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以及他的幸运

（文 / 李鸿谷 李菁）

那天早上，接到员工的电话，“卞礼忠被打死了！车场里的车全部没有了！”陈信滔马上掉转车头，开到朋友家，“无论怎样先躲几天”。陈先让夫人去公安报警，说自己的汽车全部被抢劫了，显然，这个报案无济于事。“左思右想”，陈回忆那时，“难道就此逃离中国？”看起来，陈说:“在当时氛围里，这对各方来说，似乎是最好的一个结果。这样，他可能会逃避冤狱，对方也可能因此而顺利得手。”在与自己的战友讨论再三，并请自己过去的上级跟晋安公安分局领导沟通后，得到三项承诺——不搞刑讯逼供;不搞冤假错案;陈的500万财产去向，一定查清楚——陈才决定自己亲自去公安局报案。

陈信滔给哥哥陈信华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的决定，问哥哥愿不愿意跟他一道去公安局报警？“我把你所有财产都弄没了，你要我做什么，我当然做什么。”

陈决定3月25日去公安报案，对方让他推迟两天。27日，陈信滔、陈信华两兄弟到晋安公安分局报案，随即被“留置”。这天，当地报纸刊登了由警方提供的车场枪案稿件，陈信滔被描述成“与卞礼忠相互勾结，持枪勒索”的犯罪嫌疑人。

回忆这段经历，相比记者采访的其他亦曾有过牢狱经历的当事人，陈对自己的经历与环境的描绘清晰明朗:“我被‘留置’在鼓山派出所。警方一般有权力决定两天的留置时间，以调查案情。留置室大约10平方米，水龙头与大便池都在室内，一般留置室里会关十几个人。”

两天后，陈氏兄弟被批准刑拘，进入福州最老的看守所——水头看守所，“这里关的是重犯”。陈信滔进了小号，“水头只有两个小号，一般也叫干部号，主要关一些有经济问题的官员。小号大约20多平方米，一般关20多个人。而大号则要关四五十人”。“小号里有个蹲式厕所。洗漱则在铁门外面有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空间，洗漱间外又是铁门。”陈跟记者算了一下，“从号里走出去，走到外面的自由空间，要经过8道铁门。”福州有个海山宾馆，是早期福州最有名的宾馆，因此，“小号里的蹲式厕所，就叫‘海山’，号犯被罚洗厕所，就叫洗‘海山’”。

看守所最重要的权力者，除了警察，就是“号长”，陈信滔到进去时，他所在的小号由一个涉嫌贪污的处长当号长，半年后他被免予起诉，出去了。这时警察指定当过18年兵，从少校军阶转业的陈信滔任“号长”。

看守所以及“号长”的经历，是这个离奇案件中的最离奇之处，“我在那里面有很多奇遇，那些故事简直像中了彩票一样，而且不止中了一张”。

2002年6月，看守所里来了一位“新朋友”，他是王振忠携着一起出逃的郝文的前夫顾某（王携1000多万美元与情妇郝文潜逃，系中国叛逃的最高级别警官）。顾某原是福州一家旅行社经理，据说郝文与王振忠先逃到香港、再到美国的机票都是顾某帮助买的。郝文出逃前，留给顾某一部汽车，被顾某卖掉，所以这一次倒霉的顾某以涉嫌“包庇罪”和“销赃罪”的罪名，被关进来。

陈信滔知道顾某身份，但顾某并不知道他。陈信滔说，顾某一有空就哀叹自己命不好——老婆被王振忠拐走了，自己还因此而落了罪。顾某还讲了王振忠的很多事情，诸如别人有事要求王振忠都要通过郝文。

陈信滔这时才知道，王振忠在2002年5月22日出逃，而福州成立“5·22”专案组之事，也得知与王振忠有关的一些人也陆陆续续被抓进来。“王振忠的倒台是我的一个福音”，从此，陈信滔“打起十二分精神”关注外界动态。

7月，管教干部把陈信滔从原来的431号调到隔壁的432号。陈信滔起初不解，后来恍然，“肯定是跟我案子有关的人要进来让我回避”。在离开自己的号前，陈信滔叮嘱“号友”一定要对新来的人盘问清楚。

晚上19点多，丁零咣当，新来的人出现了。来的这位潘某，作为“5·22”涉案人员被抓进这里。“号友”帮陈信滔搞清了潘某在他那个案中通过中间人，把那把仿六四式手枪给了徐承平，后来徐又因伪造现场，而出资1.3万元买下了枪。“之前的传说被证实了，我一下子感觉这是个天大的消息。”

陈信滔在看守所里的奇遇还没有结束。7月底，在福州“响当当的人物”的陈某也被关了进来。陈某此前因贿赂罪被判3年，服完刑后又被当作“5·22”涉案人员抓进来。“我从他嘴里知道太多事情，比如王振忠跟谁有矛盾，怎么跑出去的，以及之前给我做伪证的那些人都被抓起来了。”陈某如何知晓这么多信息，陈信滔说:“他当时就是被监视居住时，跟此案有关的那些做伪证者关在一起，彼此交流，获得了大量信息。”后来有些人看了陈写的申诉材料，很奇怪他在里面却怎么知道外边那么多情况。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陈信滔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他的妻子却经常接到有人匿名打来的电话，告知最近有了什么新证据，提醒她马上核实。而陈妻按照来电显示打过去，发现那个电话号码正是徐承平、徐丁光等人被关在里面接受讯问的福州黎明大酒店。

本来以为自己马上会被无罪释放的陈信滔，却又在看守所里呆了一年多。2004年3月4日，在陈信滔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突然得到了自己“无罪”的宣判。当晚回到家，他就又开始写申诉材料。而3月30日，他便收到了来自公安部的电话。

公安部来的两位特派员在与陈信滔见面的第一天详细听了他的汇报，第二天见面，还没等陈信滔继续昨天的申诉，对方开口:“你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也许看出陈信滔的疑虑，他们又说:“你放心，我们有自己的渠道。”陈信滔说，他后来推测，公安部此前可能已经接受过不少反映王振忠以及相关问题的材料。

“我的勇气帮了我。”陈信滔回顾过去的5年，如此表述:“一方面，我非常幸运，能够将此案真相揭示出来;另一方面，我同样非常惨，全部资产，还有5年时间，全部赔进去了。”满脸疲惫的陈信滔问记者:“我的损失，谁来弥补呢？”

“三年差23天！头发全白了！”陈信华跟记者很认真地算出他们兄弟俩在看守所待的时间，“我出来时，我老婆来接我，开个摩托，我的老家房子已经拆迁了，果然，分给我们的安置房，楼下有三层的商摊，我们骑着摩托要一圈一圈转上四楼。而且，我进屋找儿子，儿子真的不在家。你说灵不灵。”■

曾经枪案的冯文虎

“那一年我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如果没出事，我现在应该已经结婚了……”36岁的冯文虎低着头，脸上看不出更多的表情。

在外界关于这起事件的大多报道中，冯文虎与林季援都被描述为卞礼忠的“马仔”，但记者面前的冯文虎个头不高，微胖，戴着眼镜，似乎很不符合“马仔”想象。

20岁那年，为了争女朋友，冯文虎冲对方打了一拳。“现在想想很倒霉”，据他说，对方有羊痫风，跑下楼梯时摔了一跤，死了。冯文虎以“故意伤害罪”被判9年。而此前，他初中没毕业就顶替母亲进了福州糖果厂，“那还是一家国营厂呢”。

冯文虎好几次提到自己“不懂法”，在狱里，因为打架，又被加刑一年。冯文虎是在服刑期间认识的林季援，1965年出生的林季援比卞礼忠大3岁，原在福州市第六印刷厂工作，24岁那年因殴打交警被判11年。

当被问起是否介意被外界看成是卞礼忠的“马仔”时，冯文虎笑笑说:“他们非要把礼忠搞成一个‘老大’，那他身边就得有‘马仔’了。”冯文虎否认卞礼忠对他和林季援有生活上的资助或其他商业合作形式，他认为，他与林季援一样，与卞礼忠更准确的关系就是“朋友”。“如果礼忠真是‘老大’，那天他根本不需要自己去跟徐承平谈，随便找个手下就可以了。”■

一系列的意外

没有一系列的偶然与意外，陈信滔说，这个案子可能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

1.如果没有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的出逃，不会有专案组，也不会有人来着力查这桩案件;

2.如果那晚开机了呢？或许也可能被叫到车场，会不会跟卞礼忠一样？

3.如果那晚不是为了给朋友帮忙而把所有公章全部拿走了，所有的汽车，会不会被伪造成各种合同而被合法侵吞呢？做了4年公司，这是唯一一次把公章拿走。

4.如果当时卞礼忠身上确实有枪？

5.如果跟随卞礼忠的林季援与冯文虎，当时进入车场，而且还带了枪呢？

6.如果看守所里没有碰见那些人，如何可能知晓详情。看守所关押3000多人，偏偏碰上了与此案最相关的那几个。

7.如果那封信没有寄到公安部部长手里，部长没有批示呢？■ 幸运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