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事件:三省交界处的权力滥用

（文 / 吴琪）

( 张建勋生前照片 )

河南巩义:一个农民司机的压力

38岁的张建勋2005年12月18日在家突然死亡后，一向清静的安头村引起不小震动。习惯于在贫穷中挣扎的村民们，除去与生存环境的搏斗，并没有太多其他纷争。对于张建勋的意外身亡，人们摇头说:“好好的一个人，硬被逼死了。”

其实村里看到张建勋死亡现场的，主要是他的妻子大妞、弟弟张建伟和邻居王小龙（化名）。就在事发当晚，张建勋还与朋友们打扑克到22点，大家接着闲聊了一下田间打野兔的话题，快到23点才各自散去。一米八几的张建勋长得膀大腰圆，这天的身体状态也正常。朋友们能记起他最后的状态是，打牌途中他曾接到过两个电话，问是否愿意出车跑生意，张生气地回答说，“不走、不走”。挂了电话后，他对身边人说，“潼关这地方，去不得”。

对于生在河南巩义鲁庄镇的张建勋来说，2005年初贷款买的货车，是他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投资。鲁庄镇处在巩义市的西南面，在这片浅山丘陵地带，地势较高。与河南大面积平原产粮区的境遇不同，巩义非产粮大户，因此靠重工业为支柱经济。但处在偏僻山区的鲁庄，就张建勋所在的安头村来说，3000多口人“没什么生意户”，贫瘠的土地让大家“差不多的穷”。

在决定贷款买车前，张建勋给人开长途货车，打工了好几年。每月八九百元的收入，比种地的村民强多了。这里虽然一年种两季麦子，可是“吃水大难户”的鲁庄，秋季没水浇地，有没有收成全靠老天决定。鲁庄镇一直向隔壁的回郭镇买水喝，4块钱1吨，十几年前安头村村民们集资修了引水渠，但无力再投钱修支渠，所以没法引水到地里。投在每亩田地里的成本，包括犁地、买种、施肥、割麦等，有好几百。而按现在每斤小麦0.68元来计算，一亩地收入也就400元，“刚刚够饱肚子”。相邻的回郭镇就不同了，它是有名的电缆电线、耐火材料产地，比较富裕，鲁庄的年轻人就到那边的企业打工，一月也就挣个二三百元。张建勋这样会开车的“有技术的人”，是让人羡慕的。

( 陕西潼关高速路收费站 )

这个河南汉子给村民留下的印象是，仗义、爱面子。2001年他家盖新房，认识了邻村做楼板生意的姚振喜，与村民们喜欢赊账的做法不同，张建勋一次性交足了钱，“我不喜欢欠人家的钱”，表现得相当爽快。当地村民舍不得吃穿，但是情愿举债建房子，几乎家家户户4米高的大红门，3000元的花费够他们存上几年，张家也不例外。

自己当老板总比给人打工强，人到中年的张建勋这么想。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以后还需用钱。安头村小学只能读到四年级，高年级的孩子要到五六里地外的候地上学，这是4个村合办的一个学校。至于读初中，要走到10里地外的东候了。

于是2005年1月，张建勋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了一辆东风货车，往西安跑运输。运过去回郭镇产的耐火材料之类货品，再运些煤、铝渣回来。为了10万贷款，张将房产抵押给了银行。房子是没有完全竣工的“新房”，家人说，家里已经拿出了全部积蓄，新房子盖好了框架，因为买车就中途停建了，全家完全指望着这辆货车为房子挣装修钱。

据张建勋的弟弟张建伟说，2005年7月26日凌晨3时许，当张建勋开车经过连霍高速潼关收费站时，被守在那里的潼关县工商局经检大队长支忠民和潼关县公安局一位张姓队长带人强行拦住。之后，把他的货车从高速上押到潼关县公安局交警队停车场内。在各种手续都十分齐全、合法的情况下，他们执意说张建勋车上装运的电线不合格，罚款5万元。张建勋随即把货主叫过去出示商品合格证。但支忠民却说:“要是叫我看你们商品合格证书，我就罚你们5万元;如果我不看，就罚你们3万元！”经双方讨价还价，张建勋的货车被扣了两天，交纳2.7万元的罚款后才被放行，但并没有出具任何票据，当张索要时，支忠民让他留下电话，称很快会给邮寄过去。

从那以后，回到村里的张建勋就明显变了一个人，整日愁眉不展。他被罚的事情悄悄传遍了村子，还有同样跑运输的人，说看到他被罚时挨打了，但是好面子的张建勋不承认，也不希望别人提及。曾借钱给张建勋的货主也自认倒霉，跟着他一起承担了部分罚款。张不敢再跑车，被银行按揭贷款压得不堪重负的他曾多次对人说:“支忠民等人非把我逼死不可。”

2005年12月18日夜里，张建勋的妻子突然发现他脸朝下趴在床上，口吐白沫，面部发青，床边放着一个空瓶。待邻居叫来张建伟，他看到哥哥已经没气了，鲁庄卫生院的120急救车来了也派不上用场。悲痛中的张家人并未想到报警，“我们知道他是被逼死的，可毒药不是别人灌的，能找谁啊”。按当地习俗，青壮年死亡是比较晦气的事情，张建勋的父母均还健在，所以家人不希望报警后尸体被解剖，而是死亡三天后下葬，“入土为安”。

告或不告:一群农民商户的衡量

张建勋的意外身亡虽然对境况相似的村民们是个打击，却没有马上引起过分不安。邻居张文顺（化名）感慨:农民们比较胆小怕事，城里人或是国家机关人员，在他们眼里，“比天还大”。

弟弟张建伟的不满，也在连续的罚款遭遇中逐渐扩大。据张建伟讲述，今年3月21日，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决定送货到陕西。但是“祸不单行”，他的车刚从连霍高速潼关收费站出来，就有几个穿便衣的人要上前拦车。“当时我还以为是歹徒，就加大了油门，可谁知一辆桑塔纳和一辆皮卡车在后面紧追不放。”当车驶到渭南市境内时，突然后面一声枪响，他紧急减速，后面的车随即跟上来将其拦下。潼关县工商局经检大队队长支忠民等人从车上下来对他说:“我们都开枪了，你还敢往前跑啊？”随后，张建伟的车被带到了潼关县工商局。支忠民等人要对他罚款3万元。经过讨价还价，张建伟交纳了1.5万元罚款才被放行。支忠民等人在收到罚款后，也没有开具任何票据。

巩义市鲁庄乡苏家庄村的村民祖鹏旭，和朋友赵志宽四处拼凑五六万元买了一辆厢式小货车搞经营。去年11月，在经过连霍高速潼关收费站时，被潼关县工商人员拦住，经苦苦哀求，也是交纳了1.5万元罚款后，才被放行。

六七天后，他们又去陕西送货，车刚出潼关收费站，又被潼关县工商人员拦住，罚款1万元。潼关工商第一次给他们开的罚款票据上只显示1.1万元。第二次交纳的1万元罚款票据至今也没见潼关县工商局寄给他。

从巩义到西安500多公里的路程，潼关收费站成了货车司机们难以绕过去的“罚人槛”。

在西安市经营电缆电线生意的一贺姓商户告诉记者，2005年7月27日凌晨，潼关县工商局经检大队以其车上的货物有质量问题为由，强行将他的货车拦下高速。当时他车上拉了3吨多电线和4吨多半成品铝板，在出示了商品合格证书等合法手续后，潼关县工商局经检大队执意要罚他5万元。贺姓商户被迫交了2.7万元罚款，但当时也没给他开具票据。今年4月1日，贺姓商户前去讨要时，支忠民等人才给他开了一张数额2万元的票据。

在西安的“自强路五金工具批发市场”、“朱宏路五金工具批发市场”、“轻工业批发市场”等五大市场，有100多户巩义人经商。货车司机的受罚，使得不少人经商入不敷出。上百商户于是自发成立巩义市驻陕西商会，以商会名义，采集证据并在今年4月28日向陕西省纠风办投诉此事。巩义市驻陕西商会筹备会派出代表，三次找到潼关县工商局以索要以往罚款票据为由，录制了支忠民和会计姚丽等人谈话内容，并将这些内容刻录成光盘，寄送给陕西省有关部门。

当5月22日，《河南商报》关于此事的调查报道刊发后，事件引起的强烈反响超出了告状者的想象。仅在新浪网页上，对此条报道的评论就超过了1万条。5月24日，国务院纠风办会同交通部、公安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潼关，认定此事件为典型的“公路三乱”。

陕西潼关:地域交界处的权力边界

陕西潼关，北隔黄河与山西相望，东临函谷与河南接壤，同时黄河、渭河又在这里交汇，素有“鸡鸣闻三省”的交通要冲之称。连霍高速公路开通后，潼关作为陕西省的东大门，窗口地位更显重要。

挟住了三省交界地势的潼关，成为很多货运路线的必经之地。从东部进而陕西需经过此地，从河南到四川方向，需经过这里到达西安周至，再翻秦岭入四川，司机们无奈地把潼关称为“罚人槛”。有些车绕道山西运城、晋城，避开潼关。

在河南新密做工贸生意的张黎华（化名），看到报道后主动向媒体讲述了自己类似的经历。6月1日记者与他联系时，现在已经是一家公司负责人的他，仍旧叫苦不迭，“给我送货的车在潼关被罚了两次，现在没人愿意往那边跑车了”。

张黎华自己从当司机跑货运开始，在这行做了8年。两次遭遇发生在2005年的3月和9月，他作为货主经历了司机被罚。第一次货车拉的是工业用85%磷酸。这种工业用耐高温结合剂，每车拉十四五吨，价值5万多元。车到潼关后，货车司机突然给张打电话，“交警给拦住了，工商在罚款”，而且开口就是1.2万元。潼关当地有几个人专门充当货主和工商局之间所谓的“调停人”，劝货主，“这样吧，我跟工商的说情了，如果你们不要票，罚个8000元就可以了”。对于货主来说，如果不付罚款，司机可能把货卸在当地就跑了，这样损失更大。另一些当地人专门以帮助“违规车”卸货为生，卸1吨索要二三十元，扣押一天索要保管费几十元，“这样哪里拖得起？”于是最后司机和张黎华各承担了一半罚款。有人事后还公开放话，“半年交5000元，保你这段路没事”。

潼关工商动辄上万的罚款，对于收入微薄的司机，简直被逼得哭爹喊娘。“跑车的司机最辛苦了，从郑州到西安500多公里，来回一趟也就挣个五六百。”张黎华说，这还是在行情不错、司机能从西安拉回小商品的情况下。若空车回来，几乎不挣钱。即使张黎华这样的货主，一车的耐火材料盈利也就1500元左右，“还包含17%的增值税”。

对于常年在路上跑的生意人来说，“上了路就是孙子，经常是过一个县交一次过路费，有些当地人还搞敲诈”。由于司机超载或违规驾驶的罚款，“我们可以理解，一般一次200元”，但是动辄上万的罚款，“太离谱了”。张建勋的死亡，使得司机的冤屈引起了注意，可是张黎华担心的是，“大多数司机都不会读书看报，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怎样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

离潼关只有一里路之遥的周如松（化名）觉得自己更冤。他是山西农民，处在三省交界地带，“我们这里是有名的‘鸡叫惊三省之地’”。可是一里之外的潼关邻居并不关照他们，周如松2002年6月被扣留的一车小麦，有1.5万多公斤，到现在还寻不到踪迹。

而终于将遭遇告知天下的张建勋家人和商户，却在事件曝光后，遇到了另外的麻烦。张建勋的妻子和弟弟都分别接到了恐吓电话，在接待了媒体一拨拨采访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善，对于媒体的打扰逐渐感到厌烦。国务院调查组离开潼关后，陕西省联合调查组的结果仍未出来，潼关当地保持对外的一致沉默。舆论的种种猜测和压力，使原先的告状者已经不愿再站出来叙述这个事件了。对于张建勋的妻子和弟弟来说，贫困的生活还在继续，比起媒体突然之间的热炒，张建勋留下的两个孩子和债务，才是一个更为现实的话题。■

（感谢《河南商报》提供的采访帮助，为了尊重采访对象意见，文中人物多用化名） 权力三省滥用交界处潼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