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刮骨疗伤”

( 重庆市渝中区俯瞰图 )

打黑两度升级

今年6月，重庆江北区爱丁堡小区枪案发生后的几天乃至几周时间里，主导此次打黑的重庆官员们一直在审视“打黑行动”本身，特别是这场涉及这座城市方方面面的肃清行动的实际效力问题。

表面上看，这起枪案只是一个独立事件，它孤立于已经被廓清的重庆几个主要黑社会组织之外——一个涉毒，又用贩毒的资金拿来在重庆地下金融市场“放水”（放高利贷）的混混，黑了两个毒品交易伙伴6万块钱，结果在自家小区门口遭到了寻仇。可它造成的震动却非同小可，枪案发生在重庆警方大规模枪支收缴行动展开将近半年后，而侦办这起枪案时发现隐藏在民间的“火力”令所有办案人员大为惊愕。

“重庆打黑的战略部署最初就是从收缴非法枪支、管制刀具开始的。”一名接近打黑专案组的核心人士接受本刊采访时称：“早在一年前，公安局和武警就已经派出一些内线，调查重庆地下的枪支、刀具来源。今年初，重庆警方开始大规模清除地下枪支制售点，出动大批武警、公安，一下子端掉4个地下兵工厂，为日后的扫黑做足了铺垫。”“然而在查办‘爱丁堡枪案’的过程中，警方竟先后在嫌疑人抛弃作案武器的重庆万州区高峰水库中打捞起涉案捷克CZ759毫米手枪套筒、枪机座、击发机和6发子弹。在另一嫌疑人的亲戚家里搜查出两支56式冲锋枪、一支唧筒式猎枪、一支德国造PP手枪、一支仿制手枪和一枚手雷、一副手铐及439发各类子弹。这几乎是个小型军火库。”

这次意外“收获”极大挑战了已经持续200天左右的“打黑行动”的效力，看上去密不透风的部署竟有这么大的破绽。知情人告诉本刊，警方内部于是开始讨论，打黑的覆盖面是不是窄了？在打击范围之外，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的“漏网之鱼”？

( 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发生了大规模出租车罢运事件。图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在讲述停运的原因 )

后者更令人担心。这些逃出打黑触角的黑帮成员中不乏内线通风报信的结果，没人知道水到底有多深。从1997年大规模三峡移民开始发生在这个城市的高度的城乡融合，伴随着那些早就混为一体的人情关系和利益关系，它们根深蒂固地纠缠在重庆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基层社区中。

一个更有代表性的例子，同样发生在今年6月份重庆警方针对首批抓捕对象杨天庆组织成员和黎强组织成员的行动上。“令打黑小组领导始料未及的是，公安局抓捕会议正在部署，几十条短信就已经发到两人的手机上，通知他们早做准备。”接受采访的知情人士说。后来随着打黑的深入，人们发现，重庆日常负责扫黑、被称为“打黑支队”的公安支队下属一个分队，几乎半数人员与黑社会有联系，以至于整个打黑支队都面临重组。

( 12月1日，陈知益、邓宇平等人涉黑团伙在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

多数专家认为，地下社会发展至此，已经具备极为顽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担心，打黑组这边在深入并破坏这个隐秘社会的肌理，一边它已经在自我愈合。”这名被采访者称。于是，打黑除恶专案组成员们达成的共识是：重庆打黑需要进一步升级，用渗透来反渗透。

这是主政重庆的薄熙来全面开展“打黑除恶”以来第二次部署上的根本调整。第一次是一年前的8000辆出租车集体罢市事件，政府怀疑这起群体性事件背后受到民营公交老大黎强的教唆和操纵。当时，政府和黎强的渝强公司正陷于一场收购的谈判僵局中——重庆希望以渝强公司的“7字头”公交为切入口，来整肃无序的公共交通市场；而黎强狮子大开口，跟政府的要价高达1亿元。发生在这个当口的重庆出租车罢运，还引起了更坏的恶果：它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出租车行业里引起了连锁反应，这是对新上任重庆官员的公开叫板。

( 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 )

“照理说，作为民营公交老板，黎强不可能挑唆雇员来反对自己。但那场绵绵无期的谈判僵局让这事情意味深长了，看起来，也只有黎强有最直接的利益动机，他有可能利用社会稳定这个大筹码，向试图收编民营公交的重庆政府施压。”知情人说，“薄熙来是个厌恶被威胁的官员，他意识到，要在重庆推动一些变化，首先要扫掉一些障碍。”2008年底，原本和公安部主持的全国“打黑除恶行动”同步开展的重庆打黑，在全国一盘棋里，异军突起。薄熙来启动为期80天的打击暴力犯罪、打黑除恶、缉枪制爆专项整治行动，“以内部进行为主要方式，但规模是重庆25年来最大的”。

尽管没有对外公示，“爱丁堡枪案”在打黑专案组内部被视为提升打黑强度的信号和打黑运动的重大转折：由私密调查转向全面公开。而打黑除恶专案小组的官员们意识到，警界内部已经漏洞百出，在打黑全面升级之前，组织系统本身就需要做一个大手术。

( 9月26日，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被警方执行逮捕 )

官员和黑道的相遇

1997年，重庆直辖，文强面临着来到市局后第一次重要的晋升机会。市公安局的老领导退休，市长王鸿举正在考虑新的常务副局长人选，文强显然是这个职位最有力的竞争者：他在公安局的资历比较深，而且还拥有相当于硕士的学历。

文强的仕途一直伴随着重庆市行政区域的调整和建制重新划分，这段时期，重庆所辖各区县在重庆的地位此消彼涨。1983年，努力从四川省争取更多自主权的重庆，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中央批准重庆市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这被视为重庆实现计划单列的前兆。”曾担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陈之惠接受本刊采访时称，“与1954年、1964年那两次计划单列不同，1984年的重庆计划单列是全方面的，尽管行政上的四川省省辖市建制不变，但重庆开始作为相当于省级计划单位在国家计划中单独列户头，并享有了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这轮变动给文强带来了升迁的可能。作为重庆当时经济体量最大的巴县借此时机大搞机构改革，组建新班子，恰逢县委分管政法口的常委到成都学习两年，文强就接替了他的职务，得以跻身县委常委，而此前，他连县公安局副局长都不是。1985年左右，年仅30岁的文强升任巴县县委副书记。

1991年，重庆市公安局负责人看中文强，想调他来市里，开始提出建议让他升任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局长，但当时的巴县县委主要领导认为，这个职务安排太低，“我们巴县出来的干部，没这么安排的”。隔了一段时间，到了1992年，市公安局提出，文强不到区分局了，直接提为市局副局长，至此，37岁的文强完成了其仕途的第二次飞跃。1997年，重庆直辖，城市升级，新一轮的大范围建制调整和官员调动拉开序幕，文强再次站到了一个人生的关口。

事实上，远不止文强一名重庆官员此时遇到了仕途上的关键时刻，很多从周边县市来到重庆核心的官员都遇到了相似的情况。

很少有城市在短短的十几年内经历如此迅速而频繁的级别转换。不断加入到这个城市范围内的农村，不仅带来了困扰重庆许久的“大城市拖大农村”的一系列问题，还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而对那些像文强这样试图索取权力的官员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1983年，随着重庆身份的转变，干部的问题就已经若隐若现地出现了。”陈之惠说，作为重庆“单列”的一个交换，当时重庆和四川省协商的结果，是把落后的永川地区同重庆合并，“既然重庆要铁了心脱离四川，好歹要多带点‘兄弟’一起奔好日子”。但问题是，永川今后作为哪一级区划存在？重庆主城区有限的政府部门如何消化人数众多的永川干部？“永川地委、行署的成建制干部队伍到重庆，引发了重庆市级机关人员大调整，尽管原则上对口同级安排，但一、二把手之争始终难以平衡，更何况还有暂时无法安排上的干部。时任重庆市委常务副书记的廖伯康，到重庆头几个月，一天要接一堆这方面的电话，他在四川多年，人脉也广，找他打招呼的就更多。”

官员供需的失衡是这个城市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它在某些领域带来买官卖官、权力交易的后果甚至到四五年前依然存在。为此，2005年重庆市委组织部就曾专门出台了5项措施，严杀“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这股歪风。时任组织部副部长的钟旭秋曾表示，有些地方和部门仍存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严重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行为和现象。

1997年这座城市面临的变动显然比1983年要更为剧烈。作为直辖的交换，大重庆将被称为“涪万黔”老区的涪陵、万县、黔江和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并入，这些曾是川东最贫困地区的几个城市给重庆带来了将近2000万农村人口，也带来了大量需要安置的行政干部。以万县为例，为理顺行政体制，这场大调整撤销万县市及其所辖的三区，原三区更改为管理委员会，原万县市改为万州移民开发区，辖3个管委会并代管8县。

行政调整的精神是压缩编制，这和官员供给大量增加现实之间的冲突变得更为尖锐。一名重庆官员接受本刊采访说：“直辖后通过两次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撤销了原四川省的3个地级市，实现了重庆市对40个区县的直接管理，减少了大量机构和编制，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目前全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为35∶1，而重庆市为52∶1，由此每年节约的财政支出就达32亿元。”“这些裁减下来的财政供养人口，事实上并没有渠道有效消化，他们继续在体制内流通，这个时候，职位成为一个稀缺供需关系中的特殊产品。有些人通过关系来获取职位，另外，地方又在想方设法变相增加职位，一部分权力秩序在调整中就失去了控制。”

还是以万县为例，这名官员称，2000年，重庆撤销万州移民开发区，龙宝、五桥、天城管委会，更名为龙宝、五桥、天城移民开发区，代管的8个县脱离万州，由重庆市直管。几年后，重庆再次梳理行政体制，撤销了万州区下辖的3个开发区，终结了过去万州区下再辖区体制的不顺。而这样一来，3个开发区的人员，按业务归口，全部合并到区级机关。4个管理单位，合成一个单元，必然造成超编，机关队伍顿时膨胀起来。“为削减万州的干部积压及晋升问题，重庆市编办在核编时，特许区级四大家多设一个副职，部门也可多一个到两个副职。这却又给官员晋升带来难度。”

这样的背景下，官员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激烈。这次文强没有像之前历次调换中的那么顺利，拥有重庆同级公安官员最高学历的他，尽管在1997年已经是常务副局长的重要人选，却依然败给了另一个分管治安的副局长陈焕奎。直到2001年，身陷“涉黑案”（白云湖枪案）风波的文强凭借“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张君案”一举翻身，升为一级警监，正厅级侦查员，并成为建国后这个城市的第六任常务副局长。

在这样的“官场通胀”和“官场通缩”并存、职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一些跟文强一样面临仕途转折的官员选择了比文强更为直接的捷径，在一个黑色的地下市场里，买官者和卖官者出现了。同时，职业“中介”也出现了。接受本刊采访的知情人说，重庆黑社会的土壤之一，是在地下市场官员的倒卖中产生的，“这种黑色权力交易没有保障可言，因此唯一可以押注的就是民间信誉”。

一些版本大体相同的故事在这场打黑行动接近尾声时被还原了出来。知情人说，一名黑帮头目向警方供出了一名政府官员，牵出了一连串的买官卖官名单。“这名涉案官员花了300万元买官，但对卖方缺乏信任，因此找了这个黑帮头目出面作为公证。双方达成协议，如果最后事未办成，卖方要被砍掉一只手作为代价。”“这名官员在买官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向外‘批售’官位。”

这显然只是官员跟黑道相遇的途径之一，但毫无疑问，二者的结合已经比较广泛。直到盖子揭开，人们才发现这张关系网早已被编织得密不透风。因为“涉黑开发商”落网牵连出来的职务受贿官员北碚区副区长赵文锐落马后，原北碚区公安分局局长谢德玖、副局长王小恒，朝阳派出所原所长林海等，也都相继落马，专案组官员们发现，“北碚区几乎烂了一半”，“甚至有一个派出所一半的警员涉案”。

要对这张业已成形的网实施渗透，薄熙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助手，并且和他一样，这名“干将”也需要是一位外来者。

外来者王立军

1987年，三十出头的文强履新巴南副书记不久，王立军还刚刚是辽宁省铁法市公安局晓南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但他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拔掉铁法市晓南镇这个让人头疼的“治安盲区”。

这是王立军打黑生涯的开始。上世纪80年代的辽宁铁法和直辖后的重庆有着相似之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混杂，工业人口、失业人口和农村打工人口的混居——最直接的压力，就是治安上的。晓南镇的纪委书记张红军告诉本刊，当年晓南镇大部分人口都是从抚顺煤矿整个建制迁过来的，“被称作深圳小特区，经济很好，比较开放，这个开放指的是男男女女那一套，从抚顺带过来的风气”。也因为经济好，吸引了许多用不法手段牟取暴利的煤贩子前来寻找机会。

“小偷太多了，煤棚、大葱、木头什么都偷，农民到镇上卖鸡蛋，上来一群人围着挑鸡蛋，一会儿工夫人一散鸡蛋都给摸没了。打架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发生，那时候小流氓们喝完酒就打架，很多人都以打架为荣，双方找来二三十人，菜刀棍子全都用上，警察在旁边鸣枪都没用，打架打死的小流氓就有好几个，晓南派出所的所长一般人不敢当。”在王立军到来之前，晓南派出所28岁的民警王涛被人骗出家门，捅死在僻静处。

警察内部是王立军治理晓南镇的入口。“当时警察在老百姓心里的形象不好，走在路上穿着警服都有人敢骂。王立军来了之后，马上在派出所里办起了食堂，不许穿着警服进饭店，上班时间不能喝酒。”当时王立军的上级、晓南派出所所长汪润源告诉本刊。王立军和下面的警员约法三章，甚至具体到穿戴细节：警察上班得穿一样的衣服，系着领带，办公桌上物品摆放都有规定，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谁要是不利落，歪戴帽子斜穿衣，肯定得挨批评。

当时派出所里只有7名正式警察，除了指导员、所长、内勤之外，只剩下4个警察负责1万多人的治安。汪润源和王立军把镇上的老工人和老党员组织成联防队，分成两组戴着红袖章白天、晚上巡逻执勤。“我们白天就挨家入户调查，抓偷窃和非法同居的，那个时候物质匮乏，谁家院里要是堆着电线、电缆那肯定是偷的，家里有电视机的要是说不清合法来源也是有问题。”时任晓南镇司法助理的白克福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而张红军的任务是在晚上，他说：“我们穿着便衣分组在案件多发的重点地段蹲点，都是王立军亲自指挥的，光是从矿上往外偷铁管子的就抓了不少。”

在整治晓南镇的行动开始之后，1万多人口的小镇一天就能抓100多人。

“晓南”只是王立军从警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驿站，但这里几乎奠定了他后来的行事方式和工作风格。他开始把自己置于那些“混混”和“黑社会分子”的对立面，他要扮演并树立一个职业警官的公共形象。几年后，他的舞台和战场扩大到铁岭、锦州乃至重庆，战役和对手是类似的。几年前采访过王立军的报告文学作家周力军对王立军的第一印象是：“他穿着黑色的风衣、戴墨镜，人很魁梧。”——这是这名职业警官的标准像。周力军说，外出时王立军总是随身带着两把枪，“有一把是配给的手枪，他嫌小用着不得劲，他还有一把微型冲锋枪，开车的时候就放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周力军对王立军行事风格最直观的感受是在一次“扫黄行动”中：“王立军开的三菱吉普前面安了两个探照灯，后面安了两个探照灯，隔很远人们就知道王立军来了，他开车非常快，过铁路都不减速，我们一马当先在前面，后面的警车根本就跟不上。”“还有一次打击走私行动，接近抓捕目标后，王立军跳出他的‘沙漠风暴’车，一个箭步冲到了对方夏利车前，一拳砸碎了车窗玻璃，另外一只手举着微型冲锋枪‘嗒嗒嗒’就打了一梭子子弹。车里的走私犯先是一愣，然后束手就擒。”周力军说，“抓几个走私犯不一定需要举着冲锋枪打一梭子子弹这么大的阵势，但是以王立军的性格，他是爱破大案的，越是大案他会越兴奋。”

他时刻能感受到来自对手的威胁。王立军经常跟别人开玩笑主管刑侦的公安局长都活不长，因为生活没有规律，你不知道案件什么时候发生，电话就放在枕头旁边，铃一响就得走。“在铁岭打黑最紧张的时候，王立军把家人都送到外地去了，送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也不能问。他自己平时开会总是拎一个比报纸还大的黑兜子，我有一次好奇问他里面装什么鼓鼓囊囊的，他让我看是折叠冲锋枪。他走哪儿都随身带到哪儿。晚上回家要司机和警卫员两个人同时把他送上楼看着他进了家门才行。”王立军的老上级张宝富向本刊回忆说。

在他一个叫蔡强的朋友印象里，虽然铁岭普遍都是在公共浴池洗澡，可是王立军从来不去，他都是去调兵山市一个矿工用的澡堂，“因为那里没什么人”。

真正能被冠以“打黑”的行动要到王立军人生的首次破格提升之后。行动的规模，和这名职业警员被赋予的权力大小成正比。1994年，35岁的王立军从副科级的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被提拔成副处级的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后，他打算拿铁岭最有势力的一个黑社会团伙开刀，大干一番。

这场让王立军声名鹊起的“‘9·19’打黑”事实上刚开始并没有获得正式授权。参与当年打黑行动的警官范军是王立军的得力部下，他向本刊回忆说：“当时我们只是了解到这4个团伙的危害性很大，可是因为报案的人不多，我们有价值的证据不太充足，并案打黑的风险太大了，局里不支持。”

王立军要为打黑创造条件。“这个黑社会有两个头目——杨俊富和外号叫二亮子的张洪俊。一次新闻发布会结束，立军局长给了我一封举报信，是举报一个酒店卖淫嫖娼的问题，酒店的老板就是二亮子。我是从市局调到交巡警支队的，除我以外，我发现我的手下都跟二亮子很熟悉，其中一个警察的妹妹就在这个酒店上班，工作没办法开展，只能从外市请了两名侦查员到酒店摸情况。”范军说，“行动当天，绝大多数的警察得到的命令是去调兵山执行任务，坐的是出租车，到了酒店才知道真正的任务是抓捕二亮子。我进去的时候，都在抓妓女和嫖客，二亮子戴了一条金链子在里面到处走，没人抓他，我赶紧让人把他抓了，审一宿什么都没问出来，警察都跟他熟谁也抹不开深说。”抓捕二亮子得到了民间的支持，“举报信开始像雪片一样往公安局寄”，“（王立军）乘势请示到市委书记那里才得到了全面开展打黑的许可”。

结果，“‘9·19’打黑”让混乱不堪的铁岭治安一举改观，“连流窜犯都很少来了”。范军说，打黑行动后，王立军又在许多路口设立了岗亭，里面有警察24小时值班，方便老百姓报案和治安巡逻。他自己和下属的队长们也会在半夜开车在街上巡视查岗，防止有民警漏岗或者睡觉。

2008年下半年，锦州公安局长5年任满被交流到公安部，参与完歌星臧天朔涉黑案件侦破的王立军，接到调令，空降重庆。他要面对一个比以往任何一次行动都大得多的“战场”。

大清理

重庆打黑开展以来，来自警界内部的不同意见也始终针锋相对，据说，重庆某区一警局大半警员都递交了辞职报告，以示不满。王立军意识到，对于一个非常态的打黑行动，需要非常态的人事调整：跨区异地办案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

重庆的打黑专案组于是由最初的14个急剧扩展，参战警员急剧扩充，其中半数以上由基层区县调入。这开创了重庆有史以来成编制调动警力的纪录。

和在“晓南镇”的做法如出一辙，王立军对这些新增警员给出了直接而明确的要求：市局坐班的警官要穿白衬衣、西裤，皮鞋必须是黑色。他常常在深夜随机打电话，对值班人员突击检查。

“从抓捕杨天庆和黎强之后，公安局内部的人员也开始频繁调动。”为了填补区县警力的不足，重庆市2009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1188名，其中人民警察768名。

2009年6月“爱丁堡枪案”后，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工商、税务、银行等均参与联动。“打黑以来，每个专案组都是互相保密的。”唐国政对本刊说。他是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公诉二处副处长。打黑风暴以来，他和二分院的其他检察官都是一线打黑人员。

据介绍，每批专案组按照所涉案件严重程度分成A、B、C三类。

打黑的全面公开和升级，以6月份重庆市公安局向市民发出的“公开信”为标志。在这封信里，王立军呼吁市民“积极行动，检举、揭发、控告黑恶犯罪活动”。公开信印制了20万份，第一时间发送。与此同时，一个打印好回信地址、印有“绝密”字样的信封以及足够资费的邮票也被送达市民手中。公开信承诺，将依法严格为检举、揭发者保密。还破天荒地提出，在提供涉黑线索时，市民可以“直接约见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在接到预约要求后，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将及时安排时间与您面谈”。“打黑宣传工作被逐片逐人落实，每一个辖区派出所、片区民警都被安排负责一个区域，在送达公开信的同时也得向市民讲解如何向警方提供打黑线索。”接近专案组的核心人士接受采访时称。

为了瓦解警局内部可能存在的黑白结盟，王立军尽量将权力分解。这名核心人士说：“异地办案原则被严格执行，最大限度减少本地警员与案件的接触。所有进入专案组的成员，手机等通讯设施一律上交，在实施抓捕前，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即便如此，办案内容也对专案组成员高度保密，在实施抓捕前，大部分专案组人员甚至不知道自己去抓谁。”“大量动用武警力量，也是清理公安内部组织的有效办法。王立军今年被任命为重庆武警第一政委，为公安和武警之间联合行动打下基础。6月份抓捕陈明亮等人，开始调武警进入专案组，按照抓捕批次分三批调入武警力量，力度逐渐加大。”

打黑铺平道路后，从2009年6月开始，重庆已控制十几个黑恶团伙、嫌疑人1544名。■ 重庆市公安局重庆疗伤文强刮骨王立军重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