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元上清华”？

（文 / 蔡崇达 贾冬婷）

教育咨询公司的主业和“副业”

对于自己是否曾做过“相关操作”，黎明强调:“我们都是被推着走的，事实上是一些力量借助了这个空间，而不是教育咨询公司创造的这个空间，教育咨询公司没有这种能耐。”

按他的讲述，2002年到2004年是运作上统招的高峰期。黎明拿出一张“最疯狂时期”的招生广告给记者看，上面有“保证上某某民族大学”等字样，“这是某某民族大学，几所二三类本科，属计划内的院校。在最疯狂时候，竟然明目张胆地打广告”。

黎明所提供的版本里，他的公司发现这个空间是被家长推着找出来的。“从2002年开始，经常有家长来询问，联招公司有这么多关系，能否帮我们运作上统招？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违法不违法，教育咨询卖的就是信息，只要卖真的信息就可以了。家长告诉我们，某某邻居或者某某同事的孩子操作上了某某大学，然后依据这条线去找，越找发展越多，也意外发现了这个空间。”

按照黎明讲述，1998年，他带着“玩歌剧投资失败后仅剩的8万块”孤注一掷转投教育的时候，当时政策直接规定不允许“教育产业化”，不允许赢利，“所以所谓经营无论多正当也是不合国家精神的”。

黎明描述了这个行业的发展脉络:教育咨询领域最早兴起的是“出国留学咨询”，这似乎是利益最显见、也最容易进入的一个分支。市场调查显示，每年20多万人出国，每人年消费大约10万元，而介绍一个学生出国，中介可获利1万到3万元，即使每年只介绍200个学生，也有30多万元的利润。

正当黎明也要进入时，国家为规范留学中介市场，规定相关公司需办理《出国留学中介许可证》，这意味着要交100万元的保证金，将缺少资金的黎明挡在了门外。他转而注意到高招市场这块被忽略的蛋糕。据调查，1999年，落榜生有300万人，占全部考生的50%到60%，接纳他们的是除统招大学之外的两类学校:民办高校和公办大学自考班。而黎明一直反复强调的是，“这才是我们的主业，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地方，也是我敢站出来肃清乱象的底气所在。事实上我们也由此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眯”。

或许教育咨询公司的做大也可看成是中国教育制度衔接不畅所造成。关于联招的利润空间，黎明算了一笔账:“无论是民办高校，还是公办民助的二级学院——就是挂靠在名校下实际独立经营的民办学院，自己宣传有两种方式，一是打广告，二是设点。每设一个点要花1万到3万元，设立200个点，就要花500万元左右，这就需要招收到3000个学生才能达到利润平衡点。在此规模前，学校自主招生的成本是大于中介机构的。而中介机构因为是集合很多学校集中设点，可以同时代理上千家而学校只是自己招生，当然我们的成本低，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我们。事实上，民办学校和公办民助学院自己的资金运作很艰难，我算过一笔账，一所万人规模院校一般一次性投资要4.5亿元，最优惠的融资成本也要到6%，将近3000万元，学校每月还要支付常规的运作经费，包括水电等费用及老师的工资等等。而学校收入完全来自学生收费，3000个学生，每个学生学费1万元，收的钱刚好够给银行，因此大部分学校根本没法承担自己招生的经费，不得不求助于这个网络。”

统招的缺口，在黎明看来是从那些公办民助的学院开始的。“他们虽然是统招的学校，但他们除投资的几亿元要承担巨大的利息负担外，还要交给挂靠学校20%到30%的管理费用，逼得他们用钱买进学校以此缓和经济压力。而这也意外引发了连锁反应，一些地方学校的个别招生负责人员也动起了这个念头。可以说一开始教育咨询公司没那么多，主业并不在操作统招，变化是在2002年，一方面是一些公司的旧经营主业长期赢利困难，发觉这个操作空间后转向，另一方面是看到利益后出现大量跟风者。”黎明说。

阳光工程下高招灰色空间的萎缩

现在20万元能不能操作上清华？黎明的回答是，根本不可能，“原来就不可能，在2005年的阳光工程之后就更别想了”。

阳光工程成了这个灰色行业的转折点，“从这个工程后，那些路径基本都堵死了。但也不能说就没有这个可能，只能说那就像官员贪污一样，是属于极个别的，不大可能是成批的”。

记者以“弟弟考分差想操作上重点大学”的名义到位于友谊宾馆附近自称可以操作上大学的一家教育咨询公司询问，接待记者的“老师”对记者说，“2005年以前这个要求很好办，现在很难了”。他给记者开出了三条途径，一个是办其他国国籍，然后再用留学生的方式考回来;另一个办法是，考军事学校;最后一个办法算是折中方案是,“如果你弟弟考上哪条线，我们保证让他挑那条线上的大学和专业，比如他刚上470分，福建某某大学在福建招生一般都要高过二本线60分到530分，我们可以操作让他录取而且可以挑专业”。而所花的费用是“两到三万就可以”。

对于这家公司的说法，黎明的判断是“可能性不大”。他的理由是:“办理出国再回来考，以前确实做过，但是教育部针对这个漏洞，已经在今年年初推出，取得国外户籍的人要报考中国学校，华人身份必须在两年后才能生效。为防止造假，教育部甚至提出要大使馆出具身份和经历证明。”而针对军校生，“那肯定是委培生，确实可以收委培生，不过国家并不发给正式学历。”

照黎明的说法，教育部的阳光工程恰恰是针对此前的招考漏洞设置的，“而且一年比一年严格，所以想走这条路的单位一年比一年难做”。黎明举例说，某省会城市一大学，几年就赚了几个亿，他曾经有一年向他们送了几十个学生，他们现在不敢这样做了，“这些年，我们一直诚信经营。去年，为300多学生运作统招的名额没有成功，我一天就给相关人员退款1000多万元”。黎明说。

之前可能的漏洞在哪？阳光工程又是怎么起作用的？记者采访到的、不愿公开姓名的某大学招生办主任有个详细分析。

据他的说法，“机动的、没有公开的流程都可能成为操作的灰色空间”。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高招流程中以前不公开的投接档案的暗箱操作和某些特殊招生，比如保送、自主招生、特长招生等。

“高招其实就两个重要步骤，一个是地方招办愿意投档案，一个是学校愿意收。在以前，各地为提高自己的录取率是巴不得学校特别是好学校多录取的，所以假如打通某个学校的招办主任，让学校和地方招办打招呼说要哪个学生，一般都给，即使没到划定的线。从本质上来讲招生是学校主体的事情，地方招办划线就是提供参考标准。”该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而黎明所了解的“教育咨询公司以前操作这个，大部分都只和学校联系，学校相关人员同意了，会自己去处理关系”。根据黎明介绍，学校有各种名义调档，比如追加名额，“本来在这个地区就招5个人而且招完了，后来因为‘生源质量好’等原因又追加名额，而这些名额就很有操作空间。再就是补录，比如这个学校本来招100个人，结果有3个人没有来报到，然后学校再次补录，这个操作性也相当大”。

“阳光工程最核心的就是透明，由生源所在地招办、录取院校所在地招办、高校、教育部，几方面全程监控，网络录取，数据库备案。它要求网上公布学生的成绩以及各高校的录取流程，比如划线到哪，进入划线的有哪些人，分数从高到低排列顺序如何，一般高校要招100个人会提档120名。为什么要这个人不要那个人，现在也规定必须做出解释，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标准中颁布的62种退档原因，如果解释不够，就不能退档。在这种情况下，发送和接受档案都在所有人眼里，原来的路径就很难操作。”黎明说。

根据那个招办主任的说法:“因为这样，条子生就难办了，以前招生总会有人打条要求点招谁，现在就难了，要点招就只能用国家规定的每个学校的预留名额——就是让学校自己负责的名额。”国家压缩了预留招生计划，将往年的3%降至今年的1%，各校只能将其用于解决生源不平衡。

“对于特殊招生，教育部制定了更细致的政策，简直是见缝插针、围追堵截。”“以前假特长生和假优秀生也是操作的一大空间，有的就走伪造奖项的方法，然后打通学校和当地招办不审核。现在则采用，所有特长生和优秀生必须统一报教育部，审核通过后还要到地方统一公示，这样也堵住了这个空间。”

“不过即使这样，也不能说高招就完全不能操作了，一些有长期关系的公司还是有办法的，以前的做法是钻空子，现在的做法更多是违规。”

“有个问题在于，国家对这方面的法律规定还不是很完善，触犯成本也太低，最多就是10年以下有期徒刑，比如2004年，在河北省体育学院承办全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专业测试中，该院招生办公室成员张桂峰利用负责成绩微机录入、核分、登统之便，与学院教师赵志刚预谋，事先设置了改分程序，将考生名单提前输入该程序中，后在招生办最后汇总核分时，张桂峰具体操作更改了97名考生成绩。这么恶性的事件也就是10年以下徒刑，但他们的一次获利都在百万元以上，很多人会铤而走险。”知情人士对记者说，“如果见一个洞补一个洞或许永远解决不了，唯一有效的办法还是从制度上调整。之所以会有违规现象出现，在于学校的不在意，其实招生是学校自己的事情，之所以会出现现在的情况在于，中国的高校没有一套公开的评价体系，办得好坏没有直接对其地位和生源产生影响，如果一旦能完善评价体系，学校就会珍惜自己的羽毛考虑自己的品牌，也就会主动把握好这个度。”■ 20万元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