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杜润生的几次照面

杜润生

杜润生上一次集中见诸报端和电视是在三年前，当时住在北京医院病房的他迎来百年华诞，同时还有无数活跃在农业领域的官员及学者，以及记者。镜头里，他已双耳失聪，并插着鼻饲管，他的学生陈锡文、周其仁等齐聚麾下，给他戴上了一顶卡纸皇冠，老人虽神情木然，却仍旧不失坚毅硬朗。

如今，很多耳熟能详的京城学者都与“杜老”有着关系，而在他治下的西皇城根9号院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是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的中枢，也以自由之风留名。那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曾经容光焕发、跃跃于改革的前阵，9号院里最鲜明的特征是，老人反而听取年轻人的，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百废待兴的中国，留下一段不可磨灭的光亮。

杜润生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并且在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领导解放区的土改。1953年，杜润生调入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农工部”）担任秘书长，辅助时任部长邓子恢，“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但他当时就力主多样化的合作社和多种经济并存。

1983年，他再被重用，出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那段以农业改革为重点的历史节点，他从1982年始连续五年主持中央“一号文件”。

当时“家庭承包经营制”、“包产到户”、“统分结合”等改革思路，不是没有争议，但在杜润生充满智慧的运作下，最终在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一统中国的背景下跳脱而出。他的众多弟子在回忆起杜老的贡献时都提到了一点，就是他深谙政治话语的同时又广为纳谏，最终开辟出一条蹊径。正如他在1980年著名的75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里加出的一段：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在80年代曾跟“9号院”有诸多来往，在他眼里，杜老的智慧和宽厚令人赞许。

三联生活周刊：杜老在农业领域一直受到相当高的评价。我想问，如果没有他，难道1982年的“包产到户”等改革就不会实现吗？

文贯中：应该说“包产到户”估计在那时是大势所趋，如果不是杜老，会不会那么快，是有疑问的。那时有的地方已经先斩后奏了，比如安徽已经在试验“包产到户”，它本身不是杜老的发明，但他敏感地看见了今后农业的发展方向。他知道至少第一步该这么走，但要有些办法来缓解“左派”的固化思维，还要说服东部很多反对的富裕省份，所以这个功劳是非常大的。在中国，危险的是领导人很有可能在最后突然转向，一旦领导人最后发声说反对，那你就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

三联生活周刊：80年代初期位于西黄城根9号的农村政策研究所，即9号院内自由之风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你对此有什么印象吗？

文贯中：我和9号院没有隶属关系。但我自己觉得里面的人很有想法，当时反而是年老的人来听取年轻的人的意见。因为当时国家处在一个重建秩序的阶段，老人习惯要恢复到从前，年轻人就对此嘲笑，老人自己也觉得在新的形势下老办法不管用。那段时间老人特别喜欢听年轻人的话，像股潮流。

那时关于亚洲四小龙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水货都进来了，我们要拯救的（国家）比我们活得好。杜老迅速意识到这个时候年轻人走在前列，但是将新鲜观念纳入到正统的体制语言体系里，这个工作他做得特别好。比如说，要是直接讲“包产到户”未必容易被接受，于是就说是“统分结合”的双层制。他心里知道，从“包产到户”到家庭农场，一定是个必然的趋势，回到人民公社是逆潮流的。

三联生活周刊：连续出了5年“一号文件”，9号院的年轻人在90年代后逐渐风流云散，这主要是哪些历史原因？

文贯中：90年代早期，中央注意力转到城市改革，是怎样把通货膨胀搞下来、国营企业要怎样改制。直到90年代后期，李昌平轰动一时的给总理的一封信，揭露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底下乱搞收费、农民负担重，“三农”问题才重新引起重视，也才有后来温家宝总理主政时期把农业税取消等一系列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这段时间，杜老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哪里？

文贯中：1988年我从美国回来，收集博士论文材料，当时杜老和好几个学生在搞各种农业制度试验区。那时有几个不同的农业制度，遵义湄潭县、苏南、平度等。平度是试验了两田制（责任田和口粮田），他们想把责任田搞活，只给有效率的农民，没有效率的农民就没资格承包。但是这也搞不下去，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民会问，既然如此，我作为集体的一员为什么不给我责任田？所以改革仍然没有彻底。

1987年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约翰逊教授来到北京见了杜老，他打算在山东邹平县建立一个“包产到户”的观察站，我和林毅夫作为翻译陪同。杜老提到他已经在搞各种试验了。但约翰逊跟他说这样的土地制度还是会有各种问题的。

那时“包产到户”已经暴露出局限性了，因为承包合同也就几年，就要根据村里人口的变化调整各户的土地，这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均分土地的天然权利，却使农民无法具有长期概念；第二，农业的真正出路是把大量农民转移出去，转移出去的农民其土地以什么形式供留下的农民使用呢？是卖吗？对于不愿意转移的农民，你对他是什么政策呢？这些问题都要想下去。那时全国还出现一个粮食突然减产的问题，由于1984年特大丰收，粮食富余后粮价大跌，农民卖粮难。所以小农经济有先天的缺点，如何逐渐扩大规模，就涉及土地流转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学生，对于那几个试验区你当时持怎样看法？

文贯中：1987年，借着约翰逊教授来华考察的机会，我去了苏南，那里主打规模经济。那里搞农业大户，一人可承包几百亩，很宏伟。当地乡镇企业发展得好，就统包了化肥和种子的费用，但这不是一个内生的东西。后来又去了周其仁和刘守英蹲点的贵州湄潭，那思路是最接近土地私有的，因为土地永远不再重分了，所谓“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我们蹲点半个月后，我自己认为要有后续的配套措施，要允许农民尽速转移到城市，土地要允许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不然人走了却不放弃土地这个根，能干的农民还是不能扩大经营规模。那时住在县招待所，每天晚上跟周其仁讨论得很激烈。我说，只要农民转移不出去，土地又实行类似私有化，肯定造成两极分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杜老的交往是怎样的？

文贯中：我在1987年之前跟他没有直接打过交道。1988年我在湄潭蹲点后，本來是要回美国的，但被邀请去了遵义参加一次内部会议。我当然很欣喜，那个是高层会议，不向学术界开放的。到了遵义，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朱厚泽又突然来到我的房间，鼓励我在会上发言，并说要畅所欲言。

后来我猜想，朱厚泽作为杜老的副手，邀请我上台发言，可能是杜老的意思。而且，我们在湄潭时，县委书记经常晚上来我们住的县委招待所，睁大眼睛听我们争论，坐一会儿又悄悄走开，估计他也会报告上去。

到了2008年，我正好又去贵州调研。从贵州回来后见到杜老，他已经失聪，于是我写他讲。我说“包产到户”没有再向前走一步，所以农民没有恒心，经不起考验，连田埂也不好好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产权没有保障。杜老亲口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终身难忘，他说很后悔当初搞包产到户时，没有临门一脚，索性把地权给了农民，而导致90年代后“三农”问题浮现。 杜润生事迹名人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