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垃圾的天堂

（文 / 袁越）

( 杭州市固废直运有限公司直运办公室副主任曹宏 )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素来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可是杭州市委市政府2010年1号文件破天荒的不是关于“三农”问题，而是关于杭州垃圾的清洁直运。

为什么要搞清洁直运？

“我家北面的窗子，终于派上用场了。我在这里住了21年，这扇窗一直不敢打开，因为屋旁就有一个垃圾中转站。”家住杭州市江干区华家池的一户居民对记者说。华家池属于西湖景区，有很多退休工人和老干部住在这里。区内房子大都是那种老式的筒子楼，彼此距离很近。垃圾中转站就建在两楼之间，夏天臭气熏天，雨天污水满溢。实行垃圾直运后，居民将生活垃圾倒在指定的翻盖式垃圾桶内，垃圾车每天来运两次，装卸过程全部自动化，工人不直接接触垃圾。装卸工甚至还会在垃圾车前放一块毯子，防止装卸过程中污水漏到地上。

“记者同志我跟你说，政府真是做了件好事。”一位华家池居民主动走过来对本刊记者说，“不但这里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房价也上去了。”据了解，这里的房屋均价曾经是1.8万元1平方米，今年初实行垃圾直运一周后，房价就涨到2.8万元1平方米，小区居民主动制作了一面锦旗送给了负责垃圾清洁直运的杭州市固废直运有限公司。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杭州市的垃圾清洁直运不但和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也和杭州市蓬勃的房地产业有直接的关系。此事可以追溯到去年初，当时杭州市著名的高档楼盘“盛世钱塘”的居民前往市政府静坐抗议，抗议对象就是距离该小区仅有50米的三堡垃圾堆放场。这是杭州市最大的露天垃圾堆放场。

( 距离杭州市中心15公里的天子岭垃圾填埋场 )

面对居民们的抗议，杭州城管委也束手无策。原来，杭州市近几年扩张速度惊人，市政府大力推行西湖景区“西进”政策，相继推出西湖新十景和西溪湿地等景点，并在城区范围内进行“二纵三横”道路改造，力争将杭州市打造成一座“生活品质之城”。这一系列城市改造计划吸引了众多外地人来定居，杭州城的基础设施明显跟不上城市发展，垃圾中转站普遍超负荷运行。

与此同时，杭州市的房地产市场像坐上了火箭，上升速度惊人。2009年杭州市的土地出让金位居全国之首，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在市区内新建一个垃圾中转站，可以说比登天还难。

( 杭州富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羊军 )

垃圾僵局引起了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2009年6月10日，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议要搞清洁直运：“不是我们想搞清洁直运，而是老百姓造反造出来的。”8月12日，杭州市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杭州市要成为国内首个实行垃圾清洁直运的城市。10天后，原杭州市公交集团二公司副总经理曹宏被调到杭州市固废直运有限公司直运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主管垃圾直运项目。

“我刚调来的时候想得很简单，不就是买几辆车，按时把垃圾运出来吗？”曹宏对本刊记者回忆说，“谁知一上手才知道技术上面临诸多困难，还涉及很多深层次的利益纠纷。”

( 工人晾晒刚刚提取出来的铝粉 )

据曹宏介绍，“清洁”和“直运”这两个词背后都必须有高科技作为支持。要想做到清洁，就必须引进国际先进的桶车对接、车车对接，杜绝垃圾溢出。要想解决运输过程中的跑冒滴漏，就必须使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垃圾运输车。另外，运输车何时出动、走何种路线也有讲究，去早了影响老百姓休息，去晚了垃圾满溢，这些细节都需要一点一点摸索。

更大的阻力来自各小区的环卫部门。以前杭州市每个城区都有自己的环卫所，固定资产常常被挪作他用，比如在中转站楼上开旅馆、建棋牌室等等。各小区环卫部门收上来的垃圾处理费归自己所有，管理人员受贿现象严重。各个环卫所自有一套队伍，事业编制的人员不愿转型，合同制人员鱼龙混杂，人员归属问题也不好解决。

( 仍使用古老造纸方法的作坊 )

“上述问题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垃圾清洁直运一直没能推广开来的主要原因。”曹宏对本刊记者说，“杭州之所以敢为人先，就因为市委市政府的决心很大，经费和措施都及时到位。”

首先，杭州市拨款3.9亿元，购买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车辆和设备。垃圾运输车全部是日本五十铃，垃圾压缩设备选用美国斯堪顿和日本富士重工，部分电瓶车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甚至还安装了空调，让环卫工人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其次，杭州市政府迅速出台了两份协议和一个方案，规定原小区环卫所事业编制的员工就地转换身份，成为社区垃圾分类指导员，合同制员工则全部进入直运有限公司，成为正式员工。环卫所原有的土地和硬件设备全部转交给直运公司无偿使用40年，但保留了各小区的垃圾处理费收费权，保证了收费的积极性。

有了经费和政策的支持，杭州市的垃圾清洁直运进展神速。自2009年9月25日起，曹宏和他的39人团队开始了中国大陆的第一次垃圾直运试验。一年后直运公司总人数就增加到了1301人，其中888人是来自各城区环卫所的合同工。运输车也从12辆增加到270辆，每天的垃圾运输能力从90吨增加到2300多吨。截至10月底，杭州市5个主城区已经全部实现垃圾清洁直运，包括华家池中转站在内的8个城区垃圾中转站完成了功能提升和改造，原三堡垃圾堆放场被彻底取消，原址即将建成一个渔人码头，成为杭州市第二个花港观鱼景点。

“天堂”里终于见不到垃圾了。

不过，这些垃圾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垃圾桶的盖子遮着运出了城，运到了距离杭州市中心15公里处的天子岭垃圾填埋场。这是杭州市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坐落在一个巨大的马蹄形山谷内。该填埋场在国内首创了山谷型填埋场垂直防渗技术，一期工程占地28公顷，设计库容量600万立方米，投资1.1亿元，于1991年4月建成并投入运营。第二期工程就建在山谷下方，设计库容量2200万立方米，投资8亿元，2007年5月投入使用。一期填埋场则全部封闭，并在上方填土种花，变成了一座生态公园。

本刊记者站在公园向下望去，偌大的填埋场大部分都盖着一层黑色的HDPE防渗膜，几乎见不到裸露的垃圾，这么做不但减轻了异味，还可以防止废液渗漏。来往的垃圾车络绎不绝，但车身都显得干净，因为填埋场在垃圾车必经的道路上铺了一层钢板，车轮胎基本上沾不到垃圾。

“天子岭填埋场无论是填埋技术还是环保指标都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有人说杭州市有了两张新名片，一张是遍布全城的自行车租赁，另一张就是垃圾清洁直运。”曹宏对本刊记者说，“为了便于管理，以固废直运和固废处理这两家公司为主体的杭州市环境集团今年9月9日刚刚挂牌成立，注册资金2亿元。我们公司属于国有独资企业，几乎包揽了杭州市的垃圾处理全过程。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出资购买服务，每吨垃圾运费170元，填埋费60元，加起来130元，市区两级财政各负责50%。”

除了垃圾处理费之外，这家公司还可以从沼气发电项目上获得收入。天子岭沼气发电厂1998年建成投产，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垃圾填埋气体发电厂，该厂采用了美国先进技术，年发电量可达1600万千瓦时。发出的电并入国家电网，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每千瓦时电的售价超过2元。为了增加发电效率，公司专门在防渗膜上开了两个小口作为作业点，大的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用于填埋普通垃圾。小的不到半个篮球场大，专门填埋厨余垃圾。厨余垃圾产生沼气的速度快，有专门的导气管将沼气导出来送入发电厂。

作为一家企业，环境集团照理应该希望垃圾总量越多越好，但杭州市早就明确提出将垃圾处理定性为“公益性事业”，放弃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道路，因此环境集团也必须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想问题。“天子岭平均每天填埋的垃圾总量2000多吨，节假日甚至可以达到4400吨。”专门负责垃圾填埋的副总经理张海华对本刊记者介绍说，“目前杭州市的垃圾年增长率超过8%，按照这个速度，原计划可以用24年的天子岭再过八九年就满了。杭州土地稀缺，新的填埋场很不好找，一定要想办法减少垃圾填埋量。”

据张海华介绍，杭州市目前平均每天产生3800多吨垃圾，其中大约有1000多吨被送到杭州市的3座垃圾焚烧厂焚烧发电，其余的都送到了天子岭。垃圾焚烧发电也可以享受新能源补贴，对垃圾的需求很强烈，但垃圾焚烧近几年口碑很不好，因此虽然杭州市政府早在2009年8月就提出杭州垃圾“直运为主，中转为辅；焚烧为主，填埋为辅；分散为主，集中为辅”的处理原则，但“焚烧为主”的政策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实现，不但新建焚烧厂选址困难重重，就连现有焚烧厂的扩容也遇到很大阻力。

即使焚烧厂问题解决了，垃圾焚烧后仍然会剩下大约1/3的高毒性残渣，处理起来更困难。所以说，要想彻底解决垃圾问题就必须从源头抓起，一方面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另一方面加大垃圾的分类回收，增加重复利用率。

“杭州市2000年就进行过一次垃圾分类试点，将垃圾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但效果不显著。”曹宏对本刊记者说，“今年杭州市将再次开始试点，将垃圾细分为厨房垃圾、其他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这4类，分别标以黄、蓝、红、绿这4种颜色，方便居民识别。”

这4种垃圾中，有毒有害垃圾量包括针头、荧光灯和涂料等等，总量很少，有专人负责处理。可回收垃圾包括废纸、废金属和废塑料等，由物资局负责回收。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由环境集团负责直运，前者填埋发电，后者一部分焚烧，剩下的填埋。

4种垃圾总量最大的就是这个语焉不详的“其他垃圾”。中国老百姓历来有节约的传统，报纸和玻璃瓶等价值高而且相对干净的垃圾早就被废品站收走了，但很多零碎的垃圾，尤其是餐盒、方便面盒、牛奶盒、一次性水杯和食品的塑料包装等脏垃圾就都被归为“其他垃圾”扔掉了，它们的命运除了焚烧就是填埋，回收利用率一直很低。

我们通常所说的“垃圾问题”，症结就在这里。

谁来分拣利乐包？

杭州市环境集团办公楼的墙上贴着一张宣传画，画的是杭州垃圾处理的历史。杭州市环卫处直到1982年才在四堡建设了第一个垃圾临时堆场，在此之前，杭州市的生活垃圾全都送往乡下堆肥，不存在垃圾问题。

如果一定要为垃圾问题定下一个起始日期，那就应该是1944年3月27日。就在这天，一位名叫鲁宾·劳辛（Ruben Rausing）的瑞典发明家为自己发明的一种食品包装技术申请了专利，这个编号为GB588343的专利就是大名鼎鼎的利乐包（Tetra Pak）。最初的利乐包是四角形的，只占食品总重量的3%；它的纸质外壳内含有一层塑料，可以帮助定型；还有一层铝箔，可以阻挡光线射入，防止食品变质；最重要的是，它非常廉价，使用一次即可丢弃。也就是说，比起传统的金属或者玻璃包装，利乐包降低了食品售价，改进了食品卫生，降低了运输成本，好处是很多的。

利乐包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食品包装的概念，也改变了人类获取食品的方式。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丢弃的利乐包，它在自然状态下很难被降解，所含的塑料和铝箔又使得它很难被造纸厂打成纸浆，重复利用。此后出现的塑料袋、塑料盒、纸杯，以及一次性方便面碗等食品包装同样具有上述问题，再加上它们被使用后通常很脏，难以清洗，使得食品包装成了垃圾处理过程中最令人头痛的部分。

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食品包装的分类回收工作是由拾荒者来完成的。杭州市实行的垃圾清洁直运把拾荒者赶出了垃圾中转站，赶出了填埋场。“如果填埋场混进了拾荒者，就等于我的管理工作没做到位。”张海华对本刊记者说，“拾荒者只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会把垃圾弄得很乱，填埋场的作业秩序得不到保证。而且垃圾填埋场会产生很多沼气，稍不注意就会酿成事故，所以天子岭不可能让拾荒者进来。”

但是，没了拾荒者，很多本来可以回收利用的垃圾就只能被埋掉或者烧掉了。比如，利乐包中的铝和塑料可以提取出来重复使用，纸壳用的是第一代优质长纤维纸浆，打碎后可以制成质量极佳的二代再生纸，价值很高。正是由于回收不便，整个“长三角”地区只有一家造纸厂以利乐包为原材料，这就是位于富阳县的杭州富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本刊记者专程前往这个距离杭州市不到一小时车程的造纸之乡采访，见到了公司总经理羊军。今年45岁的羊军身材魁梧，肤色黝黑，留着小平头，举手投足很像一名军人，但他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心灵手巧学会了木工手艺，做了10多年木匠。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免俗，进入了造纸这个行业。下面就是羊军的故事：

“我们县有2000多年的造纸历史，最多时全县一共有380家造纸厂，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造纸行业工作。我从小就浸在里面，论起实践经验来比大学生强。2000年我接收了一家小造纸厂，正式进入这行业。我喜欢研究机械，专挑别人做不了的纸。当时有种卷用纸的纸芯很硬，打不碎，没人要，我研究出了打碎它的办法，从此全县的纸芯都到了我这里，赚到了不少钱。

“尝到甜头后我又开始研究奶盒。进口废纸中含有很多奶盒，里面含有塑料和铝箔，不太好弄，通常大家都拣出来丢掉，我研究出了打碎它的办法，从此全县的奶盒以及它们的定价权又都归了我，省下了大笔原料费。

“2004年利乐公司找到我，双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利乐提供铝塑分离技术和部分设备，并将利乐包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低价卖给我，我来负责引进新的生产线，扩大生产能力，并在国内建立利乐包回收网络。就这样，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开始我觉得利乐包没人要，来卖废纸的顺便搭一些利乐包应该没问题，便开价每吨550元，但几乎无人问津。于是我不得不提高价格，到2005年9月份时收购价就已经提到了每吨1600元，今年更是涨到每吨1800元，遇到成绩好的供货商还要支付每吨200元的奖金。比起普通废纸每吨1600元的价格，利乐包算是很有优势了。就这样，我在全国17个省市建立了60多个回收点，最远的回收点在广东省，那里有个供货商跟我说，他们在当地每收一吨利乐包需要1500元，运到富阳每吨运费二三百元，一个月可以运两车，每车30吨，算下来每个月可以赚1万多元。我们计算过，光是我们公司回收的利乐包就创造了4000多个就业机会。

“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在各地建厂呢？这样不就可以节省运输费了吗？提这个问题的人一定不太了解造纸业的运作方式。像我们这样的中小规模的造纸厂很希望抱团，这样一来各种人才都好找，尤其是维修工，招之即来，机器出了毛病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原料供应商也希望把纸运到造纸厂集中的地方，对他们来说，运费是小事，资金周转才是大事，他们最希望货运到了很快就卖掉，最不喜欢等待买家。另外，造纸厂集中起来也便于政府管理，比如造纸需要蒸汽，废水需要特别处理，这两样全都被富阳政府包下来了，解决了造纸厂的后顾之忧。

“去年我们公司盈利了300多万元，这对一家环保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我又投资了3000万元引进了一台年产3万吨的纸机，员工总数从80增加到200人，利乐也投入了950万元，并租借了一台铝塑分离设备给我。这样一来，我就需要扩大收购量，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原来我每年能从利乐低价拿到1000多吨边角料，今年这个数字没变，但所占原材料的比例就降低了，于是成本大涨，从6月份到现在一共亏损了243万元，一直靠贷款勉强支撑。我算了一下，按照现在的生产规模，利乐包收购价必须降到每吨1400元才能盈利。

“更糟糕的是，今年国家号召节能减排，夏天时经常拉闸限电，6月份以来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因为没电而不得不停工。造纸行业很忌讳中途停工，因为做好的纸浆很容易变质，只能倒掉。另外，夏天正好也是利乐包收购高峰，用不掉的利乐包一直堆到了仓库门外。

“总之，因为各种原因，原计划今年的营业额可以达到8000万元，但我估计到年底时能达到5500万元就已是万幸了。不过我不后悔，当初要是没有走上这条路，我这个厂肯定不存在了。为了节能减排，今年富阳县强行关闭了150家年产1万吨以下的小造纸厂，我原来的那个厂肯定在这150家里面。”

讲完自己的故事，羊军带着我参观了这家“侥幸”存活下来的造纸厂。厂房里机器轰鸣，工人们紧张地工作着，空气中有一股垃圾特有的味道，但比填埋场还是要轻多了。厂房外，收来的利乐包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厂房后则是一个污水处理厂，排出来的水可以养鱼。羊军还专门租下一个300多亩的鱼塘，用造纸厂排出来的水把它变成了人工湿地，不但饲养着很多鱼虾和鸭子，还吸引了很多野鸟前来取食。

“我之所以没有利用政府提供的污水处理厂，就是为了把我这个厂变成环保教育基地。杭州市的中小学生经常会来这里参观，我要让他们知道，只要管理得当，造纸可以是一个非常环保的行业。”羊军说，“另外，这么做还可以将一部分水处理后循环使用，节约了水资源。”

在羊军看来，只要不造成二次污染，他所从事的就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他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从3万吨利乐包里可以提取出2万吨纸浆、6700吨塑料、170吨铝粉，这就相当于每年少砍30万棵大树，少用2万吨石油，少挖5万吨铝土矿。另外，减少的3万吨垃圾还可以为国家节省150亩填埋场，节约垃圾处理费1200万元。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羊军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从2004年到现在，我的营业额一直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照此计算，到2012年时我这个厂每年可以处理10万吨利乐包，这就是我为自己定下的目标。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垃圾分类是关键，我相信政府一定会想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做一次简单的数学计算就可以明白羊军为什么这么说：利乐包的平均重量只有10克，10万吨就相当于100亿个利乐包！即使按照每吨2000元计算，每个利乐包的收购价也只有2分钱，光靠拾荒者去拣是不可能的，消费者必须事先进行分类，才能降低收集成本。

羊军当然明白中国的消费者短时期内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在垃圾进填埋场之前先过一次传送带，然后组织一批拾荒者去挑拣，拣出有用的资源进行分类回收。他甚至愿意为这个办法做担保，如果亏了由他来买单。事实上，这就是巴西一直在做的事情。巴西和中国一样，有很多廉价劳动力。巴西一家非政府组织和巴西政府合作，搭建了多条垃圾传送带，不但提高了垃圾回收率，还让很多无家可归者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据曹宏介绍，杭州市政府也有此打算。有关专家曾经认真考虑过对“其他垃圾”实施二次分拣，甚至有可能将其纳入“十二五”规划中，但专家们经过仔细讨论后认为这项计划的外部条件尚未成熟，目前仍然停留在论证期，没有最后拍板。曹宏认为，即使杭州市政府决定采用二次分拣，也不会招募拾荒者来做这个事情，而是会雇用“高素质”的工人，让他们操作机器进行垃圾分拣。“垃圾是国有资产，被任何人捡走了都可以看做国有资产流失。”曹宏说。

不管最后采用什么样的办法，都必须提高现有的垃圾回收利用率。否则，无论烧还是埋，垃圾问题都不能算真正得到解决。

结语

天堂里到底有没有垃圾？谁也没见过。但最早由古希腊人臆想出来的“乌托邦”这个理想社会，却一定是没有垃圾的。在古希腊人的描述中，生活在乌托邦里的人生活俭朴，只穿自己织出来的衣服，死后不留下任何痕迹。

不少西方环保组织提出了“零垃圾”的概念，看似很有些乌托邦的味道。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是有用的。垃圾不是废物，而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能做到合理的回收利用，就能让天堂里再也没有垃圾的身影。■ 利乐包曹宏天堂垃圾没有造纸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