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隆福寺

（文 / 贾冬婷）

( )

看电影的日子

“现在要是没这三家电影院撑着门面，隆福寺真的就不剩什么了。”周围的人们都感叹。长虹、东工、明星，每隔100米就有一家，尽管现在老影院衰败了，沦为录像厅，但总还引着人来。

“长虹”是座崭新的灰色现代建筑，在60多年的老影院原址上重建的。重建前，长虹因为亏损已停业两年，陶树桂几乎是唯一可以找到的知道老长虹故事的人，她是影院曾经的书记、经理。1975年，28岁的陶树桂下乡回来后有两个选择，电影院或小学，她没多想，“电影院挣38块钱，小学挣37块钱，哪挣钱多去哪”，来到长虹电影院。

那时候，隆福寺街边小店满眼是的确良、化纤的衣服，“涤卡”刚开始流行，这条街转眼就铺满了。不过，陶树桂最常去的还是四层楼的隆福大厦，“国营的，明码标价，老百姓认”。

旁边有这个“可以跟百货大楼相媲美”的大厦，长虹电影院不愁不火。在平均月工资38块钱的年代，看一场电影要两三毛钱，普通人很少有人自己掏钱买票，都是单位工会包团体场，“来的都是工厂或者学校。效益好的厂子，看穿戴就能看出出来，像电厂，不好的，像沥青厂。学校也不一样，如果来的是二中，就不用担心了，纪律好着呢”。当时只有一个放映大厅，要排片，她记得刚来第一场电影重放“文革”前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一个月不带换的，场场爆满，从早晨5点半开始排下夜班的国棉一厂，一直排到晚上23点半国棉三厂赶末班车的人”。

( 由昔日隆福寺庙会聚起的商业繁盛，一年四季有应季的货摊 )

陶树桂最早在“服务组”干，照手电筒，烧开水，打扫卫生，检查座椅……一开始，地很好扫，没垃圾，逢年过节才有个瓜子、花生，当时每人有定量，春节“三两瓜子，半斤花生”，听着嗑瓜子的声音，过了正月十五就没了。“捡个糖纸新鲜着呢。”80年代，小卖部开始卖易拉罐了，每场散了捡罐就得10分钟，垃圾跟踩地雷似的，捡几筐，当时人们打趣说“陪着垃圾看电影”。

收入水平提高了，电视还没普及，隆福寺附近的居民都赶来看电影，慢慢开始自己掏钱买票。陶树桂从服务组换到售票处，“排大队，转弯排。从小窗口往外看，看不见人，只看见手。玻璃挤破了好几回，后来不得已换了木头门。外国片刚引入那会儿，像《39级台阶》、《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到夜里0点、1点还有人排队。”

( 现在的隆福寺街 )

电影演一个月，陶树桂也坐在后排看一个月，台词早背下来了。1980年《庐山恋》那会儿，她数了数，张瑜的衣服就换了43套，像是灰色海洋里的一片彩虹，看得人眼花缭乱的。没几天，隆福寺街边的小店就开始摆上了张瑜穿的衣服，“当时北京的流行都是从这条街带起来的”。

80年代后期，各工厂效益不好了，北重、北汽等大企业都不订票了，电影院一下子不火了。陶树桂说，电影收入入不敷出，将办公区改建了歌厅、台球厅、录像厅，都是当年最流行的娱乐，“歌厅基本上是北京市最早的了，类似卡拉OK的形式，观众自己点歌上台唱，10块，5块，吸引了很多赶时髦的年轻人来。台球厅，周围个体小店老板伙计来玩得多，一呆两个钟头，20块钱。录像厅里晚上全是民工，或者赶火车的，外边住一宿最便宜也要10块，看通宵录像才5块。”

( 原隆福寺街古玩市场 )

对面，隔着一条马路就是隆福寺小吃店，电影院火的那些年，小吃店天天跑来问:“今天的电影是几点场啊？多少人啊？”根据这个去订炸糕准备几斤，安排多少人手。后来看电影的人数越来越不固定，小吃店的生意也一样没谱了。

一把火烧毁了大厦和客流

“那时候，隆福大厦分前场后场，后身一直到钱粮胡同，前脸通到马路，两边店挨着店，热闹极了。晚上或者周末，步行街上根本挤不动。”陶树桂印象中，1995年前后是隆福寺最火的时候，借着街道的人气，长虹影院也在那两年前营业额达全市第一，录像厅改回电影厅，“周末好几百人等着看电影，要请专人来疏散”。

现任经理马永春也在1995年来到隆福寺小吃店，小吃店刚刚搬回改造后的隆福广场里。他刚来时，店面看上去没现在的二层楼气派，门前也没有这两尊石狮子，不过，店面更大，特别是厨房大很多，品种也多。马永春说，那时候，早起9点一开门，就有人稀稀拉拉进来，到了11点多的“饭口”，爆满，“就看着人脑袋了”。

1996年的一场大火是现代隆福寺的转折。因电线短路，4万平方米的隆福大厦烧毁。仅隔一条狭窄胡同的长虹电影院幸免，但观众急剧下滑。陶树桂听旁边饭店老板叹息“一天陪一辆桑塔纳”，没多久走了。周围小服装店生意也冷下来，一下子减了1/3。

当时已升任书记的陶树桂每周固定的时间去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看片，挑拷贝。一个热门的片子如果有10个拷贝，就前十家先演，7天后第二轮，再第三轮。一开始是按关系、按地域排片，1998年开始按效益排片，长虹影院总能第一轮演，直到2000年，长虹开始排在10名以后了，忽上忽下。

陶树桂说，电影院上午头场时间一直往后推，从5点半，改到8点，再到后来，改到10点半。2000年后，白天根本没人来。两个放映员，两个服务员，两个售票员，6个人，100盏灯亮着，眼睁睁等人来。真有人来了，一场可能只来两个，怎么演？还得跟人商量，“人太少了，您看下场行吗？”一场一场撤，越撤人越少。电影厅一截两半，后面改成台球厅，又改成网吧，直到2002年停业。

电影院对面的小吃店下滑也非常明显，从“非典”开始就彻底不行了。“以前，周末晚上都要排队等座，服务员站着，你看现在，服务员都坐着聊天。”马永春说。

蜜麻花，豆面糕，艾窝窝，豌豆黄，云豆卷……这些从庙会小吃而来的久违的名字和风味，使得小吃店还保留一些回头客。马永春说，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人，外籍华人，现在还是本地人来得多，特别是老人，从市中心迁到四五环的老居民，留恋着老北京的豆汁，焦圈，专门回来尝。上午，经常有老人从景山公园散步过来买点，到了节假日，儿女陪着过来的也多。

似乎不仅是一把火的缘故。马永春在小吃店最早由厨师做起，他常想，为什么小吃品种越来越少了？“这些全是手工活，费工费时。拿焦圈来说，两个师傅，一炸一煎，出成率又低，上一天班顶多能炸出500个，每个卖5毛钱，才250块钱，所以现在顾客不多的时候就不炸了。”

店里看到的都是老师傅，大多将近50岁了。马永春说，他们都要退休了，后继无人。本市年轻人，根本不到这种老单位来了，少有的年轻人都是外地人，外面的私营店选择越来越多，干几年也就跳槽了。马永春感叹，“忙着，出来的东西都是热腾腾的，看着也有食欲;不忙，到了冬季，一晾全凉了。”

服装店走马灯似的换

隆福广场的东西侧是步行街，现在基本成了服装一条街，小店一家挨一家。服装店是隆福寺街长久的主体，但几乎没有一家呆到5年以上，他们是最灵活的经济体，随着一时起落，自由来去。

2000年来此的连锁店Babala算是隆福寺街服装店中的元老了。5年前，它将分店开在白魁老号旁边，这也是它在北京的第二家店。北京地区事务主管赵静说，当初选择隆福寺，因为离仓库东四店近，也因为隆福寺的商业氛围，当时，服装步行街之外，以隆福寺小吃店、白魁老号为中心的小吃一条街，热闹程度“跟王府井似的”。

Babala跟小吃街一起，是想“物以稀为贵”，效果确实也如此，特别到了晚上，接着小吃街的人气，吃饭的人们顺便来逛，店里的生意特别好做。但随之更多的服装店看到机会，也把店开到小吃街，小吃和服装混杂不堪。

一年多前，Babala由隆福寺小吃店旁搬到现在的隆福寺街上，新店扩大到两层，灰黑色的店面很神秘。当时，赵静眼中的这条街干净，整洁，射灯，霓虹灯，每家都在精心布置。而且，来这条街的，多是情侣，或者学生周末结伴，她觉得，这与Babala吸引时尚、靓丽女孩儿的定位相符。

但生意并没有预期中那么好。事实上，赵静说，原来能估出每天的销售额，据此做货品分配，提前铺货。而搬来后，没什么淡旺之分了，从周一到周日都是同样清淡，从窗子里往外看，别说进店的，街上走的都没几个人。

原来一个人在这条街上有四五家店，很普遍，现在不断抽身，不断转租。隔壁这家，一年中已经变了三次。Ebace，正打出两折的“撤店”特卖;巨库，转租启事贴了一个月了。赵静想，为什么起伏这么大？

“这条街过于独立了。像我们在东四店，城管整天巡视，监督，广告牌破了，路边堆垃圾了，哪怕乱贴广告橱窗了，马上有人管。但隆福寺街似乎只看到表面上的卫生，治安，但对街道的风格定位没有统一的模式定位，没有控制，导致既有品牌店，又有小店，既有高档欧洲服装，又有地摊货，随心所欲的结果是一片混乱。”

赵静说，逛街不是为了某家店，不会说“去Babala吧”，只会说“去隆福寺吧”，逛街需要这种感觉，可以看，可以玩，可以买东西，可现在人们会回答“隆福寺乱七八糟的，干吗要去！”

开一家店不容易，但不想认输的赵静也有些灰心，这家店已经成了全国43家店中最差的一家。“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走了。”

隆福寺街的服装店走马灯似的换，唯一没怎么变的，就是这条街上的中国书店了。书店主任张利说，之所以存活至今，不怎么受街道兴衰影响，是因为书店古旧书籍的特色。跟“买”不一样，旧书必须随时来“淘”，多少年找不着的书，看到了，如果不买，说不定下次见到又是几十年。

因为在隆福寺的服装一条街，书店把进门的一小部分改成卖新书的，“来逛的人有些比较时尚，为适应这个，也卖些菜谱、化妆、服饰方面的生活类用书，卖得不错”。

喜欢旧书的人群很固定，书店80%都是老读者，有的从小学五六年级第一次来，到工作了，结婚生子了，老了，还一直来，特别能延续。“老读者们常回味，在中国书店买本书，去庙会游玩一圈，吃点丰年灌肠，再去对面隆福浴池泡个澡。”张利说，隆福寺街成服装店后，旧的东西消失得很快。过去这条街还有好几个书店呢，不知怎么都关了。旁边的“丰年灌肠”还在，但私人承包了，不是原汁原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