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政治的较量 ——第1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

（文 / 袁越）

( 会议中心的抗议者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取消对艾滋病治疗药物专利转让的限制 )

艾滋病的政治因素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一位参加过10年前在温哥华召开的第11届艾滋病大会的老记者说:“那时的艾滋病大会还是比较纯粹的学术会议，来开会的都是科学家，不像现在这样，会场里到处是抗议者和非政府组织成员。”

就在那次会议上，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鸡尾酒疗法”，这是第一个真正有效的抗艾药方。10年后的今天，占全世界艾滋病总数90%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患者却只分到了10%的抗艾药，具体说，这些穷国只有160万艾滋病人得到了宝贵的“抗逆转录酶药”（ARV），不到总患病人数的五分之一。难怪来开会的31383名代表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最关心的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们最仰慕的人不是科学家和医生，而是两个比尔——比尔·盖茨和比尔·克林顿。

“我和妻子梅林达打算捐献5亿美元给全球艾滋基金。”盖茨在开幕式上当众宣布，立刻引来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布什政府也将在今后的5年时间里拨出150亿美元专门用于防治艾滋病。”盖茨接着说。台下却突然一片安静，大家似乎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一分钟后，盖茨又一次提到布什的名字，观众们终于反应过来，台下嘘声四起，搞得盖茨一脸尴尬。

观众们倒不是看不起布什的150亿美元，而是不喜欢布什的艾滋政策。布什政府在非洲推动的防艾政策可以简化为三个词:禁欲（Abstinence）、对性伴侣忠诚（Be Faithful）和使用避孕套（Condom），简称ABC。美国政府提供的援助一般都规定必须有一定比例用于“道德建设”，也就是基于基督教的禁欲宣传。支持者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提倡使用避孕套等于支持性乱。他们指出，津巴布韦、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近年来艾滋病毒感染比率下降，就因为这些国家的禁欲宣传起了作用。但几乎所有艾滋病活动家都不同意布什政府的政策，他们列举了大量调查数据，说明仅宣传禁欲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非洲情况特殊，很多艾滋病传染都发生在嫖妓这个环节，那些待在家里的妻子们无论多么贞洁，都无法阻止她们的丈夫把艾滋病带进家门。

立场的不同造成了对同一个统计数据的不同解释，科学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遭到了彻底失败。

同样的例子来自群众对待克林顿的态度。这个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在这次大会上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他在大会堂的报告座无虚席，不时迎来台下阵阵欢呼。有趣的是，多伦多最大的报纸用一幅漫画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克林顿在前台大谈如何把权力还给妇女，提倡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在后台却安装了一台“反语测量机”，不断显示出克林顿话里“讽刺意味”的含量。报纸社论指出，克林顿当政期间曾经多次代表大型药厂同第三世界国家打专利官司，并一直禁止HIV病毒携带者进入美国。他还拒绝向吸毒者提供免费清洁针具，针对艾滋病的拨款总数也远比布什政府的少。但因为他的民主党背景，以及卸任后多次前往非洲为抗艾募捐，反而在艾滋圈子里有很高的人气。这次会上曾有记者针对他的过去质问过他，克林顿的回答是:我是在弥补过去犯下的错误。

相比之下，加拿大现任总理斯蒂芬·哈珀就很固执。他拒绝出席今年的艾滋病大会，并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突然推迟了原定将在会议期间宣布的新的抗艾计划。“我要等参加会议的抗艾积极分子们都离开多伦多后再公布。”他说，“艾滋病问题太政治化了。”其实，他是怕被人骂，因为他的保守路线不止一次遭到抗艾人士的指责。加拿大上一届总理是个自由派，曾率先宣布加拿大将把本国仿制药公司生产的廉价抗艾药物出口非洲，结果，两年过去，至今仍没有一片药运出过加拿大。另外7个签署了这项议案的国家也都没有履行诺言，原因在于相关法律手续太复杂，以及和大型跨国制药厂有利益冲突。另外，加拿大上届政府在温哥华建立的北美唯一一个“安全注射中心”如今也面临被关闭的命运，哈珀公开声明不同意用政府的钱为吸毒者提供服务。

但是，哈珀和布什都不是这次艾滋病大会的头号人民公敌，这个头衔要让位给南非政府。南非是目前艾滋病灾情最严重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人口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但却只有17%的病人能得到抗艾药物，其结果是去年有32万南非人死于艾滋病，平均每天要死将近900人。南非卫生部长至今仍认为鸡尾酒疗法是有毒的，居然推荐使用柠檬水来对付艾滋病，结果她在这届会议上被媒体狂追不舍，吓得不敢回答任何问题。不久前南非副总统祖马承认强奸了一个身患艾滋病的好友，引起轩然大波，而南非现任总统姆贝基则一直暗地里站在祖马一边，声称南非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不是强奸和卖淫，而是种族歧视。他甚至坚信白人科学家发现的HIV病毒不是艾滋病的罪魁祸首。南非政府的这些言行遭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抗议。

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安东尼·法奥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历史将会对我们这一代人利用科学知识的能力做出判断，而不是科学知识本身的积累和进步。”他的这番话用在艾滋病领域里尤其正确。其实人类已经掌握了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办法，但由于贫穷和无知，以及各种政治路线斗争，这些方法都没能达到应该有的效果。再加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特殊，至今仍然被大多数人视为“脏病”，受到广泛歧视，严重影响了艾滋病的防治。难怪国际艾滋病大会吸引了这么多的抗议者，他们每天都会来媒体中心游行，发表演说。不少记者抱怨他们影响了工作，可是这些人也只有通过这种极端方式才能让世界更加关注他们，让大家把他们当作普通人。

艾滋病的科学问题

今年的艾滋病大会一共提交了4000多篇论文，却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新发现。但仍然有不少新进展值得关注:

一、包皮问题。这是这次大会的热门议题之一，也是克林顿最喜欢提的问题。他在大会发言时说:如果证明割包皮有助于预防艾滋病，那么男人们应该放弃道德偏见，都把自己的包皮割掉。

其实割包皮的好处早在10多年前就有人观察到了，但是这个发现太过敏感，涉及到宗教和民族习惯问题，因此一直没人敢提。去年终于有人在南非做了一次大规模随机对比实验，对实验结果的初步分析发现，割包皮的男性对艾滋病的预防效果比没有割包皮的多了61%。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项实验被中途终止了，那些被当作参照系的男人纷纷去割包皮保命。在南部非洲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斯威士，申请割包皮的人已经排到了6个月之后。

割包皮真的有用吗？这次大会上新公布的一项有2000人参加的对比实验表明，未割包皮人群的艾滋感染率比割包皮人群高66%。科学家猜测，艾滋病毒最容易入侵的地方正是包皮，所以割包皮会有如此高的防艾效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是否在非洲大规模宣传这项新办法仍有顾虑，一是因为割包皮手术本身会增加艾滋病感染的机会，二是因为怕男人们自以为割了包皮就刀枪不入，从此不使用避孕套了。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任何防艾方案都必须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考虑，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二、母婴传染问题。艾滋病毒携带者是否应该被允许生育？这个看似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因为按照目前的技术条件，只要处理适当，母婴传染的几率低于2%。母亲有三个途径可以把HIV病毒传染给婴儿:子宫内传染，生产时传染，以及母乳喂养时传染，三者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只要在生产前后给母亲和新生婴儿服用抗逆转录酶药，使用剖腹产，不哺乳，那么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可是，目前全世界有90%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母亲没有条件按照上述方法生小孩，因此全世界每小时就有70名婴儿出生后即被感染上艾滋病毒，其中有45个婴儿会在几个小时内夭折。

比缺乏条件更可怕的是对科学的无知。一名俄罗斯科学家在这次会议上报告说，俄罗斯有超过50%的人认为艾滋病毒携带者不应该被允许生小孩，另有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认为携带艾滋病毒的孩子应该被隔离，不让他们跟正常孩子在一起。更极端的是，俄罗斯医生为了不惹麻烦，向母亲们撒谎说，母婴传染的几率是百分之百，以此来劝说艾滋母亲们流产。类似这样的艾滋谎言每天都在世界上传播，给抗艾工作带来了很多不应有的麻烦。

三、天生免疫问题。HIV和艾滋病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感染了HIV病毒的人并不一定会生病，但是如果一个感染了HIV的人在不用任何药物情况下很多年都不发病，体内病毒数量也一直被控制在每毫升50以下，那么他就可被称为“HIV天生免疫者”。科学家以前就知道有这类人存在，不过直到这次大会才第一次公布了这些幸运儿的存在比率:每300个人中才有一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沃克教授试图联合各国科学家，一起调查这些人抗病毒的原因所在，并希望从中找到抗艾疫苗。

还有另一种人更加厉害，他们很难被感染上HIV病毒。加拿大曼尼图巴大学的科学家调查了2250名肯尼亚女性性工作者，发现其中有80%的人都是HIV携带者，但是却有一些妇女在工作了10多年后仍然没有中招。科学家取得了这些妇女的阴道分泌物，发现其中一种名为Trappin-2的蛋白质含量比对照组高。进一步研究表明，这是一种人类独有的蛋白酶，很可能具有杀死HIV病毒的功效。科学家正在进一步研究Trappin-2的性能，希望能从中找到预防艾滋病的良药。

四、艾滋病新药问题。当初被称为“鸡尾酒疗法”的三联抗艾药物问世后，就有人提出如果再增加一种药，变成四联药物是否会更好？之后不断有人进行小规模试验，但疗效却相互矛盾。今年的艾滋病大会上有科学家发表实验报告，证实四联药物的疗效并不比三联鸡尾酒更好。

另外，目前的20多种鸡尾酒药物正在受到抗药性的困扰，寻找新药的工作迫在眉睫。传统的三联药物包括两类抗逆转录酶药，以及一种蛋白酶类药物。逆转录酶是HIV这类RNA病毒特有的一种酶，所以针对它的药物才会如此有效。根据这个原理，科学家正试图在HIV病毒的另一个特有酶——整合酶（Integrase）上做文章，这种酶能够将病毒的双链DNA（通过逆转录酶产生的）整合进宿主的基因组中去。目前有两种抗整合酶药物正在进行临床测试，它们分别是MK-0518和GS-9137。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制药公司吸取了以前被仿制药厂盗用的教训，不愿过多地公开新药的细节，因此很可能有一些革命性的药物正在研制过程中。

五、艾滋疫苗问题。80年代艾滋病毒刚被鉴定出来时，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宣布艾滋疫苗将很快被研制出来，可是来参加今年艾滋病大会的权威科学家普遍认为，真正有效的艾滋疫苗估计至少还需要10年才能被研制出来。这不但因为艾滋病毒非常狡猾，而且因为人类对自身的免疫系统还没有了解透。

传统疫苗的做法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把灭活了的病毒或者其外壳注射进人体，希望人的免疫系统产生相应的抗体，把入侵的病毒中和掉。但是，艾滋病毒很不一样。第一，它自带的核糖核酸复制酶缺乏校正机制，因此很容易产生变异，从而躲过免疫系统的识别。不但如此，不知什么原因，针对艾滋病毒外壳中那些相对稳定部分的疫苗也被多次证明无效。第二，艾滋病毒攻击的正是免疫系统本身，因此免疫系统还没来得及生产疫苗，已经被破坏了。第三，世界上流传着好几种不同的艾滋病毒，目前没有任何一种疫苗能够通吃。第四，目前所有获得成功的疫苗（比如天花疫苗）针对的病毒都不是绝对致命的，但是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几乎百分之百死亡，因此科学家没有合适的实验对象用来研究抗体是如何中和艾滋病毒的。第五，因为上述原因，艾滋疫苗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极为困难，涉及到很多道德问题。第六，艾滋病毒只能以人体为宿主，因此目前没有找到有效的动物模型可供科学家们研究使用。

但是这不等于科学家就没有办法，目前他们正在寻找那些天生具有抵抗艾滋病毒能力的人，研究他们的抗艾机理。早先有人通过这样的研究提出应该开发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让杀伤细胞来对付病毒，而不仅仅依靠抗体。初步试验并不成功，但科学家正在改进这一方案，希望尽快找到窍门。■

把权力交给女性

本届国际艾滋病大会最热门的议题就是把抗艾的主动权交给女性。最热门的新药就是女用杀菌剂（Microbicide）。

任何小说家都会喜欢这样的开头:1991年，一个乌干达妇女在一次艾滋病大会上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能把宇航员送到月亮上去，为什么还没有能力研制出一种让女性使用的抗艾药物呢？观众席里坐着一个名叫路易丝·海斯的美国抗艾组织工作人员，她被这个简单的问题问住了，回国调查了一番，结果发现已经有一名女科学家在做类似的事情，而且她证明这是可行的。于是，海斯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开始向联合国以及国际卫生组织施加压力。她的努力很快有了成效，1992年，国际卫生组织设立了杀菌剂研究基金，5年后，世界“女用杀菌剂研究联盟”成立。到目前为止，一共有5种新药进入了Ⅲ期临床试验，19个非洲国家将近2.7万名妇女正在试用这种新药。如果成功，广大女性很快就能有属于自己的抗艾药物了。

一个乌干达妇女的天真问题，引发了一场抗艾领域的革命。

这个故事的开头不是偶然的，因为女用杀菌剂正是为广大贫困的非洲妇女度身定做的抗艾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16～24岁之间的女性感染艾滋病的速度是所有性别和年龄段中最高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这些妇女是最无力保护自己的一群人。比如，说起抗感染，没有比避孕套更保险的了，但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性交前必须戴上，而这正是非洲妇女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她们无权决定她们的丈夫或情人（还包括嫖客）戴避孕套。女用避孕套也有类似问题，前爱尔兰女总统玛丽·罗宾斯在这次大会上多次号召国际社会重视女用避孕套的抗艾作用，但是在很多女权落后的地方，尤其是非洲，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

女用杀菌剂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诞生的，因为这是不需要男方参与的一种解决办法。Microbicide这个词原先泛指任何能够阻止细菌和病毒感染的东西，现在特指女性施放在阴道中的具有抗感染作用的凝胶、乳液或者栓剂，非常类似目前已经商品化了的女用阴道杀精剂。事实上，最早被用做抗艾杀菌剂的正是一种名为壬苯醇醚（Nanoxynol-9）的杀精剂，科学家发现壬苯醇醚能够在体外实验中阻止艾滋病毒的复制，便推荐它作为抗艾杀菌剂使用。可是，进一步的观察表明，壬苯醇醚中含有清洁剂成分，会腐蚀阴道内壁，形成溃疡，而这些破损之处正好给艾滋病毒提供了入侵的门户，也就是说，使用壬苯醇醚反而会加大艾滋病毒感染的几率！目前国际医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不再推荐使用壬苯醇醚作为抗艾杀菌剂了。

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不能因为保护对象是急需药品的贫穷妇女，就抛弃了医学研究应该有的严谨做法，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临床试验的检验。目前国内已经有人在叫卖一种名为“裹洞”的女用杀菌剂，据说能抗艾滋病，其实根本没有经过临床验证，属虚假广告。

杀菌剂这类药物检验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所涉及的实验对象大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教她们使用这种新产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南非医学研究委员会会长吉塔·拉母吉在这次艾滋病大会上做过一个报告，描述了这类临床试验的困难:“村民大都不懂科学，甚至连艾滋病毒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临床试验了。她们经常会为了取悦实验人员而撒谎。”不仅如此，非洲女性的艾滋病高感染率和高怀孕率也为这类实验增加了许多工作量。拉母吉举了一个例子，工作人员曾经去非洲一个小村子招募志愿者，好不容易从2.08万名女性村民中招到5935人，可一检查，发现大多数人不是HIV携带者，就是怀孕了，结果只有1515个人合格。如此高的淘汰率从一个侧面表明杀菌剂的临床试验需要克服多么大的困难。

不过，也有人质疑这种杀菌剂的研究，认为这会使妇女麻痹大意，放弃使用避孕套。不过，目前非洲的情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很多南部非洲国家艾滋病毒携带率已经高达30%，任何一种有一定作用的办法都会被视为救命稻草。一项统计表明，即使杀菌剂具有30%～40%的防护率，就能在3年的时间里拯救270万个生命。难怪杀菌剂的研究经费从2000年时的6500万美元上升到去年的1.6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盖茨基金会捐赠的。“我们需要为广大妇女提供自我保护的工具。”盖茨在这届艾滋病大会的开幕式上宣布，“无论她是谁，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一个女人绝对不应该需要得到男人的同意才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命。”

这话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很难。■

（感谢开放社会学院（OSI）以及抗艾非赢利组织Panos对本文的帮助） 科学大会政治国际较量问题疫苗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