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文 / 薛巍）

( 埃德蒙·伯克 )

真假保守主义者

11月2日，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对决，也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交锋。8月29日，保守派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提出“恢复荣耀”。集会的主要组织者和演讲人格莱恩·贝克是一位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的电台及电视名人。另外一位名人是萨拉·佩林，民粹主义茶党人群心中的宠儿。她发表了长篇演讲，颂扬在异国他乡“为自由而战”的美国士兵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

茶党运动所取得的成功已经令许多民主党人感到紧张。有人呼吁民主党人进行反击。可惜奥巴马身负明显的缺点：他是在两个精英大学接受的教育，在民粹主义气势上升的时刻，他却不便站出来反击。好在著名的晚间政治讽刺节目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和斯蒂芬·科尔伯特10月30日发起了“恢复理智和/或恐惧”的集会，吸引了20多万自由派的参与。之前奥普拉也与这两位主持人结盟，“为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事业推出了一门重炮”。

自由派学者、美国巴德学院教授伊恩·布鲁玛在《伟大的美国茶党》一文中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民粹主义的动因无非恐惧与憎恨。恐惧无权无势，恐惧无社会地位，恐惧无基本权利；憎恨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精英，憎恨据称夺走了我们生计的外国人。生活在广袤平原上的美国乡民，与外界不相往来，他们历来渴望归属于某个社区和神秘身份，这表现在他们一大群一大群地聚集在教堂和帐篷之中，聆听魅力超凡的贩子们做出的庄严教导。萨拉·佩林与格莱恩·贝克就是那一长串布道士和政客的继承人。”

美国布鲁克林学院政治学副教授科里·罗宾在《为什么保守主义者喜欢战争》一文中说：“今年是《权威人格》出版60周年，这曾经是阿多诺最著名的著作。今天它的大部分内容都被遗忘了。只有一个例外：它对伪保守主义者的描绘。阿多诺和他的三位合著者最先定义了这种类型的人：渴望复仇和使用暴力的公民，他们可以冷静、克制地承认自己的信仰，但受到煽动时，会废除任何看上去他认同的机构。他们易于受到暴力、无政府主义和破坏欲的影响，喜欢战争和街头的混乱，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的自我克制和折衷精神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真正的保守主义和伪保守主义的区别有很多——前者读伯克，后者不读；前者维护古代的自由主义者，后者嘲笑他们；前者寻求限制政府，后者寻求强化政府。但二者的区别经常落脚于暴力问题。伪保守主义者迷恋战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则渴望和平。”

( 格莱恩·贝克 )

保守主义运动所包含的对暴力的论证源自埃德蒙·伯克本人，尤其是他的《对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这是伯克20多岁时出版的美学著作，不是政治著作，但是伯克在其中提出了一种道德心理学，认为自我需要一种只有痛苦和危险才能提供的负面刺激。这一因素后来经常出现在保守主义的经典作品中，如法国的梅斯特关于刽子手的思考，托克维尔对1848年革命的回忆，西奥多·罗斯福的演讲，卡尔·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和丘吉尔的历史著作以及福山的《论历史的终结》中。

伯克在该书的开头探讨了推动人们意欲向外的各种动力。首先是好奇心，好奇心得到满足后我们会感到厌倦；其次是对快感的追求，获得快感后我们会变得懒散；接着是模仿，通过模仿，我们能学到礼貌和道德规范，得出见解，变得文明。但过多地模仿他人之后我们会失去自我。

( 伊恩·布鲁玛 )

这么多心理的大门都通向忧郁，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说，忧郁不是潜伏在边缘的状态，而是位于人类境况的中心。一切行为都停止了，造出了一种忧郁、绝望、沮丧和自杀的环境。如果人想活下来，他必须受到一种比快感或享受更振奋人心的经验的激发。心灵必须变得敏捷，身体要全力以赴，整个人要紧张起来。最能激发这种状态的是面对非存在的时候。痛苦和危险是崇高之源，是心灵能感觉到的最强大的情感。崇高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同时使我们的自我感最小化和最大化。当感觉到痛苦或危险时，我们的灵魂的运动被悬置起来，心灵惊慌失措。我们感到自己被掏空了，外部存在成了全部。但吊诡的是，我们又前所未有地感到自己的存在。我们的注意力受到激发，各项官能也发动起来。我们感到自己不仅包含着自己的身体，还有外部世界，感到自己膨胀了，变大了，边缘扩展了。正是这种既崩溃又膨胀、既受到压迫又无限放大的感觉产生了强大的、劲头十足的自我感。

伯克没有提出并加以回答的是：这种灭绝和膨胀同时出现的感觉会推导出怎样的政治形式？一种可能是等级制，既要求服从，又要求统治；另一种可能是暴力，尤其是战争，要求杀人或者牺牲自己。也许并不偶然的是，二者都对保守主义的理论传统和历史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跟伯克的论证一致的是，保守主义者通常都更喜欢暴力。

行动自由主义和运动自由主义

布鲁玛指出，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相互矛盾的。在美国，自由主义被与左派联系了起来，认为政府应该在构建更平等的社会时发挥强大的作用。在欧洲，自由主义的意义与此相反，是保守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对爱德华·福斯特等人来说，自由主义既是政治方案，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描述：自由、温和和宽容。

跟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不同，布鲁玛认为，自由主义是对付暴力极端分子的最佳方式，虽然自由主义的温和和宽容是反英雄主义的，他们强调个人自由而非集体进步或民族强大，这带有追求舒适的小资生活的意味，而激进的事业需要做出牺牲。布鲁玛认为，享受快乐的自由像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一样值得为之斗争和做出牺牲。反自由主义者说，自由主义者宽容一切，但不相信任何东西。由于他们没有坚定的信念，就容易被有信仰者击败；自由主义还缺少共同的梦想和宏大的远景。但首先，英雄主义不一定需要使个人精神融入一个军事化的集体，使本能战胜思想。为民权或自由冒生命危险的人并不是只追求安逸的小资。

美国专栏作家乔纳森·奥尔特说，也有拥有理想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内部存在策略性的分裂，有行动自由主义和运动自由主义。行动自由主义的现代根源是经验主义和科学方法，行动自由主义者是以政策制定为目标的实用主义者，努力地想做成一些重要的事情。运动自由主义者有时专门进行逻辑论证，更加理想主义，他们的内心和道德想象力可以推动最深层的社会变革（比较突出的是妇女运动和民权运动）。但他们经常过于沉迷于抱怨，显得对政治现实很天真，更喜欢能带来情感满足的姿态，而非渐进的改变。

美国克瑞顿大学教授雷诺提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一个区别是，前者像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一套理论来解释一切问题，后者是传统的文人，如约翰逊博士、马修·阿诺德和埃德蒙·伯克，他们实现了一种修辞性而非理论性的综合，用整体的情感而非解释一切的思想体系分析他们的经验。

伯克的同时代人边沁是功利主义之父。他用一个公式来回答所有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其吸引力是很明显的。一个边沁主义者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理解所有事情，只需要把对痛苦和快乐的度量放进功利主义的计算器。约翰逊、伯克和阿诺德的理解通过他们的修辞形象地表达出来，他们的观点源自他们的时代和地点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因此传播性很差。

因此理论有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诱惑人们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寻找一把神奇的钥匙，一个一般的理论，一块能把异质的生活变成纹理清晰的金子的魔法石。我们希望理论能让我们驾驭生活，不需要再反复追问如何生活。现代性整体上的特点就是，渴求一劳永逸地解决层出不穷的责任、义务和职责带给我们的痛苦。我们希望没有美德的正义，希望世界由公式来维持，而不是由承受着跟他人有关的情感和欲望的个人来维持。理论并不能化解或穷尽我们去认识和理解世界、在世界中生活的责任。生活具体的特殊性闪烁着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总是超出我们的抽象概念所能理论化和分析的限度。我们只有把自己沉浸于生活的特殊性中，让事物的真理，尤其是他人和我们的共同生活的真理分析我们的灵魂。”■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