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大成的8月8日

( 8月8日，白大成带着这些“鬃人”参加了奥组委举办的民俗展 )

手工玩具制造者的奥运任务

屋里的空调开得很足，门口紫色的艳丽小花朵纹丝不动。“这也没什么名字，我叫它野茉莉花儿。”立秋过了，可对于69岁的白大成来说，夏天依然不轻松。8月8日这一天，他要早上7点出门，赶到奥组委专为非注册奥运记者准备的北京民俗展示活动上去。“那个非注册中心进门也严得很，非注册记者也得带个证。”他拿出一件枣红色真丝衬衫，抬了头更显得自豪，从第一个扣子开始往下扣。往常这时候他该把画笔、颜料和未完成的工作继续摊开一桌子，今天他只要提个皮箱就可以了。儿子白霖已经把父亲要带去展示的作品都码在了箱子里。

白大成的手艺是“鬃人”。这些巴掌大的精致小人偶被摆在铜盘子里，用一根小棒敲击可以产生三种效果:一、孙悟空和某妖怪朝一个方向转圈;二、孙悟空和某妖怪向不同的方向转圈，表示对打;三、孙悟空和某妖怪朝同一个方向走直线，表示追打。之所以能产生这种效果，是因为每个小人底部都粘上一圈短鬃毛。“这个玩意我玩了50年了。”白大成一点也没觉得这是个枯燥的玩具，“把最简单的东西做到最精致，才好玩。”

昨天晚上，白大成和儿子就决定好了带哪些玩偶出门。“孙悟空是老外们都知道的，北京过去天桥杂耍的也很有特点，你看这个还有点体育的意思，奥运嘛！”他拿起一个举着大石头的壮汉，眉毛和眼睛都拧到了一起，咧着嘴还歪了一点肩膀，活像电视里的举重选手。他还带了一套鬃人“福娃”，“福娃不是给外国人看的，我想来拍来问的都是中国记者”。“这都是我自己画的。草稿？不用。”白大成把这些热闹的玩具放在箱子外层，里层才是他最珍爱的戏曲人物，从靠旗到腰带颜色黑是黑蓝是蓝，描金画彩毫不含糊。他给每个玩偶做的衣服，都是用真正戏剧服装厂剩下的边角料做的，演员台上穿什么，鬃人就穿什么。

在白大成以前，北京的“鬃人”是非常粗糙的民间玩具，大多是纸画的衣服，圆锥形的泥身子上一个能摇晃的头，头身比例1∶3。白大成19岁学艺的时候，他已经有所改良。“我想还是按照人体比例，肌肉骨骼都用棉花和支架做好，但是腰部以下还得是圆锥形，不然怎么转呢？”三英战吕布里的吕布特别英俊，脸都比刘关张小一圈，白大成哈哈笑着:“这出戏的重点是描写吕布。”一谈到戏他就激动，“手眼身法步，现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可是要带去讲的只是个鬃人，京剧怎么样，白大成并没想多说。“我才带了几出戏。”白大成带的都是新做的人偶，他不喜欢重复做同样的人物。“曹操我做了三个形象，还有一个武曹操，是扎靠旗的，中国戏曲里只有那么一出。”

( 白大成 。 )

作为2008非注册记者集体采访中国民间文化的第一场嘉宾，上午白大成一搭出台子就吸引了无数目光。“我们吃香在哪儿？所有东西都是静态的，面人、泥人全都是，只有我们是动态的。”白大成把自己和鬃人统称为“我们”。铜盘一敲已经是先声夺人，再加上不断旋转的孙悟空。国内外的记者，白大成不知道和多少人合了影，晚上回来数码相机已经没电了。“有一个女士从塞浦路斯来，她说‘sai’什么的，好，我们这些大学生翻译没一个知道是哪儿，我说还有哪儿，也就塞浦路斯。”白大成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新街口到东四到什刹海，至今这些地方依然是最有北京老味道的地方。“我哪学过英语？我们上学学的还是俄语。”1957年，被保送上华北航空学校的白大成退了学，“我那时候生病了，回家养病，自己是打小就喜欢画画、听戏，养病的一年多就只是埋头玩了”。

童年、少年大部分是在刚刚解放的时候度过的，白大成的回忆是快乐又迷糊的。“我们那时候也没说非要上大学什么的，反正国家都给安排工作，干什么都行。”白大成的父亲是老戏迷，“我从小听叶盛兰，听马连良，年轻时我也唱唱花脸和老生，现在不唱了”。评书、京剧还有白大成最喜欢的画画，猫或者狗、小金鱼，白大成离不开这些。航空学校没念到两年他还是回到了原来的生活里，“那时候哪里都招人，就业机会很多，我还是喜欢从事和戏曲、美术有关的工作，结果就被介绍到一个老鬃人师傅那去了”。白大成走上手工艺道路的时候，正好是中国民间手工艺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 开幕式上京味十足的布偶戏表演 )

不同于景泰蓝有政策支持，“鬃人”早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式微。“展会上现在能看见的，多是当时所有民俗手工艺的老人，什么泥人张啊，面人郎啊，大部分都被收到工艺美术厂去了。”光是北京就有8个工美厂，全国更不计其数。“王府井的工美大厦，当时叫工美服务部，还是平房呢。”老艺人都成了正式的国家职工，小作坊也变成了规模化的生产。“虽然不上学，不过我爱看书，看报纸，那时候《北京晚报》就一张，我每天看邓拓的《燕山夜话》，真好。”他记得就是《燕山夜话》上的一篇文章让中国的文化和青年就业结合起来，让传统延续。邓拓的文章深得白大成喜欢。白大成学起没被收入工艺美术厂的冷僻偏门的“鬃人”。“我学的时候师傅就说了，可能没几个人会的，不说中国第一，也得是华北第一，我说那挺好玩的，我就学这个吧。”

69岁的买和卖

( 2008年8月8日晚，北京，在广场上通过大屏幕收看奥运会开幕式转播的人们。当晚，全城24个转播开幕式的奥运文化广场上人山人海，汇成一片欢乐喜庆的海洋 )

“我可不是来卖的，一个都不卖。”白大成很紧张别人打自己鬃人的主意，“奥运是商机？我可不要。”这天在展会上，必须不断以各种借口打消对方要买一个带走的念头，“我说没有盒子，你手里捧一个总不大合适吧”。塞浦路斯女士对翻译说，实在太喜欢鬃人和白大成了，就要拥抱亲吻。“那些人，不好意思的，玩半天不走搁我那儿，我说算了，送你一个小狮子。”鬃狮很像舞狮子，头可以摇晃。结果白大成又一次被这位女士拥抱亲吻。

“我已经69岁了，没打算把我的东西卖掉。马未都不是说了嘛，人过了六七十，也就不想再往回买了，更不会卖。我能理解他那个意思。”今年春天，他刚刚为“大老黑”送了终，“你看，这是她的遗像。”这是一只神气的巨大猫儿蹲坐的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17年了，相当于人90岁吧。”白大成说是这么说，人家打进电话来，问他要不要什么东西，他还是说要，“我对什么都有感情”。白大成是那种会趁夜里零点以后，把大老黑埋在恭王府花坛下面的人。“他们全是我的爱好，也是缘分。”除了鬃人，他收集的东西太多了，多到这个金贵的小院子里，竟有二楼一层和楼下两间房子都是白大成的旧玩具。

“不是奥运会来了，大家才来看，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而是外国人想趁这次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可以给他了解到。”白大成说起在《新闻联播》中刚播过自己的镜头，“不就是给罗格的夫人玩鬃人嘛。”他的语气轻描淡写。虽然家里有各式各样的金色牌子，上面写着诸如“家庭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的字样，却都被他放在紧里屋的角落里。他不爱讲老北京如何，有些瞧不起拿这个当噱头卖的意思。他也不担心人家仿造，“他们都是行活，没法比”。

“北京话‘指性’，我这辈子没有。”白大成所谓的“指性”，是说正式单位职工的身份、保险等等，“很多过去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都进了工厂，现在一个月拿一两千块钱”。白大成的鬃人过去定价是200元一个，靠这个，他在2003年买下了什刹海的小院。“只接上门来的订单，多了我还不接，不让谁给我销售。”解放前鬃人可没有这样风光，手工艺玩具的生存场所在庙宇，“北京的四座庙，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土地庙，这每个月轮着办庙会。现在你看的厂甸，只有过年有，而地坛呢，过去可不是办庙会的地方”。“庙会慢慢就没了，老艺人只能进工厂，民间手工到60年代也就是集体化合作化。”白大成找到“鬃人王”王汉卿的时候，“他的小门脸改修无线电了，窗台上放几个鬃人。翁偶虹还提过他”。白大成后来渐渐自己能做鬃人了，而且更精美，不过这并没有解决他的就业问题。

“我给当时的彭真市长写了封信，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很多人，民间文化也应该保留。那时市政府转给区政府，区政府就派人来和我谈，说问题是你能做，你能找个地方卖不？你要是自己找个给你卖的地方，我们就批一个执照给你。”白大成于是在工艺美术服务部得到了一个柜台，“我卖给他们3毛，他们卖3毛6，那时候百分之多少的利润是规定的”。1961年白大成一个月已经能赚进几十块钱，为了短平快地做鬃人，白大成也大都做“人少、短打”的人物，“比如《三岔口》，不要武将的复杂衣饰”。60年代“五一”、“十一”来北京的外国人很多，“已经有日本人向我订货，但是公安局说了，我个人不能卖给外国人”。1964年唯一一次恢复庙会，白大成自己设计的一出南方戏《王惠跳船》居然卖了两块钱，当时的天价。“那一年《北京晚报》报道我，我还留着呢。”他于是更投入到这个“独一份”的玩具中。

作为一个没单位的人，白大成在“文革”期间吃了不少苦，但也没受什么罪。他到各种剧院、博物馆去做美工活，“没想到做个临时工，也要面对人际关系”，不过他更高兴的是，“顺带着看了不少戏”。梅兰芳、马连良最后一出戏在哪里演的，白大成如数家珍。经过那个年代，他不太相信还有人和他一样明白鬃人。“现在有人说要来和我学艺，不是想入非非的，就是根本不懂戏的。”在白大成看来，中国古典戏曲才是鬃人玩具的灵魂，“我也应着景，做过荷花舞、挤奶舞，根本卖不出去。我没法做样板戏，鬃人是圆锥形的下体，怎么能有两条腿出现？现在有的年轻人一上来就和我谈改革，说要做姚明，要趁着奥运会推向国际，我说趁早走吧你。”

“这世界很复杂，我是个手艺人。”白大成说自己从小什么都喜欢观察，还真不是一个能搞懂政治的人。1978年以后，白大成对自己的鬃人越来越精心。“1979年全国第一届工艺美术展我做了八大锤那出戏。”他能在人偶的衣服上画出蚕豆大的龙，能给流星锤加上金光闪闪的云纹。“我太喜欢戏了，手眼身法步，现在我看几出还是超不了过去。叶盛兰演的张生，看见红娘和小姐走了，就他一个背转身，手都耷拉下来了，肩膀也外斜，那背功，就是酥了。台下一片好啊！”白大成说得目光炯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戏曲的辉煌年代。

白大成看开幕式

一辈子没个单位的白大成现在依然是家里的经济顶梁柱。儿子白霖也辞职来帮父亲一起做鬃人推广。“他外语好，我出了几次国，都不好交流，他现在出去能直接对话了。”很多老年人在家中显得不合群，可白大成在正屋里舒服地吹空调，小孙子在一旁再闹腾，他看着奥运会开幕式，依然该评论该聊天一样不耽误，想起来了就拿根火腿肠喂狗。“人不必非得按部就班才能生存。”白大成说，多年的老朋友都羡慕他经济收入好，想自己做，做什么，卖或者不卖都自由。“我也是经历过艰辛的，1979年刚有旅游，说定陵外国人多，我和老伴就背着鬃人去卖了几次，长城可太远了，当时还要坐火车，就没怎么去。《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要‘大力发展个体经营’，拿我举例子，我觉得想到人家前面，比挣多少钱重要。”

不管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中国元素的出现，总能让白大成联想起自己经历过以及总结的经验。“开幕式也是传统文化啊！”白大成把自己看过的戏曲和电影拿出来，“戏曲就是典型的传统文化，中国人过去上不起学的，只能看戏学知识，懂历史。我看过那么多戏，感觉情节啊，人物啊，也出不了多大的圈子。外国的也一样，我最早看《魂断蓝桥》，还是不公开放映，也觉得没出我意料。至于《周渝的火车》这样所谓现代剧，我觉得灵魂还是原来的那个。”白大成最讨厌“保守”这个词，他看一个表演或者什么小花样出来，就会用“好！不保守！”或者“还是保守了”来评价。

开幕式上的国画一打开，白大成就想起了80年代初期的燕京书画社。“那时候范曾、董寿平都和我一样在天坛的燕京书画社卖东西，定价3块钱的鬃人，我一个月卖了好几百块钱。画家们的画也便宜，几十块上百块，还有齐白石的。现在很多有名的画家，当时还追着人家书画社卖他的画，想想那可真是捡漏的好时光啊！”白大成看过太多出色的表演，“我从小还不仅喜欢京剧，50年代苏联、匈牙利的歌舞团来了，我全都看，只要是演出，不管什么，我省钱也会去的。现在更是如此。这个郑和下西洋的衣服不是刚演过的《图兰朵》里的色调吗？”开幕式上刚出现唐乐舞的段落，白大成就想起，“这几天甘肃艺术团体正在北京演《丝路花雨》呢”。

“我1987年去潍坊的风筝节，那个激动劲，那个美轮美奂，我到现在怎么老觉着，哪个表演还能出乎我的想象，现在的表演都不会出我的想象呢？”虽然白大成这样自信，儿子白霖评判开幕式的标准却是当下年轻人的，白霖说起张艺谋等等国产大片，体系和父亲的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父子俩也绝不会彼此辩论。“在鬃人或者民俗艺术上，我的意识还是很超前的。老舍茶馆还没有的时候我就想着把旅游和演出结合起来。那时候搞旅游工艺美术的，很多都是百货出身，没有远见。可我的大鬃人，80厘米左右的，日本已经能卖到1500块外汇券。中国民俗不能做大做多，要小而精。中国克隆什么没有，单靠这个成不了。”

总算等到了白大成感兴趣的戏曲主题，上来几个木偶，白大成又说话了:“观众能看清吗？小东西不适合大场面，鬃人更不能上了。不过我无所谓，我做鬃人从来就是自娱自乐。为什么很多东西大家已经不爱看了？艺人只认一门，面窄就容易死。”白大成庆幸自己一直看书思考。“近几年我已经不接什么单子了，除非政府要送礼了，来订，或者国外的老朋友。我不做多做滥。”白大成说评上“奥运人家”绝不是为了订单，“我和老伴、儿子说了，谁来看，都是不给卖。”下午两个慕名而来的女孩子只拍了照片就走了。“货卖与识家，真有爱的，送也可以。”

文艺演出很快结束，各国运动员出场。“毛里塔尼亚，哎，他们昨天不是政变了吗？……圣马力诺，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这么快就完了，还是老的东西能拿出手啊！”白大成说着说着，忽然放慢了语速，他开始穿梭在自己一大堆晦暗颜色的戏曲主题收藏中。“奥运结束以后，我就静下心来，好好做几出戏，找那种失传的，没人演的剧目，现在演来演去就那么几出，我还是做点资料的好。”白大成白天在展会累了一整天，22点钟声敲过，奥运会开幕式却让他没了困意。他说:“我这个人，也没太成功，也没做出大事。不过我还保持了一个东西。”■（文 / 葛维樱） 手工艺白大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