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衰落:热带雨林拯救站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袁越)
我要去的地方位于新几内亚岛的中部。从飞机上看下去,这里是望不到头的热带原始森林,除了绿色没别的颜色,而且形状极不规则。仔细看却会发现,这里有无数种不同程度的绿色,以及由各种半岛和河流组成的奇妙图案。
1个多小时后,飞机在一条黄土铺成的跑道上降落。这一站上来不少当地人,每个人都携带着椰子、竹条等农产品,使机舱变得更像一辆长途汽车。这架飞机其实就是当地人的长途汽车,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路,出门只能飞。
我们这架“公共飞车”在停了4站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莫雷湖(Lake Murray)。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淡水湖,绿色和平组织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天堂雨林拯救站”,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轮番来这里做义工,其中有3名志愿者来自中国。
从飞机场到营地还需坐将近1小时的摩托艇。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安静的湖面上时,感觉真是美极了。莫雷湖几乎没有被开发,一路上见不到多少人工痕迹,偶尔能看见湖边有几幢当地人盖的吊脚楼,孩子们站在楼前空地上冲我们大喊大叫。他们大都赤身裸体,以爬树和跳水为乐。与其说他们是这里的居民,倒不如说他们就是这片雨林的一部分,和那些野兽、飞鸟没有区别。
“莫雷湖水几年前清澈见底,现在已经不那么干净了。”一个当地人对我说,“都是因为上游的那个奥克泰迪矿,带来了大量泥沙。”原来,在我看来就是人间仙境的莫雷湖其实已经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影响,伊甸园并不在这里。
( 中国志愿者陈晓云(右)和伐木工人一起在森林里工作 )
东经141°23'79",南纬7°06'82"
绿色和平的营地隐藏得很好,我们到达时候这里已经搭起了两座吊脚楼,一座是办公室,从里面伸出许多电线和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相连。另一座是宿舍,底层是食堂兼伙房,志愿者们都睡在二楼,每人都有一个用蚊帐隔出来的小空间。楼板用树皮和竹条铺成,中间有缝,人走在上面整个楼板都会晃动,不小心就会从缝中掉下去。
绿色和平的负责人约翰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怎样使用卫星定位仪,我感觉自己就是凡尔纳小说中的航海家,终于知道了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这东西在当地人看来简直就是神迹,因为他们大都从来没有离开过莫雷湖。不是不想,而是坐不起“公共飞车”(坐一次要1700多基那,约合人民币5100元)。
如果你不嫌脏的话,营地里的生活是相当安逸的。当地人用竹子和木头做了很多椅子,可以随时坐下来侃大山。侃腻了可以去划独木舟,不过尽量不要去湖里游泳,因为有鳄鱼。当地人把一片芦苇砍掉,形成一个“洗澡塘”,虽然水的颜色有点黄,但非常安全。游累了可以喝雨水解渴,这里基本上不必考虑节水问题,因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下一场暴雨。饿了呢?有当地人负责做饭,志愿者给他们打打下手。绿色和平运进来大量的米和面,但这并不是当地人的主食,他们吃西米(Sago),也就是从一种棕榈树的树干里刮出来的丝状物,其成分几乎就是纯粹的淀粉,没有任何味道。这种树在天堂雨林里有很多,因此肯定饿不死人。但是蛋白质来源却是当地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以前湖水水质好的时候鱼很多,随便一捞就是十多条,现在能捞出一条就不错了,而且很多鱼种已经灭绝。
( 非法伐木成片成片地破坏原始森林 )
“所以啊,我到一个村子,首先看的就是孩子的身体情况。哪家孩子身体结实健康,哪家大人就一定是有本事的。”说这话的是当地一个名叫“鲶鱼”的家族的首领,名字叫做赛普·加列瓦(Sep Galeva),志愿者中间流传着一句名言:跟着赛普有肉吃。因为他是鲶鱼家族最好的猎手,每次出行总能逮到猎物。野味意味着蛋白质,这是雨林里最重要的财富。
我到达当天晚上,赛普抓到了一头鹿,把鹿肉切成小条,放进大锅里煮。火光映着他一身结实的肌肉,显得野性十足,一点不像43岁的中年人。鹿肉煮得很嫩,非常好吃,可是来吃饭的有30多人,每人只能分到一勺。吃完饭,我拉住赛普聊天,惊讶地发现,他曾经当过警察,是鲶鱼家族里唯一“见过世面”的人。
( 如今,人间仙境的莫雷湖其实已经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影响,伊甸园并不在这里 )
“我爸有6个妻子,我妈是最小的那个。”赛普跟我讲述了他的传奇故事,“我在村里的小学上到6年级,因为学习好,被送到最近的县城里继续读了4年。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只得回到老家。我叔叔要给我包办婚姻,我不干,就又跑了出来,去首都当了15年刑警,并在那里结婚生子。1999年澳大利亚人彻底离开了警察局,整个莫尔斯比港警察的道德水平便立刻直线下降。我看不惯他们贪污腐化,就退休了。退休后我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被强盗抢过,就在你住的六英里车站附近。再后来我听说了家乡的森林遭到伐木公司盗伐的事情,就决定回家组织村民们和公司斗,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赛普告诉我,他曾经找过政府,但很快发现伐木公司早就把政客们买通了。于是他只好去找当地著名的环保律师安妮·卡泽(Anne Kajir)帮忙,并通过她认识了绿色和平组织。“当时我就想,既然政府不站在人民这一边,我就去找非政府组织。”赛普说,“因为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救不了天堂雨林的。比如说,我虽然在森林里长大,可我不懂伐木,是绿色和平找来了一帮行家,来这里帮助我们。”说着,赛普指了指另一张桌子,那里有一群人正在煤气灯下开会,讨论第二天的工作。
( 从飞机上俯瞰天堂雨林,各种半岛和河流组成了奇妙的图案 )
煤气灯下
“明天一早出发去这个营地,争取用3天时间把这块地的地界划完。”绿色和平的山姆指着一张地图对大家说。地图是塑料的,像军事地图一样布满了等高线和箭头。煤气灯周围是一群马来人,从外表上看和村民们没任何区别,但他们其实都是外来的林业专家,隶属于一个名叫“居民与社区发展基金会”(FPCD)的非政府组织(NGO)。这次绿色和平把他们请来,就是为了帮助当地村民开展“生态林业”(Ecoforestry)。
( 库尼族的英雄——赛普,鲶鱼家族最好的猎手,每次出行总能逮到猎物,跟他混的人也就有野味吃 )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天堂雨林只剩下40%的地方没有被盗伐过了。”山姆用红笔在地图上标出了非法伐木公司正在活动的区域,莫雷湖看上去就像一个孤岛,被红色的火焰包围了。
“我们反对非法盗伐,但并不反对伐木。”山姆见我来了,开始给我上课:“我们提倡的‘生态林业’有两层意思,一是科学利用森林资源,让这片森林能持续地繁荣下去,二是把得到的收益返还给原住民。”
( 奥克泰迪矿给当地带来了金钱和就业机会,也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
原来,许多国际伐木公司(尤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公司)买通了巴国政府,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对天堂雨林的开采权。为了节约成本,他们采取了毁灭性的砍伐方式,平均每砍一棵树就要毁掉周围17棵无辜的小树,而卖木材所得利润却只有极少部分返还给了当地居民。绿色和平所要做的就是收回开采权,然后对这片森林进行详细而又科学的调查,标出适合砍伐的树木,训练当地人用手持电锯定向砍树,就地加工出口。卖木材得到的钱全部留在社区,用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巴国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山姆对我说,“根据宪法,97%的巴国土地属于原住民,没有原住民的认可,政府无权和外国伐木公司签订任何协议。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法律上同政府和外国公司进行斗争,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头顶的煤气灯嘶嘶地响着,林业专家和志愿者们一边不断地拍打着讨厌的蚊子,一边讨论明天的划界工作。莫雷湖及其周边地区生活着5000多原住民,他们分成9个部落,邀请绿色和平来这里帮忙的是库尼部落,而赛普所在的鲶鱼家族只是库尼部落中的一支。所谓划界,就是把隶属于每一个部落的地域标记出来,然后按特点进行分类,有的适合开展生态旅游,有的适合打猎,有的适合伐木……划界的工作专业性很强,林业专家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对当地人进行培训,而来自各国的志愿者充其量也就是给林业专家们打打下手,或者做做宣传工作,帮不上多少忙。
“我已经不想再去宣传了,”赛普的态度让我吃惊不小,“说了好几年,没有效果。我要干出点成绩来,用事实说话。”赛普曾经私下跟我说,周边地区有一个家族的首领被买通了,决定砍伐森林改种橡胶树。那个首领在欧洲受的教育,当地人十分信任他。“语言是没有说服力的,道理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赛普说,“我4年前就开始抗议非法砍伐,提倡‘生态林业’了,可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太大的成绩来,怎么说也没有用。”赛普说的就是2002年的那次设路障的行动,就是那次行动让赛普成为库尼族的英雄。
世上本来没有路
在热带雨林里,路是一种宝贵资源。马来西亚的一家伐木公司对此十分清楚。他们和巴国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在Kiunga和Aiambak这两个城市之间修建一条195公里长的公路,所需费用以砍伐下来的树替代。路修好了,可原住民们惊讶地发现,有超过10万公顷的森林被破坏了。2002年,赛普率领鲶鱼家族在K-A公路上设置了路障,不许运送木头的卡车通过,之后他通过NGO的律师把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这条公路也因此被关闭。
要想参观路障遗址,必须先穿过一大片原始森林。幸好赛普的祖先修了一条羊肠小道,直接通到K-A公路。出发前一天下了一整天暴雨,这条小路变成了泥汤,走起来沾脚。蚂蟥们躲在泥巴里,等待机会顺着鞋帮爬上小腿,饱餐一顿。我把袜子包在长裤外面,才没有成为蚂蟥们的食堂。可赛普他们就不行了,这些原住民一律打着赤脚,很快他们的脚踝上就都血迹斑斑,就连他们带来的猎狗也都着了道,趾缝间都是红颜色的。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5公里之外的K-A公路。这是一条用红土铺成的道路,加上路两旁的缓冲区,大概有40米宽。路周围林木茂密,但全是次生林,据说伐木公司经常会深入丛林1公里之多,砍伐优质的木材。为了多砍树,他们甚至故意把路修得弯弯曲曲,专门挑树种好的地方过。
“可是他们毕竟修了一条路啊,为什么你们不好好利用一下呢?”我不解地问,“这条路已经不能用了,因为好多桥梁都被水冲坏了。”赛普说,“伐木公司不会来帮我们修,政府也不管,只有靠自己。”
走累了,大家坐在路边休息。孩子们迅速拿出随身携带的丛林砍刀,砍来一堆柴火烧起来,又从树林里找来一些不知名字的果实,放到火上烤。当地人每到一个新地方,必先生起一堆火,一来烧东西吃,二来防蚊子。他们进城后,很自然地把这个习惯带进了城里,于是我才会看到那个总是笼罩在烟雾中的莫尔斯比港。吃完东西,孩子们敏捷地爬上树,砍下几片棕榈叶子,铺在地上当床,躺上打个盹。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个个都是玩刀的好手,只要给他一把丛林砍刀,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解决了。我突然想起,抢我的那几个少年使的就是这种丛林砍刀。他们进了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雨林。可他们又没有别的生活技能,只好再一次拿起手中的砍刀,继续靠它为生。
世上本来没有路,可自从有了路,不同文化之间就产生了交流。可是,谁能告诉我,这种交流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呢?
梦中的飞翔
当天晚饭吃的是一只食火鸡(Cassowary)。这是一种体积仅次于鸵鸟的走禽,属于濒危动物。但在这里数量很多,当地人并不觉得吃它们有什么不妥。有很多鲶鱼家族的人一直跟我们住在营地,赛普无奈地告诉我,一些当地人很懒,看到营地里有好东西吃,就天天赖在这里不走了。其实所谓的“好东西”就是饼干和鱼罐头,在我们城里人看来,这些东西怎么比得上这里的烤香蕉和鲜鱼呢?可村民们就是喜欢,一些孩子甚至不上课,天天和我们混在一起。
后来我有机会参观了一所学校。学校里有400多名学生,年龄从10岁到18岁不等,可居然只有4个老师,还经常发不出工资来。其实学校一年的预算只有4万基那,可政府只负责8000,其余都要靠学费,每人每年80~150基那不等。我旁听了一次学校的家长会,谈的多半是关于拖欠学费的问题。最后校长无奈地说:“从今年开始,不交学费的学生就不发课本了。”
这是莫雷湖地区唯一的学校,莫雷湖机场就设在附近。很多学生都住在很远的地方,其中一个小男孩居然要划一星期的船才能从家里赶到学校!每当我想起他独自一人带着干粮,奋力划着独木舟行驶在雨林中的情景,心里都会发紧。这孩子是个孤儿,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他养鳄鱼换来的钱支付的。鳄鱼是当地人最重要的现金来源,每头鳄鱼至少要养两年才能卖,每张鳄鱼皮可以卖500基那。
山姆代表绿色和平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环保课。我走到学生中间,随机挑选了10个人,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们长大之后想做什么?”结果有5人说想当飞行员,有4人说想当教师!飞机和教师是这些孩子所能看到的唯一的新鲜东西。工程师、画家、律师、医生……这些职业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理想了。
艰难的告别
一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最后一天晚上,赛普打到一只鹿,他把全村人都叫来和志愿者们一起联欢。不知是谁搞来几罐啤酒,这可是当地人很少见到的奢侈品。一位长者喝了一罐,结果他围着营地转了一个晚上,嘴里不停地破口大骂,骂年轻人不好好学习,泡在营地里吃白食,偷营地的勺子和茶杯。那天晚上大家就在老人的叫骂声中依依道别,那情景事后想起来真是很有点“后现代”的意味。
我注意到那个老人的膝盖上都是伤疤,一问才知,他有关节炎,而当地人流行的治疗办法就是用带火的木头烧。“其实当地人有很多做法都是不对的。”绿色和平的约翰对我说,“比如这里是毒蛇的天堂,而蛇毒是通过淋巴液扩散的,因此唯一办法就是固定住被咬的肢体,不让肌肉活动。但一定不能绑得太紧,否则堵住了血管,那部分肢体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前几天村里有个妇女被蛇咬伤,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她不死也得截肢。”
话虽这么说,可是当地人绝对比我们要更适应森林里的生活。比如这里有一种小虱子,专门潜伏在皮肤的阴湿处。当地人从来不穿内裤,也就没事了。我们志愿者总是放不开,于是每个人都被咬得一片红肿,奇痒难忍。来自北大的志愿者王冕只待了不到两个星期就因为对这种小虱子过敏,不得不提早回家。不过另两位志愿者都如鱼得水,仿佛真的来到了天堂。来自香港的大学助教陈晓云平时是很腼腆的一个人,可她在营地里整天唱歌,还迷上了嚼槟榔,嘴里整天“血淋淋”的。来自北京的律师刘芳则完全变了个人,体态娇小的她在丛林里健步如飞,一点也不在乎被野蜂蜇、蚂蟥咬。她对我说:“我就是想尝试着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看看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晚饭后,村民们搞来一台发电机,开始为大家播放美国武打片。与此同时,约翰在另一边用投影机播放绿色和平拍摄的环保题材纪录片,结果大部分人都被武打片吸引过去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年人和所有志愿者选择坐在了环保片这边。这个场景太有说服力了,它清楚地表明,当地人就像一张张白纸,等待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涂抹,这个趋势是谁也挡不住的。
绿色和平这次派了那么多中国志愿者来这里帮忙,也是有道理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形象,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天然资源的进口大国。拿木材说,1998年的长江洪灾让中国政府改变政策,严格限制国内森林的砍伐。但是木材消费却在逐年增长,于是,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二大木材制品消费国,第二大木材制品进口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工业原木进口国。根据国际热带林木协会的统计,2004年中国一共进口了730万立方米的热带木材,占全世界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超过70%来自亚洲的热带雨林。中国是巴国木材最大的进口国,过去10年里中国从巴国进口的原木增长了26倍,接近150万立方米,占巴国总出口量的75%以上。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高级木材是通过假冒马来西亚公司的名义进口的。
当然,中国进口的木材大部分被做成家具出口到了发达国家,他们才是天堂雨林最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责任一股脑推给别人,这个责任必须由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来承担。■
奥克泰迪矿
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来自外国的钞票并不那么好拿,这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最大的奥克泰迪矿(Ok Tedi Min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矿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挖的,最初挖出来的是金矿,在当时是南非之外世界最大的金矿。挖到下面就变成了铜矿,产量很高,是巴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占了巴国出口总额的1/5。由于世界铜价飞速上涨,2005年该矿一共收入33亿基那,比去年增长58%,并使巴国政府预算自独立以来第一次摆脱了赤字。
但是,目前这个矿平均每秒钟就要向奥克泰迪河倾倒110吨的垃圾,迄今为止一共倾倒了9000万吨!这些泥土和酸性石块堵塞了河道,污染了水源,破坏了16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5000名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莫雷湖的水并不直接来自奥克泰迪河,但是仍然受到了间接的影响)。因为这个原因,多年来一直负责经营铜矿的澳大利亚BHP公司于2002年退出,现在该矿主要由当地人经营。但是巴国前环境部长萨萨·奇贝(Sasa Zibe)指责澳大利亚是罪魁祸首:“澳大利亚在巴国独立(1975年)前就开始计划挖掘奥克泰迪矿了,自那之后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支持这个矿。这些人应该知道开采铜矿的后果,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道德的。”
当然,BHP公司有不同的看法。奥克泰迪矿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金钱和就业机会,目前该矿雇用了2000名正式职工和2000名合同工,他们投资建设的医院使得该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从建矿前的30岁增加到目前的50多岁,婴儿死亡率从1980年的16%减少到1993年的1.7%,该矿为当地居民发放补偿金,让这些原住民终于有了固定的收入。
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补偿金拉大的该地区的贫富差异,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距离奥克泰迪铜矿最近的城市塔布比尔如今已经变成了巴国西部省犯罪率最高的城市,抢劫和强奸是家常便饭。“补偿金并不是好事。”该省的天主教教主吉里斯·科特(Gilles Cote)说,“要知道,这里在1940年的时候还是原始社会呢,他们不知道怎样面对突然到手的金钱,于是卖淫和酗酒成了这里的主旋律。”就在最近,当地的一个社区要求奥克泰迪铜矿帮助他们修补被风刮坏了的一间校舍的屋顶,可村子里有大量闲散的年轻人拿着补偿金整天游手好闲,没有人愿意帮忙,虽然这只是举手之劳。
在任何一个社会,天上掉馅饼的事如果发生得太快,太突然,都不会是好事。■
智者埃米利
小型锯木机是“生态林业”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埃米利则是最熟练的锯木机操作员。
这台机器有6米长,3米宽,两边是精密的固定装置,中间有一个圆锯,一棵3米多长,直径70厘米左右的原木被固定在中间,等待被分解。埃米利头戴一顶绒线帽,从头到脚都裹着一层厚厚的绒线衣。他戴好面罩,发动马达,把圆锯调整到合适的高度,然后扶着锯子从头走到尾,削去了顶层的树皮。然后他把圆锯调成水平,又走回来,削去了侧面的树皮。几个来回之后,原木渐渐变成了方形。再这样走几个来回,原本很不规则的木头就变成了一条条长3米,宽10厘米,厚3厘米的板条。锯出的木屑很快在埃米利脚下堆成了一座小山,他的衣服被汗水浸湿,浑身上下沾满了木屑。
半个小时后,一棵0.9立方米的原木就只剩下了一半。“休息一下!”埃米利关闭了马达,坐在木桩上点起了一只卷烟。“这个锯木机是我们租借给当地人的,他们卖了木头就可以偿还了。”埃米利向我介绍说,“原木运输很不方便,价值又不高,如果教会当地人就地进行初加工,就可以卖个好价钱。”
据他介绍,伐木公司每立方米只给当地人3.5基那,比巴国法定的10基那还要低。可是,如果当地人自己加工的话,每立方米木材至少能卖340美元。如果是质量好的玫瑰木,则更是高达每立方米460美元!“我说的数字都是100%准确的,因为我们都是先找好买家,谈好价钱才开始伐木的。”埃米利特意强调说,“这就是‘生态林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砍伐的每一棵树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买家可以追踪木材的来源,知道所用的家具是来自哪片森林。因为如此得来的木材成本要高一点,所以生态木材在国际市场上要贵一些。但是现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木材公司开始购买我们的生态木了,比如我们刚刚和一家新西兰公司签订了合同,卖出了第一批莫雷湖生态木!”
“我来这里就是解决问题的,因为我是专家。”埃米利继续说,“目前我所要做的就是教会当地人怎样操作锯木机,并提高成材率。我能做到80%的成材率,可一般人只能达到40%,伐木公司更低,只有30%左右,因为他们粗枝大叶,根本不用心。”
“看来您真是一个专家,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伐木的呢?”我好奇地问。
“1971年。”埃米利说了一个让我吃惊的数字,“那年我17岁,就开始在森林里工作了。当时的伐木公司是澳大利亚人经营的,我就是从一个澳大利亚师傅那里学会了关于木头的一切知识。后来我作为管理人员进入了政府部门,却对无处不在的腐败深感不满。再后来我就加入了FPCD,我所学到的知识终于用在了正道上。”
“怪不得您说话总是那么一针见血,原来您以前就是个官儿啊!”我恍然大悟,“巴国像您这样的人有多少?”我好奇地追问了一句。
“15个,不多不少。”埃米利的回答总是会让我惊讶,“我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现在有7个人在政府机关做事,5个做了顾问,1个从政去了,剩下2个就是我和我的老板,也就是FPCD的领导人。我得感谢FPCD,它教会了我关于环保的知识。我还得感谢绿色和平组织,没有他们的介绍和资助,我们也不会来到这里,世界也不会知道这里的人们还在经历着苦难。”
“我们计划在2006年卖出200立方米的木材,2007年就要达到500立方米。别看这个数字很小,但是我们能保持这样的产量很多年。伐木公司的产量倒是高,可他们把小树都砍光了,再过几年就没的砍了。”
“我有一个疑问,”我突发奇想:“当地人为什么只有砍刀,没有锯子呢?中国很早就发明了锯子,很早就开始加工木材了。”
“别说锯子了,原住民根本就没有铁器,像丛林砍刀这样的工具当初都是从欧洲带进来的。”埃米利告诉我,这里直到18世纪都还属于石器时代,原住民根本不会伐木,因此当时的房子都是用树叶和树枝搭成的。18世纪欧洲探险家带来了砍刀,当地人这才能够砍伐粗一点的大树,并用树干搭建起了吊脚楼。可是欧洲人当初没有把锯子带进来,于是原住民们便不会加工木材,因此当地人住的房屋就只能是漏风漏雨的吊脚楼,而不是用板材搭建起来的木头房子。“生态林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当地人生产板材,改善当地居民的住房条件。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天堂雨林的居民其实早就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原住民文化了。■ 天堂林业拯救衰落鲶鱼绿色和平组织赛普木材热带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