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承传盛唐御制玳瑁盒

( 唐代玳瑁嵌螺钿荷花鸳鸯图八方盖盒 )

这个玳瑁嵌螺钿荷花鸳鸯图八方盖盒上，用珍珠母和琥珀制成的花瓣和鸳鸯，动感十足，招人喜爱。小盒儿一派皇家气质，奢华却不失雅致，盛唐时的皇家生活情趣跃然于眼前，今天的女人只能感叹自己为何没有生在唐代。

用来制作这个梳妆盒的玳瑁材料，极其珍稀，取自一种名叫玳瑁的海龟背部的鳞甲，这种海龟喜欢待在温带或热带海岸。它们背面鳞甲共38片，表面光泽，半透明浅黄地，黑褐色斑纹，甚为美观。腹甲13枚呈黑黄色，鳞甲片近圆形、三角形或多角形。当时的人十分珍爱玳瑁，除了它表面触感很好、质地半透明、花纹晶莹而错落有致，还因为它坚固且经久不坏，同时人们还认为它具有解毒功效。福建、台湾、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等地产有玳瑁。

制作螺钿用的玳瑁一般是进口自更靠南的地方，比如安南，琥珀自缅甸进口，不过也有从远如波斯的地方运来。制作的工艺品多为小件，女人用的头饰、琵琶琴拨或嵌片，极少有做成稍大的器皿。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只荷花鸳鸯图的八方盖盒长约35.5厘米，实属难得。“这样纯粹由有机材料制成的艺术品，只能在十分特殊的环境下才可历经千年而仍旧得以保存。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保存着具有这般年代和质量的有机材料物品，这就是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苏富比国际中国艺术部研究顾问雷吉娜（Regina Krahl）对本刊记者说。

东大寺由日本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建造，是官方寺庙，又是统领全国佛寺的总寺院，是那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寺庙。同时建造的正仓院是很独特的收藏院，建成于756年，这里保存了一些其他地方都未能保存下来、最精美又最娇贵的唐代奢华物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圣武天皇最珍爱的个人物品。天皇的个人物品自然包括当时能够找到的最精致典雅的东西，它们来自世界各地，但主要还是来自中国的唐朝。其中很多艺术品都是有机材料，比如织物、漆器和木制品，还有用更加珍稀的动物材质制作的物品，比如这个玳瑁螺钿嵌荷花鸳鸯图的八方盖盒。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在举行49天的法会之后，将天皇日常用品及珍藏物品交东大寺保管，以表她的深情。东大寺把这批遗物收入正仓院，这些物品自公元756到758年间，在5次不同的场合下供奉给大佛。虽然当时日本所有的大佛寺里都有这样的收藏院，但最终保留下来的只有东大寺的正仓院。

正仓院全部为木构建筑，属于“校仓造”结构，即不用柱子，而是将三角形木材搭成“#”形并不断叠加的建筑样式。底部离地，状如木屋踩在高跷上。地板抬高，保证了其他方法都不能保存的高度脆弱的材料能够保存完好。正仓院博物馆就这样令人们得以一窥其独一无二的奢华宝藏，了解当时中国制造并由皇室得到的那些豪华物品。

“事实上这个八角形的玳瑁梳妆盒，是三个几乎完全一样的盒子当中的一个，最初都保存于日本的正仓院。另外两个盒子如今一个仍旧存于正仓院，另一个则归属同在奈良的大和文华馆。而产于唐朝的这类比较大的玳瑁盒，除此便好像再也没有留存于世的了。”雷吉娜对本刊记者说。据传这个盒子原来的收藏者是武藤山治（1867～1934）。他曾是钟渊纺绩株式会社的会长，大家现在熟知的Kanebo化妆品就属于钟渊纺绩株式会社旗下。武藤山治在日本庆义热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工作了3年，其间从事了很多不同的职业，包括新闻记者。1887年回到日本，加入三井银行，1894年接管了三井下属的钟渊纺织公司。

武藤山治接手钟渊纺织公司的时候，公司的管理严重混乱，武藤山治开始进行系统改革。从1900年开始，他引进“工作流程分析与实践”的科学方法，包括实践和动作研究、任务过程的标准化，武藤意识到只有当工人受到激励时，这套体系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于是他开给工人高额的工资，而且提供住房、教育在内的许多优厚的福利待遇。这样，他把欧美科学管理中的精华部分与日本本土的文化相结合，在武藤山治的带领下，钟渊纺织公司成为当时日本最大的纺织企业。

( 正仓院 )

中国唐代皇室作为礼物赠送给当时的日本圣武天皇的这件玳瑁梳妆盒，什么时候离开正仓院到了武藤山治的手中，我们已不得而知。这次将它交予香港苏富比拍卖的这位收藏家，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人，据悉他曾居住在日本东大寺的仓库之内。他与武藤山治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与玳瑁盒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只有等待他想说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

而仍旧存放于东大寺正仓院的那个盒子，是那里的著名宝物之一，曾被频繁地展出并见于出版物，后藤四郎的《正仓院之设计》，木村法光的《正仓院之宝物：家具与室内装修》、《正仓院宝物展览》，九州岛国立博物馆俱有刊载。其形状和装饰几乎与即将拍卖的这个盒子一模一样，不过却用银带加固边角。而存放于大和文华馆的那个盒子最初也大致一样，只是现如今已不剩多少镶嵌了。

松田权六（1896～1986）曾受大和文华馆委托，专门比较研究这三只来自中国唐代的玳瑁盒。松田权六是日本人间国宝，也是日本顶尖的漆器大师，曾广泛地研究了正仓院的一系列工艺品，成就颇多，其中一项成就就是再现螺钿技艺。

松田权六确认，这三个盒子乃同时制作，并曾同为正仓院的收藏，还有，仍旧存于正仓院的盒子和即将拍卖的这只荷花鸳鸯图八方盖盒都曾得到修复，这与大和文华馆的盒子有所区别。保存在正仓院的盒子修复于明治28年（1895），并附铭文说明，其内里以黄杨木修补，底部上黑漆。荷花鸳鸯图八方盖盒修复时，使用了来自正仓院的原始玳瑁螺钿碎片，他还画有示意图记录修复过程。他也强调指出，这个盒子的构建跟另外两个盒子并不一样，乃是使用了一种罕见而且费时的工艺，将各个木质部分衔接起来。根据另一位日本国宝级木匠大师见晃堂（1906～1975）的说法，这种工艺有助于防止变形，不过早已失传。

正仓院有些著名的琵琶藏品，如五弦琵琶就有十分相似的螺钿图案镶嵌于木板中，还有好几面很大的铜镜上也有用一层树脂固定的类似的螺钿图案。在我国西安唐朝都城遗址中，也曾发掘出一面有同样镶嵌的稍小一点的镜子，还有一面镜子在神户的白鹤美术馆。镶嵌装饰处理的风格显示出古典的盛唐风采，采用了诸如八瓣花卉、串珠、荷花鸳鸯、鸣禽飞翔及程序化的花束图案作为主题，这些主题图案同样也见于银器以及8世纪中叶的其他艺术品。

这些奢华精美的物品制作于唐玄宗执政时期（712～756），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繁荣的一个时代。来自东西方的外国人被吸引到中国，他们纷纷带来了自己民族的艺术品及其手艺。在与中国文化汇通后，一些艺术品会呈现出中西两种文化或艺术的特点，玳瑁器就是其中之一。

此后，历朝都有玳瑁器的出现，但从未担当过重任。这主要还是受材料呈片状的限制，因此只能用以镶嵌或做成小物件。到清代，由于欧洲人的喜爱，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大量加工出口，当时以名片盒为主，广州是清代玳瑁工艺的中心。受输入的欧洲玳瑁工艺品的影响，发展了玳瑁金属工艺品，或以铜为器胎作框架，或以玳瑁作嵌片制器表，或在其上再嵌镀金饰件或隐起雕刻者。

此次香港苏富比春拍为这一件小小的玳瑁盒，隆重准备了一场专拍，使我们得以看到曾被忽视的艺术品。■

（文 / 李晶晶） 盛唐文物玳瑁日本承传御制正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