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信滔:生意与恩怨

（文 / 李鸿谷 李菁）

提议与拒绝

陈信滔出生于1962年，是兄妹七人中的第六个，“父母都是穷苦出身，生活得也很艰辛”。1979年陈信滔参军，后来靠自学考进南昌陆军学院，毕业后分到山沟里。在屏南县武装部工作两年后，1985年被宁德军分区调走，任军务动员参谋——有趣的是，“2·20”枪击案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郑军的父亲，就是宁德军区的一位老干部，只不过，那时他已经退休了。

“1996年我转业的时候，福州还没有旧车交易市场，我想自己在部队太久，不太熟悉地方上的商业，别人已经从事的行业，我再闯入不太容易，而汽车业肯定要发展，旧车又没人搞，所以我决定从事旧车交易。”

陈信滔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他们每人提供了100万元启动资金，加上陈信滔本人的军转费30万元和家人的支持，先期大约投入了300万元。陈信滔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最高时有六七百万元的资金。这样干了三年多，每年的纯利润100多万元。

陈信滔是福州第一家从事旧车交易的公司，业务量也是最大的，他经营的“福州福汽交易市场”后来已经成了福州旧车交易的第一品牌。

( 陈信滔被扣留的汽车 )

就在陈信滔做二手车生意时，比他小一岁的徐承平也在搞旧车，靠做中间人赚点钱。那时陈信滔并不认识徐承平。

1999年，徐承平来到陈信滔的市场找他，提出希望合作。“我那时听说了他有点像地头蛇似的人物，在火车站一带很有名，组织一些车强行运货之类的，名声不是很好，我拒绝了他。”

陈信滔原来的旧车交易市场在福州市化工路，城市的东边。后来福州搞城市改造，要东扩，2000年7月，老市场面临被拆迁的命运。徐承平再一次找到陈信滔。

这时的徐承平已不是当初靠挣中介费的小老板，而俨然成为号称“年交易额20亿”的安祥集团老板。更重要的是，徐承平在这几年中已与公安局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在晋安区从上到下，路路亨通，叫得很响。”陈信滔后来说，派出所或公安局的一些人显然被徐承平“企业家”的身份迷惑了，但其实徐承平并没有多少钱，“到了最后我的几百万他都拿不出钱来赔”。

陈信滔第二次拒绝了徐承平的合作提议。“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都找不出与他合作的理由，我一个人干得很成功，完全有能力自己做，我有执照，有业务量，有完整的公司，我什么都不缺，所以一点合作的意思都没有。”

妥协

2000年10月，陈信滔的“福汽”与另外两家做旧车生意的公司——福建省机电公司旧车交易市场、福州市物资局旧车交易有限公司，一起搬到了五里亭桥下，这里成了福州新的旧车交易中心。其他两家以租赁旧车为主，只有陈信滔从事二手车交易。“我和徐承平的安祥公司都在晋安区，但我在鼓山镇，他在岳峰镇，我想离开他的势力范围，躲到桥底下，还摆脱不了他吗？”

但搬到新址没几天，一连串麻烦就接踵而至。“市公安局的人来罚款，说我没有特种行业许可证，以前也没有人告诉我这一行是特种行业，我干了4年好好的，也没人打搅。这一次我被罚了5万元。我找了很多人说情，讨价还价，降到1万元。许可证是王振忠的管辖范畴，我怀疑此事与徐承平有关。”

陈信滔在原来的岳峰所，采用的是包税制，就是不管挣多挣少，每个月固定交一些税，连续几年从未出过问题。但一搬到五里亭桥下三天，马上有人来查账，二话不说，把账册封掉，带走账本。

第三天，车场突然又开进来几辆自动卸货车，哗啦哗啦往车场中间卸了几车石块、沙子之类的，陈信滔想找员工清理，但有很多马仔看着不让动。“我做了多年生意从未跟别人结过怨，唯一有矛盾的就是徐承平。”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徐承平与这一切有关，但陈信滔相信都是徐在用种种方式逼迫与其合作。陈信滔想起此前，一直觉得不买自己账的徐承平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放心，我们最终还是要合作的。

与陈信滔合作的其他两家公司很快找到他，表示说“没办法”，要搬过去，“剩我一家，我孤掌难鸣。我只好去找徐丁光”。

徐丁光本是福州市工商局驻福州旧车交易市场工商所的所长，其实也是与徐承平合作安祥公司的生意合作伙伴。徐承平公司的人都喊他“光总”，有人说他是徐承平的“军师”，所以陈信滔找他商量。

“徐丁光说:‘不要和徐承平硬顶，要好好谈，徐承平想把旧车交易统起来。’我听了这话，想那我放弃算了。”2000年11月18日，陈信滔将“福汽”搬到徐承平的场地。两人也很快达成一份联营协议:场地建设费陈信滔出70%，徐承平出30%，所有的办公费和人工费，包括水电、税收等，由陈信滔来承担，而利润分成为徐七陈三。

“除非我不懂得做生意或是傻子，我知道这是一份‘城下之盟’，但我也不得不签。”陈信滔说，那时其他两家已经搬到徐承平那里，而他手里还有40多部车，如果不签这份协议，他一个人被圈死在五里亭桥下，40部车500多万都被套在那儿了，“我实在无路可走”。

据陈信滔说，搬到徐承平那里，因为原来场地的押金、还有先期投入的场地费等，使他损失了20多万元，“我那时想，只要这个条件，能相安无事也可以忍受下去”。

签协议时，徐丁光做的预算说场地建设费要40万元，而在陈信滔看来，这个数字远远高出实际的投入“因为场地只有铁皮、水泥之类的”，但在场地投入上陈信滔要占70%，他也只好认了这笔钱，将28万元打进公司。

据陈信滔说，徐承平租住的场地，是以前的旧池塘填起来的，在城乡结合部，4000平方米向岳峰村每年交12万元租金，即一平方米一年只需要30元，但徐承平则以每平方米每月30～40元的价格租给各公司，“单租金一个月就十几万元的收入”。

包括陈信滔在内的几家公司的加入，使得“安祥”成了福州二手车交易中心，生意非常火。不到一个月时间，徐承平再次对陈信滔提出，场地费用的预算升到160万元，要求陈信滔追加投入。陈信滔只好再追加了一部分钱，一共投进去45万。另外，徐承平这时候又开始怀疑一直没做什么生意的陈信滔，在外面背着他卖车。两人已经暗生龃龉。

在陈信滔看来，徐承平此举目的，就是想通过种种方式将他排挤走，因为此时的旧车交易已经非常稳定，徐承平想独占这一份利润。

只合作了短短数月，认为徐承平“只能共风险不能同享利”的陈信滔决定，还是放弃与徐承平的合作。

“2001年2月12日，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请徐承平和徐丁光吃饭，提出解除联营合同。我请他们在康特大酒店，是福州很好的一家，那一顿饭花了我3000多块，说明我是不想和他们有什么纠纷。我跟徐承平说，现在市场很红火，一年百八十万没问题。即使我退出，也不妨碍他赚钱。”徐承平也答应得很痛快，两人商议，将联营改为租赁:陈信滔一年付12万元租金。因为已经先期出了45万元，扣除12万元租金，其余33万元由徐承平分期还给陈信滔。

“那天的气氛很好，不是表面很好，是确实很好，当时在场的七八个人可以作证。对徐承平来说，他肯定是赚钱的，我退出，他何乐而不为呢？”陈信滔说自己唯一的心态是赶紧摆脱徐承平的控制，“我想租他的地方，把我库存的车慢慢卖掉，然后就退出这个行业”。

致命纠纷

一辆白色丰田佳美，陈信滔指着车说，这辆车因为出事那天被他开走了，所以“幸免于难”。但因为所有车辆的手续在枪击当天都被徐承平抢走，这辆车现在还没有一个合法身份，他毫不掩饰地说，现在也只能就这样黑着开。

当陈信滔一厢情愿地以为与徐承平的纠纷已经以自己的退让而结束时，他万万没预料到，哥哥陈信华会突然插进他与徐承平的纠纷，而且最后又带来“社会上的”卞礼忠，待卞礼忠介入后，陈信滔感觉，他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

车场出事，陈信滔跑到自己原来曾当过兵的山沟里躲了起来，其间越想越蹊跷:卞礼忠在那个圈子里大小也算个人物，怎么可能抢劫？再者现场发现的枪是一支仿六四式手枪，听说制作粗糙，枪管比枪身多出0.5毫米，而且有锈迹，即便卞礼忠持枪，也不会拿这样的破枪吧？陈信滔偷偷给几位公安的朋友打电话问:有没有可能造假案？被询问的所有人都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人命关天，谁敢？！”

在卞礼忠2001年2月20日被打死的一段时间内，陈信滔并没有被扯进去，那时他还心存侥幸地想与徐承平“私下协议，把车要回来”。直到3月7日，他看到公安局的协查通报，将他与哥哥陈信华都列为“犯罪嫌疑人”，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不过，他事后分析，这也是徐承平犯的最大一个“战略”错误。如果徐承平不把他牵扯进来，这个案子，可能永远也没有扳过来的机会了。

当时，总是西服革履的徐承平开始置办防弹衣，并在车场安装先进摄像头。后来，徐供诉，为此“花去50多万元”。陈的朋友让他描述枪击后的徐承平，“每天有警察保护”，“买了奔驰500，从来不敢坐，怕报复，只坐在奔驰后面的桑塔纳里”。此次一审，徐亦被判死刑。

那一段时间也是陈信滔思想斗争最厉害的时期，他说，最后选择站出来报案是“我做了我这一辈子最勇敢的一个决定”。■ 陈信滔生意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