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田田：被指控的中国留美博士

（文 / 李翊）

( 8月10日，翟田田的父亲到北京机场迎接回国的儿子 )

被退学与入狱

因被指控“恐怖威胁”罪名遭到驱逐回国的留美博士翟田田向本刊记者坚称，这起官司并非源于他和斯蒂文斯理工学院之间的矛盾，而是源于他和学院助理副校长约瑟夫·史丹利之间的私人恩怨。“现在，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我和学校之间的事。”

2010年3月5日，史丹利和翟田田之间有了第一次谈话。这之后，在3月8日、9日、10日，类似的谈话持续了3天。“校方装成是我朋友的样子，问了我很多个人问题，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问什么说什么。”翟田田告诉本刊记者。

翟田田说，在3月5日的谈话中，史丹利问他和罗红梅之间的关系。在翟田田看来，这是引发校方与他一系列谈话的导火索。在3月初，罗红梅曾经到纽约警局指控翟田田骚扰，而陪同罗红梅前往警局的，是翟田田的博士生导师。

罗红梅是一名美国白人女子，毕业于加州大学心理学系，曾在贵州大学学习中文，在中国生活了12年。2002年，罗红梅获北京舞蹈学院编导专业硕士学位，是这所中国著名舞蹈院校招收的第一位外国学生。作为第一位在中国“荷花杯”舞蹈大赛上获得中国舞金奖的美国人，罗红梅还曾在CCTV9主持“中华艺苑”。此后，她担任音乐剧《黑暗中的女郎》的舞蹈总编，是把美国百老汇搬上中国舞台的第一人。一年前，她回到美国，在纽约大学提什艺术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Arts）谋了一份舞蹈系的教职，开设3门课：中国当代舞、样板戏的历史和特点，以及现代舞在中国的赏析。

( 8月12日，翟田田接受蓝海电视（BON）采访，该节目将在美国纽约播出 )

“我告诉史丹利，我跟罗红梅是通过我的博士生导师认识的，我俩之间是普通朋友关系，而且这是我的私人生活，与你没关系。”翟田田说，随后史丹利问起罗红梅指控他骚扰的案子，“事实是前一天晚上，罗红梅打电话给我，被我挂了，之后她指控我骚扰。在纽约警察局，我向警方出示了我手机里保存的200多条短信往来记录，警方当时就让我走了。”

在随后3天的谈话中，翟田田说：“史丹利问我是否是美国公民，我说不是，我用的学生签证；有没有家人在美国？我说没有。他还说，我欠了学校6000美元的学费，我说我一般是在下学期开学前交清学费，虽然时间上会晚交，但是从没有拖欠过。然后他说，听学生反映，我在课堂上与同学吵架。我就给他详细解释了这个事情，我所在的课堂有5位博士，还有3位白人和1位黑人。3位白人‘比较抱团’，由于没有合作项目，我和一位50多岁的黑人同学与他们一直保持礼貌的距离，却常受到刁难。有一天，黑人同学没在，这3个学生一起指责我，我当时也没跟他们争执，而是从课堂上离开了。第二天，我给教授发了封邮件，认为这3个学生的行为对我的情绪影响很大，提出能否换一门课，教授认为没问题，同意了。在解释完这个问题后，史丹利仍然站在3个白人学生的角度，问了我更多的私人问题，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翟田田说，因为对史丹利的问题有本能的反感，他当时回答的语气显得很强硬。于是，在某次谈话中，史丹利要求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尊敬，然而，翟田田回敬了一句，“尊敬是靠挣来的，不是靠命令得来的”。

3月11日，翟田田被停学。在要求给予一个合理解释时，史丹利态度恶劣地回应：“I have the floor.”意即这里他说了算。

翟田田说，3月中旬，他受朋友之邀，参加霍博肯小镇电台一个节目，对镇上交通费上扬一事发表意见，当地媒体采访了他。在介绍自己身份时，他说是一个被停了学的博士生。这些媒体当即表示，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以告诉他们。

从3月中旬至4月，翟田田有两周申诉时间，他一直向校方提出申诉，并指出如果得不到合理解释，他会向镇电台和其他媒体寻求帮助。4月14日，他接到校方通知，要求他4月21日前离境。4月15日，翟田田给学校一位接线员朋友打电话，询问退学申诉被驳回后该怎么办，接线员说可以向总校长上诉，然而总校长因为贪污案被撤职了。“他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I'm going to burn down Stevens by suing them and going to ABC and CBS’(我会以诉讼及交给媒体的方式把学校的名誉毁了)。对方当即对我说，你不可以这么说。我解释说，并不是真的要烧毁斯蒂文斯的任何东西，这些词只是一个隐喻。”

就在翟田田说完这句话的六七个小时后，4月16日，斯蒂文斯理工学院一位校警带领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人敲开了他的门，以“恐怖威胁”和“非法入美”的罪名将其逮捕，并对他起诉。新泽西州霍博肯警方在向法庭提交的初步文件中指控，他“威胁要犯罪”，发出“恐怖性威胁”(terroristic threats)，“目的是要引起严重的公共不便，或将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烧掉，完全无视引起这种恐怖的风险”。

5月27日，斯蒂文斯理工学院告诉美联社，外界包括一些“外国”媒体误读了该案的起始缘由，当事人并非由于与教授起言语冲突的简单原因而被捕。该校发言人斯基内利(Michael Schinelli)称，翟田田早在3月11日便被学校停学，被停学原因是他本人“无数次”触犯了校方的行为规范。校方称掌握了翟田田违反学生规范的充分证据，这些“违规”行为牵涉到翟田田本人和其他多名非教职员工。

斯基内利透露，翟田田在该校就读多年，为许多人熟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校方在事发后曾试图联络他在中国的家人。然而，对于本刊记者关于翟田田触犯校方的行为规范具体内容的询问，斯蒂文斯理工学院以“保护学生个人隐私”为由拒绝透露。相比之下，翟田田则显得理直气壮，他说：“不要以保护个人隐私为借口了。我宁愿牺牲我的个人隐私，请学校说说我究竟触犯了哪些行为规范！学校为什么不敢说？校警跟我说的是，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身份认同的差异

与那些赴美后埋头苦读，社交圈仅限于华人，遵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行事原则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不同，翟田田说他一到美国便开始主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健谈，阳光，自信。”这是来自台湾的美籍华人王梅盈（音）对翟田田的形容。王梅盈在美国一家政府机构工作，3年前，她与人合伙在霍博肯地区开了一家中餐馆，王梅盈告诉本刊记者，她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见到翟田田的。

“他当时在华尔街上班，穿着整齐，每天下班后七八点钟过来吃饭。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和朋友来，他的朋友很多都是美国人。”王梅盈说，第一次见面，就觉得翟田田不像中国孩子。

这或许跟翟田田的性格和经历有关。翟田田出生于西安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是陕西电影公司的会计，父亲翟泰山是一名技术工作者，在翟田田出国的时候，翟泰山在湖南开的槟榔厂正处于创业阶段。翟田田说自己是一个自小便很独立，我行我素的人，他高中没毕业就开始在国外生活，高三是在马耳他念完的。出国前，他和父亲曾约定，父亲只需要帮他出一张赴美机票钱，在美国的生活他自己负责。

“按照规定，第一年过去，头9个月不能工作，我只能打零工。我帮别人洗衣服，一小时收7.5美元；做过收银员，带过孩子，帮人遛狗，扛家具，还修过下水道。直到‘大二’，我才在一家建筑公司找了份正式工作。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本科一年的学费在3.5万美元左右，我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自己负担了大部分，有两三次实在没办法，是父亲帮忙出的。”

2003年，不到20岁的翟田田进入斯蒂文斯理工学院就读。位于新泽西州霍博肯市的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是一所有140年历史的私立大学。该校的教授和学者在自然科学及管理科学领域享有盛誉，培养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瑞得·瑞恩、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欧文·朗缪尔及现代管理学之父费雷德里克·泰勒等杰出人才。在最新一期USNEWS全美大学综合排名中位列第83位。翟田田在学校参加的是“合作课程”项目，即厂校交替制，学生要5年才毕业，但5年期间，学生会到IBM、GENERAL FOODS等机构实习3〜5个学期。本科时期翟田田学的是土木工程，建筑质量管理，在研究生阶段，他的专业是系统工程，被停学前他是该校企业系统专业(Enterprise Systems)的博士生。

翟田田曾经的实习导师邵瓦在纽约一家工程顾问公司新泽西分公司工作。2004年秋天，翟田田在该公司断断续续实习了18个月，此间邵瓦任他的实习导师。邵瓦告诉本刊记者，在他的印象中，翟田田对事物的判断爱憎分明，性格外向，喜欢结交新朋友，性格有点冲动，有时因说话耿直遇到麻烦，但没有暴力倾向。

“翟田田是一个非常开朗友好、聪明、实事求是、想什么说什么的人。”而与翟田田在斯蒂文斯理工学院同学七年的亚历克斯·沃尔维斯(Alex Valvis)在给本刊记者的电子邮件中也如此评价他所了解的翟田田。

亚历克斯和翟田田是大学本科同学，此后在同一个领域获得研究生学位，因此他们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亚历克斯看来，或许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因素导致翟田田入狱，比如世界经济的不景气。“2009年2月，翟田田失业了。虽然他有积蓄，但是伴随着经济持续低迷，他难以找到新工作。他开始再次负债，需要我做他贷款的担保人才能待在美国继续修完他的博士课程。也是在这时期，他开始遇到一些我不方便透露的个人问题，这给他带来了压力。他的状况不好，需要从朋友那里借钱，他的个人生活也不好，被学校停学。他的压力太大，这导致了他最后会说那样的话。”

学校的权力

2008年后，王梅盈说她很少在餐馆里看到翟田田。“受经济危机影响，华尔街裁员，这条街上的生意一落千丈。2007年的时候，这里很难找到房子。到了2008年，大量房子出租或出售，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王梅盈的餐馆也受到了影响，和她合伙开餐馆的另两个投资人撤资了，剩下她自己独自支撑。

2010年，王梅盈听餐馆员工说，翟田田遇到事情了。“有一天，我看到他从餐馆大门口走过去，我问他要不要进来吃饭，他说没带钱，我说没事，可以先吃以后再付钱。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聊起了学校的事情。他说学校不让他去了，现在他在打散工，需要自己找工作。他还说学校对他们的政策不对，他代表同学上地方电视和报纸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当时还说了一句，田田，你要小心。不要做得锋芒太露了。那是3月底，学校已经约谈他了。”

4月的时候，翟田田寻找打工机会，正好王梅盈的餐馆缺人手，王梅盈提出让他来帮忙，翟田田欣然应允。

“4月16日那天，他来了。工作到下午14点，他说要回家一趟。他英文好，结单子很麻利，老外都很喜欢他。看店的女孩英文不好，舍不得让他走。他说，没关系，下午16点前一定赶回来。结果这之后，就找不到他人了，打电话也没人接。店里的女孩还对我说，是不是被他女朋友告了，被抓走了？”王梅盈说，直到5月5日，她接到店里女孩的电话，说收到翟田田从牢里写来的一封信。在信中，翟田田询问王梅盈是否愿意帮助他。

王梅盈说她有次去看望了翟田田，她说：“他很感动，还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只是说学校告他要放火烧学校，然后让警卫抓了他。‘9·11’事件后，恐怖威胁是重罪，因此他被关在刑事监牢里，里面大多都是黑人。他让我帮他找律师，还给了我他工作过的一个公司老板的电话。”

考虑到翟田田的案子牵涉到刑事和移民两方面，最初王梅盈觉得找个美国律师打赢官司的把握更大。然而打听下来，收费都不便宜。“他老板找的美国律师，开口要1万美元。我找的律师，光打刑事案件也要3500美元。而且我去了他的律师楼，整个楼里都是福州人，我觉得不对，这里是专门做移民官司的，未必能很好地帮到翟田田。或许找个中国律师对翟田田更有帮助。”于是，在看过海明律师为新移民申诉权利的案子后，王梅盈和翟田田的老板找到了海明。“我说我们是翟田田的朋友，愿意一人担一半钱，想请他帮忙。海明很豪爽，最后只收了3000美元，然后开始处理这件事。”王梅盈说。

在看完所有材料后，海明的第一反应是：检方小题大做，他说：“指控书上说他打电话要‘burn down school building’。首先，这种电话是不能录音的，不被知情而录音是违法的。即使录音了，也无法作为重要证据。恐怖威胁是重罪，如果最终定罪，要判5年。如果要证明翟田田有犯罪意图，需要有他的具体行为，但是指控书里没有。检方是无法定罪的，最多定为小型行为不当。”

海明告诉本刊记者，翟田田的事情牵涉到三个案子：一是纽约警局罗红梅指控他骚扰，如果被判有罪，刑期至少为1年。“这个案子比较简单，我跟检察官谈判了四五次，翟田田或许追求过罗红梅，但是他的电话短信记录完全可以证明双方是自愿的。因此纽约检方已于7月21日撤销了对翟田田的指控。不过，在纽约检方驳回了翟田田的二级加重骚扰罪后，罗红梅近日频繁给我的律师楼打威胁电话，并在书信中声称要告我和翟田田。她说她和翟田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感情纠葛。来自新泽西检方的‘恐怖威胁’这个指控已经降到小型违规，连罚款都没有，只要翟田田接受，可不留案底。一般来说，99%的美国人会接受，但是翟田田的父亲表示‘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他们拒不接受。这样就要看检方是继续起诉还是放弃。如果新泽西检方不起诉，那么翟田田可以反告学校。如果起诉，也不会有太大的罪名，往好了讲是无罪，往坏了说是轻罪，不会有任何惩罚。举个例子说，坐公交车没买票，如果被起诉，也算轻罪。”

三个案子里最难办的是联邦法庭的移民官司，海明告诉本刊记者：“4月16日翟田田被逮捕的时候，已经被学校退学，没有在美停留的合法学生身份，现场有移民局的3个探员，已经有逮捕令和驱逐令，合法停留的周旋余地太少了。而如果被驱逐出境，有污点，以后翟田田将永远不能进入美国境内。因此翟田田在和我商量后，决定以身份到期为由自愿离境，并做了申请。最后法院同意了，这样，只要他获得签证，还可以再回来。”

在处理翟田田案子的过程中，“学校和地方联合在一起，有意刁难翟田田”是王梅盈和海明最深刻的感受。“哈德逊郡不大，街道就这一二十条，但是斯蒂文斯理工学院在这里已经有140年历史了。美国很讲究Team，讲体系。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否参加过什么社团组织，这很重要。一个学校就是一个组织，一样有阶级划分，只是不那么明显。霍博肯市是保守白人地区，斯蒂文斯理工学院训练出来的很多学生在当地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体系和族群，地方势力很大。”王梅盈说，“翟田田先入的是刑事监，我们担心他在里头吃苦头，律师提出要保他到移民监。一般的刑事案件只需要交保释金就能保人，但是我们请的保人公司去了两次都保不出来。法官说要翟田田的护照，可是他明明知道，移民局官员早就没收了翟田田的护照。直到《纽约时报》的文章出来后，迫于舆论压力，才同意保人。因为觉得麻烦，保人公司不愿意做，是我自己去的。我去法庭交了保金，将单子交到刑事监，对方说，我们也很少做过这类案子，没敢接单子。3天后再问，人还是没转移民监，回答是没收到单子。我再去，对方收了单子，保释金交了5天后，翟田田才转到移民监。”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王梅盈对这一事件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也有孩子上学，可以这么讲，如果翟田田不是外国人，是个美国孩子，校长不可能随便让他退学。你可以不喜欢孩子的某些行为，你可以选择让他转学，但是家长和孩子依然可以找学校申诉。是不是要停学，需要学校所有教育委员开会，董事局做最后决定。翟田田在哈德逊惩戒中心被关了3个星期，校方没有通知家长，没有任何人去看他。如果他没有给我写信，如果不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不是因为翟田田英文好找了个黑人狱友帮忙送出起诉书和相关文件，将吃更大的苦头——让你自己坐牢，坐到你认罪为止，然后再被遣送回国。我也在美国读过书，很多美国学校对于外国学生是很宽容体谅的，它更注重你的思想、文化、想法。翟田田在这所学校读了7年，7年里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现在犯了个错，学校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把他送入监狱，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学校是否从爱护学生的角度考虑？”王梅盈说，在学校给翟田田的最后一封信里说到，他将被停学，学校希望他回到中国后会有更好的前途。“翟田田到底是个孩子，如果他当时给我看这封信，我会让他马上请律师和学校交涉。因为这封信传递了两个意思，一是事态严重了；二是学校的表现很不友善，有歧视的意味。即使最后不能改变退学的决定，至少他有60天的身份转换时间，在这期间，只要有学校接收他或者找到了工作，他不会出现身份问题。”

对王梅盈的这一说法，海明也表示了赞同，他说：“学校做得很绝，开除—送监—移民局递解，所有的程序在24小时内全部做完，翟田田根本没有转换身份的时间。”■ 翟田田史丹利留美指控田田罗红博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