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色楞监狱博物馆

LP手册上说，神经质的旅行者不要去参观S21监狱博物馆，我在皇宫里转了一圈，迫不及待跑到外头，跟出租车司机说：“吐色楞！”Tuol Sleng，这是一所由中学改建的集中营，代号S21，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这里关押过的上万名犯人大多被拉到金边郊外的“杀人场”处决。1979年1月，越南军队攻入金边，两名摄影师发现了这座监狱，他们看到了血迹、尸体，随后在附近的住宅中发现了监狱档案，这个地方立刻被封锁。越南人请来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东欧记者来参观，吐色楞慢慢建成了一座博物馆，成为金边旅游的一个景点。

说是博物馆，其实基本维持监狱的原貌，甚至就是学校的样子，四座教学楼，围合着一个操场。我从左侧第一栋楼看起，每个小屋都有一张铁床，床脚下有镣铐，墙上是一幅当年关押者的照片，这样重复地看过几间屋子，我就坐到操场的长椅上抽根儿烟，缓缓。右侧的教学楼是当年的行刑室，摆着刑具，墙上是油画，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真实地描绘当年行刑的场景。从这里出来，就得在长椅上抽两根儿烟，多缓会儿。操场上有树，开着白色的花，从附近的毛泽东大道和西哈努克大道上传来汽车的声音，提醒你只是到这里旅游，晚上还有一顿丰盛的柬埔寨饭菜等着呢。

但我总忍不住会设想，要是我被关在这里该怎么办呢？审讯员提问：“老实交代你为什么会被抓到这里来？把你抓来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你交代吧。”按照监狱的规定，我必须立刻开始回答，拖延时间就会挨一顿鞭子。相比之下，纳粹集中营也是等着被处决，处决之前有繁重的体力劳动，但S21的荒谬在于，你不仅等死，而且被投入到一种司法程序中等死。这所监狱的领导，诨名杜切，原来是个数学教师，喜欢在审讯记录和档案上用红笔批注，他一定迷恋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他的搭档中也有几位老师，杜切直接向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宋先汇报，这位宋先也做过中学老师，后担任红色高棉司令，90年代他和他老婆云雅特都被波尔布特处死，罪名是“间谍”。他抓了多年的“党的敌人”，最后被当成“党的敌人”给干掉。

巧了？可能也不巧。我上初二的时候，忘了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政治老师让我写检查，必须写到5000字，写不到5000字就是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不深刻，我写啊写，400字的稿纸真写了10多页，我还记得那晚上我写完了之后那种成就感——原来我有写作的才能啊！而我那位政治老师，无疑有审讯的才能，如果有一天，我们那所中学也改造成监狱，他一定申请留在那儿工作，每天让10个犯人写5000字的交代材料，然后自己拿着根儿红笔批注。等我上到初三，我的写作才能终于得到了认可，那时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上映，我们都要写观后感，我正经读过这小说，看了电影之后挥笔写出1000多字，我的作文被贴到学校的黑板上展览，得奖了。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写过一本书叫《避难所》（Asylums），也许翻译成“疯人院”更合适，这位学者把观察的对象放在学校、精神病院、修道院、军事单位、医院上面，在他看来，这些地方有共性，那就是把一堆人圈起来，跟外部社会暂时没啥联系，这些地方要完成的使命就是改造你们丫的，其认定的价值就是社会秩序比个人要重要得多，个人的破坏性要被限制，个人都要表现得“正常”。

戈夫曼先生为了写自己的论文，真的去精神病院工作了一年。肯·克西当年也在疯人院里工作了一年，他后来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本小说叫《飞越疯人院》。我喜欢这个电影，我还喜欢《肖申克的救赎》，好多次看到酋长砸开窗户逃向原野、看到安迪爬过地沟重获自由的时候都会潸然泪下。后来我还看过张元导演的《看上去很美》，他把那个人人都要争戴小红花的幼儿园描述得很准确，堪称少儿版的“飞越疯人院”。

也有人试图从吐色楞监狱逃跑，监狱长杜切就给保卫干部写备忘录：咱们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有人跑出去，秘密就会泄露，我们的工作就不神圣了。我在监狱里又转了转，感觉从这里跑出去绝不会像《越狱》那么难，可那阵儿整个国家就是个大监狱，又能跑到哪儿去呢？在操场上又透了口气，从这里离开，我到河边找了个法国饭馆，大吃了一顿。■

（文 / 苗炜） 博物馆吐色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