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嘉珉谈中国与达尔文

( 浦嘉珉 )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中国和达尔文》通过研究达尔文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来讲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中国思想史的意义在哪里？

浦嘉珉：在今天我们讨论达尔文和中国这个话题之前，请允许我指出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首先，我们没有清楚的专业名词可以简单地将科学达尔文主义（或者说进化的自然属性的科学研究）以及非科学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即通常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区分开来。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模糊的词语，因为它不代表一整套成熟的想法。我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只是为了捕捉任何试图解释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所谓的“达尔文式的法则”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达尔文主义”总是被使用（或者说总是被错误地使用）来证明诸多事物的合法性，包括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改革主义、革命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我认为，19世纪以及大半个20世纪，这些“主义”的鼓吹者们完全有理由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可以代表那么多意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却毫无意义了。

第二个问题则是中国人特有的问题，或者应该说是中国人跟日本人特有的问题。中国人跟日本人都把“evolution”译成“进化论”（原先是日本人创造了这个词语）。这是译错了。“演化”不是往上演的。达尔文的演化论没什么上下，也没什么善恶好坏，只有适与不适而已。其实中国人的曲解也不能怪中国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出，很多英国人、美国人也笼统地把演化与进步混为一谈，虽然“evolution”字面上没有进步的意思。虽然如此，用中文谈evolution比较困难，因为动不动就“进步起来”。为什么人类那么容易把演化与进步两个观念混到一块儿呢？因为咱们洋洋得意地认为咱们第一，咱们是最好的动物。也许是这样，但同时也是最坏的，但是达尔文可没证明咱们是。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本著作写于1976到1983年，这正是中国政治剧变的阶段。这个历史背景是否影响到了您当时的研究和写作？虽然我从书中似乎读不到多少影子。

浦嘉珉：达尔文的思想，无论是被理解的还是被错解的，都对中国从戊戌变法到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达尔文主义的烙印。这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某种变革的时期；从最初的“变法”，到后来的重重革命和改革，改革派和革命派都纷纷拿达尔文做他们的主保圣人，支持他们的主张。

达尔文是第一位被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西方人士。首先不是因为他使得我们了解了自然历史的真相，而是他似乎揭开了西方社会“优胜劣汰”的秘密。达尔文似乎是解释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他好像说（其实他没有！）帝国主义本身不是什么罪恶的东西，而是“纯粹自然”的。因此，不能像林则徐那样给英国女王写信，苦口婆心劝她的国民不要再卖鸦片，只能拼命抵抗，拼命争存。

( 严复和他所著《天演论》的手稿 )

对于中国人来说，达尔文主义的物种灭绝的“威胁论”是带来了希望的哲学：如果中国人抗争，就能给自己以生存。这显然可以激起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但这并非正确的达尔文生物学。

我认为，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科学地“使用达尔文主义”，即使是“五四运动”前期留学回国的科学家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也不能责备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不明白这种新的科学，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科学性地研究达尔文思想。曾经学医而略懂生物学的鲁迅，也没有对进化论有多少科学的理解，他也是用革命式的隐喻来扩大声势。无论是好是坏，他们都通过达尔文式的语言来推动改革和变革。

( 梁启超 )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经提到这本书主要是写给中国读者的，您想要通过它向中国人传达什么主张和意见呢？在25年后的今天来读这本著作，我们能从中领悟到什么新的东西吗？

浦嘉珉：我是从1973年开始着手研究的，经历了10年，直到1983年才出版这本书。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时代那种无休止的暴力运动，不能说对我研究达尔文和中国这个课题没有动力。西方人也抱有对达尔文主义的困惑，所以，对他们而言，中国人对达尔文主义的困惑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达尔文主义对于中国人是最重要的话题，当时以及现在我都认为，中国人必须看清楚围绕达尔文主义的这些困惑，来减轻内部的斗争和冲突。

虽然现在回过头用达尔文的方式，而不是达尔文主义，来审视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偏离传统意义上的、归为改良主义式的改革。对于25年之后的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是值得重读中国的近代思想史和革命史的。

为什么关注这部分历史很重要？因为从戊戌变法以来，许多伪科学的概念被制造出来，需要我们去辨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是，正如美国人慢慢了解到种种伪科学的理论是为了用来支持种族主义、未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所以，中国人也必须看清楚造成了无数中国人巨大痛苦的伪科学的实质。

三联生活周刊：请您谈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及对严复、康有为等儒家思想家的影响。您在书中指出，中国人是通过他们对道教、儒教、佛教的理解来了解达尔文的，所以中国人始终保持着自己传统哲学的精华。

浦嘉珉：可以说，通过质疑所有古代权威，尤其是质疑某些最受拥戴的传统思想，达尔文促成了中国思想的真正复兴。中国的达尔文时代，可以说开启于1895年，即严复通过《天演论》的翻译第一次提到了达尔文，这与欧美的达尔文时代之间存在着40年的时间差。在严复引介之前，极少人在中国听说过达尔文。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正是中国内外交迫的时期。康有为“公车上书”要求“变法”，严复以他的方式支持了这种呼声。严复认为，西方的强大奥秘在于制度之外，它更深地隐藏于人们的心智中。中国人相信周而复始的循环体系，因而毫无进展，西方人相信进步，所以他们获得了发展。

接着，康有为建立了一种由圣人或圣人之力推动进化的前达尔文主义学说，他借助中国的传统元素，使得达尔文式的进步观更容易被接受。对康有为而言，进化是一场合乎理想的“彬彬有礼”的进化，正如“礼”自身的演进那样。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儒教思想与达尔文主义有着诸多冲突，比如，达尔文主义强调不断的变革和发展，而儒教则教导人们在传统和经典中寻求真理。当达尔文被引入中国的时候，深受儒教熏陶的严复、康有为等士大夫是如何调和这些冲突的？

浦嘉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教思想确实影响着中国人对达尔文主义的认识，严复的《天演论》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达尔文主义也确实挑战了儒教、道教、佛教，在内忧外患的年代，人们认识到这些意识形态都不能挽救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必须通过斗争才能生存，他们把道教和佛教说成是绝望的和平主义。儒教是其中遭攻击最为猛烈的。先是梁启超，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论断，接着是鲁迅，他抨击儒教是造成“人吃人社会”的元凶。最后，胡适大喝：“打倒孔家店！”

达尔文主义，我说的是科学达尔文主义，并没有“对错”之分。对任何事情，不能问好不好，对不对，只能问适不适。社会生物学的学者认为光用一个“适”就能解释所谓的利他主义行为，但是这些行为从科学上说，不能说是好的，只能说是合适的。比方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中的“义”不是“最合适”而是“正确”，而“正确的”行为是“仁”的行为。由此看，儒家接受进化论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否认和抛弃儒教。

三联生活周刊：请您谈谈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问题，以及早期中国思想家在种族问题上持有什么样的立场？为什么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认为是拿来支持种族主义的论断？

浦嘉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中国的一个不幸影响，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西方伪科学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在达尔文主义出现之前就存在，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被白种扩张主义者们拿来利用了，并用来粉饰种族不平等就是一种科学现实。他们认为，种族代表着进化的阶段，只有适应的种族在生存斗争中胜出。种族歧视，其实达尔文是最讨厌的，从他最早关于“比格尔(Beagle)号”航行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不是种族主义者。

康、梁力劝他们的国民们为“保种保国保教”而斗争，但请注意：第一是“保种”。不幸的是，为了使得同胞相信中国人能够生存下来，他们声称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才是适者，他们甚至说中国人为了优胜会变成白种人！红种、黑种以及棕种人都不是适者，他们正走向灭亡。这种偏见原本是西方的，可惜的是，它很“适合”中国当时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超种族的，阶级比种族更重要，并且阶级可以团结种族。可惜的是，阶级论后来就成为另一种种族主义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爱打洞，猫生猫，狗生狗，小偷儿子三只手”。这不是另一种宿命论、另一种偏见吗?

三联生活周刊：严复用“物竞天择”来表达关于“生存斗争”的达尔文主义学说。“物竞者”，严复说，“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看待生存斗争？

浦嘉珉：“争”在汉语中属于贬义，儒家的荀子认为“争者，祸也”，道家的老子也说“不争之德”。因此，由于颂扬斗争，达尔文是与中国经典相抵触的。

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共有的，就是对于“群”的偏好。在西方社会，物种内部的竞争对达尔文而言是物种转变的根本原因，但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严复说：“其始也，群与群争”，没有发现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因为严复所处的是民族危难的时代，群体的生存岌岌可危，群体灭亡了，个体还有什么希望呢。中国人感到“群”的威胁，当他们听到达尔文的关于生存的自然斗争的理论，他们认识到不是个人与个人的斗争，而是群和群的斗争。

然而，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达尔文式的真相。对于达尔文来说，“群”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个体真正地存在。“群”似乎存在着，但是实际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集体”是一个虚构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如何解释“群”和“个人”的关系的？

浦嘉珉：“群”和“己”相对重要性的讨论有相当严重的政治性结果。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这里只能蜻蜓点水地谈一谈。我认为大多数的中国改革者和革命家认识到了“群”（抽象的概念，泛指国家）的生命比个人的生命更宝贵。梁启超再次直接清晰地说出了这个意思：“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人不可以奴隶于人。顾不可以不奴隶于群。不奴隶于本群。势必至奴隶于他群。”“进化的运动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不可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

然而，为了群体牺牲个人是一回事，但是任由群体中自我任命的领导摆布而牺牲个人，则是另一回事。自由与民主，无论怎样定义，仍然是极其革命性的概念，这些思考方式也影响到了早期中国人对于民主的看法。严复想要通过君主立宪制来解放中国人民，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斗争。他认为，英国人之所以是适者，是因为他们为个人而斗争。然而，他也希望中国人民在被“解放”以后受制于“群”，结果是自我任命的领导所主导的。这就出现了关于训政的种种理论，用梁启超的话就是开明专制。但是，领导没说，训政要训到几时?

三联生活周刊：请您谈谈社会达尔文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思想形态上千丝万缕的联系。

浦嘉珉：达尔文主义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铺垫了道路。我认为，在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演变成了共产主义或者毛泽东思想，只是一种巧合，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达尔文，中国也同样可能会发展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实际上，对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达尔文式的标语（与科学达尔文不同），确实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做了铺垫。

中国的思想家们，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都在构建一种最后由马克思主义来填补的意识形态真空。康有为引进的是一种“儒教”的进步观，为后来梁启超的进步论做了铺垫。梁启超始终保持着改革者的姿态，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但是他比孙中山更激进地用了“革命”这个词来主张改革。梁启超与孙中山不谋而合都借助于“达尔文主义”来宣称“造反有理”，早在毛泽东之前，而且都说是达尔文说的，是达尔文之理。因此可以说，达尔文主义使得暴力革命合法化，这是它对中国所做的举足轻重的事情之一。■（文 / 王珍） 中国近代史严复达尔文主义梁启超达尔文浦嘉珉天演论中国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