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目送》是关于生命的“大叙述”

（文 / 李菁）

“理智与情感”

三联生活周刊：从《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到这一次的《目送》，都是你关于个人情感方面的文章。而以往我们熟悉的，都是在社会公共领域层面上发言的龙应台。你个人的写作过程，“理智”与“情感”这两条线是如何交织着进行？

龙应台：它们也许对别人是问题，但对我从来不是问题。譬如说，我在写《野火集》的时候，我同时在写《孩子，你慢慢来》；也就是说，你一只手在面对社会的时候，另一只手在抱孩子，在喂奶。在我心目中，这两者从来就不是分裂的。

比如在《野火集》里，我关心的是社会环境、政治体制、社会发展这些议题，之所以关心社会体制健康与否，是因为你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宽阔，每一个人都得到公平待遇的社会里。在白天，我们为改革社会所做的一切努力，不都是为了里面的人活得更好？那有什么人比你怀里的孩子更为重要？所有面对社会、面对体制、面对强权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有一个根源。根源就是你对于个人的关怀。所以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完全相通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具体写作层面上，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龙应台：心情会有所不同。我在写《孩子，你慢慢来》时用了8年。我慢慢写，慢慢放着，也没想过发表有特别的必要，所以我从安德烈8个月大时一直写到他8岁才出版，写的时候心情特别愉快。但是写那些针砭社会的文章的话，是一个专心的、严肃的、工作的态度。特别是写那些挑战度比较大的文章，比如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我从头到尾写了25个小时。因为觉得一字千钧之重，不能有错，所以情绪不太一样。但是终极的关怀以及写作的初衷，完全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以往的作品中，我们习惯了一个强势的龙应台；但是在《目送》这本书里，你描写了很多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也毫不避讳地流露出面对生命的终极的苍凉感，你在写这些文章时，有没有犹豫过暴露这些内心的情感？

龙应台：不是犹豫不犹豫的问题，而是对我而言，文字艺术的分寸是最核心的东西。相对于以前针砭国事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比较透露我个人的情感。可是从《亲爱的安德烈》到《目送》里的那个人，又绝对不是我真正的个人。也就是说，我写什么不写什么，是中间有深思的。如果没有文字艺术的考量，而只是自己情绪的暴露的话，对我而言，那是最不值得，也是最不堪的东西。所以这些作品里呈现的是艺术的龙应台，不是生活里的龙应台；这是文字本身的独立的演出，而不是龙应台的演出，作者并没有站到舞台上去。

三联生活周刊：你形容写这本书的感觉，有如暗夜里长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龙应台：这是我，在人生课程，我的中年，同时发现孩子长大、父母衰老。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的时候，界定了什么是“中年”。这3本书，也是我在这两个人生阶段不断发现的过程：先认识到生，再认识到长，老、病、死，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要把情感用文字精准地表现出来，最大的难度是何处收、何处放。就像画泼墨画一样，何时浓、何时淡，什么地方一无所有，这跟文字的艺术是一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孩子，你慢慢来》，到《亲爱的安德烈》到《目送》，可不可以理解为你个人的成长过程？

龙应台：没错，我觉得可以说是“人生三书”，刚好是一个系列，不过它不是规划出来的。我写《孩子，你慢慢来》还不知道孩子长大后会是那样的，会出现安德烈那个阶段；写《亲爱的安德烈》开始意识到生老病死，但也并没想到会有《目送》。就像一条河从上游走到中游、流到下游，最终流入大海一样。不是事先规划的，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未来你的这种情感系列会继续写下去吗？

龙应台：不知道，我没计划，真的是生活到哪里，我写到哪里。一个人，想要安静下来，面对自己、面对生命的时候，他在读《目送》。我们眼下的生活像滚动中的一团火，但你迟早要找到一个阶段像冷泉一样安静生活。这个空间是无论如何都要在的，《目送》也许就是提供这样一个空间。

“小叙述”与“大叙述”

三联生活周刊：以前政论文章，面对不同的华人群体会有不同的反馈，从这种情感文章的反馈来看，差异性更大，还是共同性更大？

龙应台：每一个华人地区，因为政治环境与历史不一样，所以对那些政论文章的理解和反应也各不一样，这是预料中的。但是《目送》这一类文章，差异性就小了。

这本书在海外的渗透很有意思，有的朋友邮箱里一天会收到10次互相转发的《目送》，从南到北，很多大大小小，乡村读书会都在读这本书，是一本贴近心灵的书。有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是在飞机上读的。结果路上一直掉眼泪，觉得很尴尬，这种信特别多。他们认为，龙应台更深刻了，因为她提出了更接近人的本质的一个命题。

但有趣的是，在大陆倒有一些不同的信息，他们认为龙应台变小了，变软了，这种论调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也很好奇。《目送》这本书上折射不同的心态，我觉得非常有趣。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说以前你的那些文章是一种大叙述的话，那么这些情感类文章是一种小叙述，那在你理解中，“小叙述”遇到的不同反应折射出什么文化现象？

龙应台：大陆读者可能还是渴望能够看到在现实层面有所撼动的文章，所以有一些人一下子看到《目送》这类文章，会觉得有所失落——“软”了。我想这是因为大陆发展的阶段决定的。

相对于面对国家大事的那种文章，你也许会说“人生三书”是小叙述。可是如果面对人生而言，人的生命本质才是大叙述，是更核心的问题，有关社会现实那些文章反而是小叙述。看你的标准在哪里——你把国家大事当成最宏大、最核心的存在意义的话，这些是小叙述。而你把真正的人的生存本质当成核心的话，这些才是大叙述。

三联生活周刊：以你和儿子关系为主的那本《亲爱的安德烈》，也可以理解为这种大叙述吗？

龙应台：我听说很多初中和高中国文老师，把《目送》里的文章当成范文。而《亲爱的安德烈》那本书，则被高中老师当成公民教材，很有意思。我很好奇，这两本书在大陆是怎么被接受的。

比如说在《亲爱的安德烈》里，有很多谈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不是公民教育最核心的部分？为什么罗马、伦敦会为了几千里以外的巴勒斯坦人去游行?《为河马刷牙》里也探讨了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人生的道路怎么选择，这也是公民教育的内容。再比如说某个国际连锁的餐饮大公司为在巴西养一种牛而砍伐了热带雨林，某个咖啡的烘培厂商是在拉丁美洲剥削那里种植咖啡的农民，自己取得暴利，对这些产品，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不是公民教育吗？完全是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初在通信时，也是有意识地设置这些议题吗？

龙应台：这本书我们写了3年，我是尝试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会跟着我写，有些题目是我自己写的，有些议题是我们讨论的，特别是我要写成英文，他用德文，很复杂的过程。

我倒很希望大陆高中老师在谈论《亲爱的安德烈》。因为里面很多都是全球议题，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未来一定要面对的问题：贫穷问题，阶级问题，国族问题，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而且这些里面的问题都是超过了以往，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思考，它完全是全球化之后你几乎没有一件重要的问题是以国家为单位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其实很希望大陆的年轻人，尤其是高中生，好好地去读“安德烈”，去思考里面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我一直好奇的是，你也是这种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下长大的，对这种传统的反思是如何开始的？

龙应台：是从到美国留学后。关于这方面，我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例子。1975年，我到美国大学看一份英文的材料，有一份材料让我大吃一惊。它其中讲到国民党在清共的时候，在上海龙华杀了5个作家的事。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国民党完全是正义的，我才意识到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一场谎言。从此就开始这个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自我排毒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吗？

龙应台：没有。一扇窗开了，整个世界都开了。

话语与权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一直提醒我们对权威和权力保持警惕，但实际上，因为你的作品形成了影响力，不管你承认与否，你本人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使你变得更尖锐，还是更小心翼翼、收敛一些？

龙应台：不一定，不一定是尖锐或收敛。有的文章发表之前，我知道话题很尖锐，会引起一些反响，所以我会把所有结果全部想清楚以后再做。我认为英雄行为与责任是成正比的。否则你的一些“反抗”，只能是一种很虚伪的表演。我一直很遗憾没有在大陆生活的经验。如果有的话，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在北京生活半年。对大陆来说，我是个学生，一直抱着“我还需要知道更多”的态度，一直在看，试图理解所有的行为。

三联生活周刊：在台北做4年“文化局长”的经历，对你的政论文章有什么影响？

龙应台：3年到4年的磨炼，使我切切实实有了实务的经验。我经常打一比方，以前只看到钟表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现在知道它后面的齿轮是怎么走的。我工作时也经常有学者专家对各方面提意见，作为实际的执行者，我会知道，他提的哪些意见是因为不知道齿轮与齿轮是怎么转的。我到了里头又出来，因为不只对行政，对权力怎么运作，也多了一些认识。以后写政论方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更精准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文章探讨过很多社会问题，却很少引用理论家的一些艰深的理论，而是从一个个人化和细致来入手，这是什么样的考虑？

龙应台：我在美国读书时，在看到很有影响的哲学家和作家爱默生的作品时，他的一句话对我很有影响。他说，文字应该像蒲公英的根一样，还沾着土——我并不是说我受了这句话的影响才开始这样写作的，而是说，我原本就有这样的想法，看到这句话时，我觉得它是最能表达那种意念的。我不喜欢虚的东西，我也觉得文字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密度和重量，如果能用10个字表达它的意念，你就不需要用11个字。文字之美，文与质之间的密切的结合，饱满，再多一分都不需要，我对文字一直有这样的挑剔。另一方面，在我所受的英文训练中，文字的精准度一直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谈的是文字的密度和精准度。

在介入社会的时候，我想我的文章要写到一个程度，是开出租车的、卖菜的人都看得懂的，我是带着这样一个目的去写的。我不喜欢任何看起来美丽的词藻，但实际上是空的那样一种文体。

三联生活周刊：从最早的《野火集》开始，你介入社会评论已经30年了，现在回过头看一些作品，比如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会不会觉得太过尖锐了？

龙应台：是否太尖锐不是我的思考，我是想要表达一种看法，出来的结果也许是尖锐的，也许是绵里藏针的。事实上这些文章出来后，它当年已经对推动社会有具体的行动，不仅仅是“生气”而已。作为作者，文字是它独立的生命，我不关心，作为公民，我当然是关心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反馈会对你的写作有反作用吗？

龙应台：我写作是为自己写的，我不能跟着读者走，而只能是读者跟着我走。我是跟着自己的人生进展在走，我人生走到什么境界、思想走到什么境界，我就写什么书。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一个写作，是为了一群读者在写。我没有这种写作模式。一个作品出来后，任何一本书出来，我都觉得这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它在新加坡、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会是一个旁观者。

三联生活周刊：一些政论文章的作者有时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充满优越感、高高在上的姿态，从而引起一些反感，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

龙应台：我对于知识分子站在高处指点江山的姿态是有一些思索的。在写任何一篇文章下笔之前，一个作者都要思考：你是站在哪一个高度、从哪一个角度写这个东西。对我而言，即便写情感一类的美文一类的东西，在下笔前，也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文字艺术的表达还是第一位的。没有文字艺术的话，写政治主张的文章，也不过是论文而已，没有文字艺术的掌握，写出来的也是次等的。

我其实对知识分子的位置问题蛮敏感的，这可能与我是在台湾南部渔村里成长的经验有关，我从来就不是在台北都市精英的核心里成长出来的。知识分子需要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以及时时检视自己的位置问题。这对我是个要时时警惕的东西。所以每一篇下笔之前，我都要思考我的位置在哪里，我的对象跟我之间的关系，我是从哪里切入。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一些评论认为，龙应台也没什么特别的思想，只不过把一些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用很好的文字包裹起来，所以才有很大的传播效果。你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龙应台：龙应台从来没有说过她有多么了不起啊！龙应台从来也没有说过她的思想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只不过有文字魅力的话，我恰恰认为文字魅力是最重要的。■ 文学龙应台野火集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生命关于三联生活周刊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