定每年海防经费400万两后，此款项就成为中央地方各处窥视的一大财源。仅在1875至1880年6年间，清廷就从海防经费中以办理滇案（马嘉理案）、山西河南赈灾、惠陵工程、留美幼童经费、提还西征饷银等名目从中挪用100万两以上。不得已之下，李鸿章只能耍弄官场中常用巧取豪夺的手腕，另辟财源，以充当北洋购舰和其他海军支出费用。订购“定远”、“镇远”两艘“亚洲第一铁甲舰”的预算，原本是福建、南洋购买炮艇、巡洋舰之费用，外加各省拨借轮船招商局之官款，购买“济远”舰的款项则来自购买“定”、“镇”两舰的余款和挪用淮军当年奏销案中的43.8万两白银。

正当清廷朝野上下剜肉补疮，寅吃卯粮时。在大海彼岸，1872年明治政府就正式确立了金本位制，发行全国统一货币，并于同年公布《国立银行条例》，在三井、小野等商业财阀和旧有士族、华族的注资支持下成立东京、横滨、新澙、大阪等5家国立银行。在大藏大辅井上馨的建议下，英国人湘德出任大藏省顾问，为新设立的银行传习所撰写了《银行大意》等普及银行理财、投资、经营、财务等基础教科书，培养出了日本第一代金融人才。1880年，明治政府完成了土地改革，按照全新的地税改革法，地税被统一为地价的3%，全部由现金缴纳，确立明治政府财政经济的基础。新任大藏卿松方正义在1881年上台后，提出了回收纸币，确保金银币原材料供应，振兴贸易出口，对重要出口物资如茶、生丝等实施汇兑交易，以此加强正币积累，储备米粮以便抑价，设立正金银行开展海外汇兑业务等一系列政策。为了开拓收入，明治政府还于1882年以降，新增设了卖药印花税、酱油，烟草以及果品税，米商会所以及股份交易所中间人税，以增加年度收入。个人所得税也依据西法，采取累进税制。这样，从1881到1885年4年间，用年度收入结余回收纸币或者转入“储备金”的数额累计超过了4000万日元。

较之明治维新政府以中央权力为动力，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总体改革，晚清同、光两朝仍然在采用勉强修补，添加临时新政与巩固传统的“二元并立”方式挽救财政危机。诸如同治中期开始针对田赋不断减收而采取的“清赋”，将南来漕粮改为海运，试图恢复内地货物转运常关税，整顿两淮盐课与广开捐税等。根据崔瑞德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估计，19世纪80年代，中国GDP中66.7%仍然被农业占据，大约规模为白银2.2亿两左右。由此说明，在晚清“前现代性”传统财政体制下，政府能够实际掌握动员的国民财富极为有限。然而这些资本也并没有成为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助推力：虽然在总体产量上略微超过了50～60年代大规模战乱爆发前的水平，但由于人口的迅速恢复与上升，以及西方列强对于经济性作物的掠夺性出口，使得农业盈余产品无法被转化为工业化起飞所需要的资本和原材料。在1873至1913年之间，中国人口大约上升了17%，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7亩左右。虽然地价在飞速上涨，但由于农业整体技术停滞不前，使得平均每亩耕地只能收到0.26～0.6两白银的地租，只相当于地价的11%左右，远低于投资商业或金融所能带来的利润率。但由于在传统绅商看来，投资土地是唯一一项至为保险的投资，因此吸纳了大量本应投入工商业的资本。根据《大清会典》估计，全国8.4亿亩耕地中的50%～60%在大中土地所有者掌控下，“如此只能维持80%的中国人口生活在一种稳定而悲惨贫瘠的状态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则不可避免地成为新贵邻邦觊觎的头号目标。日本明治新体制既因内外压力而诞生，也适逢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全球之时，遂无法避免强烈的功利和国家主义影响。所以，维新派领导人物也认为以日本之独特优势加诸邻近国家，不难造成日本之地区霸权以及某种“共存共荣”局面。长洲改革派武士领袖吉田松阴在19世纪60年代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与俄美媾和，即成定局……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以满洲、朝鲜土地补偿之。”1881年，身为日本明治维新时代首要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在《时事小言》中，更直露地提出：“苟欲与西洋诸国人民争锋于当今世界大舞台，不靠兵马又赖其何？”他直露地提出“日本既为东洋文明及魁首”，对于中国和朝鲜，就应当“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使其效法我国，迅速进入现今文明之列。或在不得已情况下，亦可以我之武力迫其进步”。——这场改变东亚未来百年历史的战争及其结果就无可避免。■

（封面图片为刘公岛甲午战争陈列馆《威海卫保卫战》全景画） 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江户日本幕府时代之间百年中日文化日本中国明治时代三菱财阀三菱商事成败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