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求真而来
作者: 王秦怡数学家丘成桐今年75岁,和新中国同龄。采访这天,谈到对中国未来的期许,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一个奋斗目标,中国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愿意尽力帮忙,也希望我们求真书院的孩子们会是其中重要的一分子。”
他完全有底气说出这句话。1976年,27岁的丘成桐最早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也因此在6年后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卡拉比猜想的证明确立了由数学家卡拉比猜测的多维空间的存在性,成为物理学界超弦理论的重要基础。而在此之前,卡拉比猜想已被搁置了20余年,它是否真的成立,甚至连卡拉比本人都无法笃定。此外,由丘成桐所开创的“几何分析”,至今在影响学术界。沿着他开创的方向,包括他自己在内,获得杰出成就的数学家至少有5位,他们都获得了菲尔兹奖。
健康状况也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75岁的他,每天早上游泳一个多钟头,游1000多米,晚上回家还要在跑步机上跑步,全部加起来要3个钟头。这些习惯,丘成桐已经保持了20多年,运动的理由则是“为了让精神更充沛”。“丘老师一周7天都来办公室,做研究是他的乐趣。”私下里,同行的清华大学老师悄悄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几何人生,立志做第一流的学问,立志培养下一代数学家,立志将中国发展成数学强国。”
2021年初,清华大学设立了以培养数学领军人才为唯一使命目标的“教学特区”——求真书院,由丘成桐担任院长,致力于培养中国数学界的领军人才,引领中国乃至世界数学、理论物理等基础科学领域的发展。次年4月,丘成桐宣布从哈佛大学退休,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如今,丘成桐已经全职回国工作了两年多。国外留学、工作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他说话直接、一针见血,谈中国数学的发展,批评社会上有一股功利主义的风气,指出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不足,几乎不拐弯抹角。
同时,丘成桐身上又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面。采访中,他引经据典,不时冒出一些很“古”的词语、文句。日常,他也经常以诗会友,以赋抒情。他特别看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前不久,他刚带领20多名学生去邯郸,目的是“看看赵国的遗址、历史”。再往前的3月底,他带着求真书院200多名师生到山东曲阜祭孔,“为了勉励学生有志气,成大事业,继往圣,开未来”。
这种文人情怀最深刻的体现,则是他对中国数学发展怀有的深切期待和深深的使命感。早在求真书院创立之前,丘成桐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关心和支持中国数学界的发展。1996年,丘成桐筹款3000多万元建成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之后又先后在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成立数学中心。此后,他的目光又望向了“娃娃们”,在内地设立丘成桐中学科学奖,组织发起女子中学生数学竞赛,等等。而少有人知的是,他已累计为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捐款近3000万港元(约合2750万元人民币),为清华大学捐款、筹款近2000万元人民币。
“几何人生,立志做第一流的学问,立志培养下一代数学家,立志将中国发展成数学强国。”这位数学大家,正努力带领中国的年轻一代穿越无人地带,攀登下一座高峰。

“要求老师必须教完”
《环球人物》:求真书院招生可以不用通过高考,这在国内很“破例”了,您能谈一下它是怎么形成的吗?您的名声和您的学术成就,让您做这件事变得更复杂了,还是更容易了?
丘成桐:不通过高考进行招生,是政府批准的,一年招收100名优秀的数学领军人才。可以说,求真书院是一个试点。即便如此,中间还是有很多困难,因为中国的考试制度影响广泛,一时间推动新的选拔方式,还是特别难。
《环球人物》:那是您提议的吗?
丘成桐:是我提出来的。很早我就有了这个想法,最终通过是2020年由中央特批。这并不是说我反对高考,我反对的是准备考试的方法太死板,完全抹煞了学生自由发挥的能力——尤其是最有天分的学生。而对于发展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学生能够懂得怎么自由发挥。
《环球人物》:孩子可能上初三就被招进来了,招进来之后如何教学?
丘成桐:年龄并不是考核的标准,最主要的是一定要通过我们严格的资格测试,测试基本上是大学一年级的内容。通过测试后,录取进来就是大学生。
我们是“3+2+3”学制,头3年是准备所有学问的基础,是必修,一定要念完,不单是教数学,也教物理。中间两年是博士之前的冲击时间,既准备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也和学生探讨他们对数学各个方向的兴趣。两年以后就开始做博士论文,基本上8年完成。不允许中途转专业,主要是不希望学生利用特殊的招生政策,通过求真书院进入清华却转到其他更热门的专业。
《环球人物》:和之前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什么区别?
丘成桐:在教学方法上差别不大,主要是师资,请好的老师来教。我们现在有20多位非华裔老师,都是全球招聘的。我们要求老师必须教完所有内容,我们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要。
《环球人物》:怎么会教不完?
丘成桐:老师不愿意教完课程涉及的全部内容,因为学生成绩不行。1个班上假如有10个学生学不懂,很多学校就将内容减少,让每一个学生都能通过。我们不愿意这么做,即使学生这门课的成绩通不过,我们也要好好地教完全部内容。
《环球人物》:从一名专注于研究的数学家转变为书院院长,要更多地参与到行政工作中。您是属于做这些如鱼得水的那类人吗 ?
丘成桐:没有转变,我还在做研究。行政工作是到了中国以后才多了,但我在美国也做过系主任,也有这种行政事务。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环球人物》:您说过,要在无人地带找出一条新路。对于书院的学生,您也是这样鼓励他们的吗?
丘成桐:要搞清楚什么叫“无人地带”,就是说我们做学问必须有目标,对数学有真正的贡献,但可能是没有人走过的路。
就像牛顿讲的,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虽然说路总有人走过,问题是走了多远。数学家不是跟别人相比,而是自己清楚自己的兴趣在哪里,搞清楚自己的目标,一直向前走。但一般人现在做研究都是等别人做出一个方向以后,看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找的,再往里增加一点知识发表一篇文章就很高兴了,从未想过真的走出一条新的路。
《环球人物》:对于您自己带的博士生,您是否会要求他们必须研究一些重要的问题?
丘成桐:每一次讨论课题,我都是建议,不会强迫他们。坦白来讲,他们有时候怕,不敢去做。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当年我们穷,我们什么都敢,但是今天的学生待遇很好,反而很担心做不好。相比之下,我教过的一些美国学生勇敢得多,很敢闯,他们的博士论文是有可能作出时代贡献的。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学生,比我小两岁,虽然是我教他,但他事实上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愿意去考虑题目本身的内容,后来我们两个变成很好的朋友。
现在中国有学生常常想的是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可能不只是做学问的好处,还想看能不能拿到“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帽子,能不能拿到高薪,这很不幸。这个想法从中学开始就出现了。我看到一些训练奥数的老师,希望好的孩子不停地去考奥数,孩子拿奖,他自己也有份。有的荒谬到学生在奥数比赛中领了奖,通过了我们书院的选拔,但他不愿意来,反而要回中学,因为他还想考个奥数金牌,领更多的奖金。
为什么初中学生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还是家长跟老师的问题。老师跟家长的功利心比较重,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成长得很快,或者是替家里赚钱,荣耀乡里,老师也可以得到奖金、获得学校的重视。
《环球人物》:您授权一些省份的中学开办少年班,选拔出一批有天赋的、真正热爱数学的孩子。在少年时期就对他们进行培养,情况会好一些吗?
丘成桐:大部分的学生和家长还是比较好的,但也不乏个别家长误以为,让孩子进少年班,就可以进求真书院。其实,少年班和求真书院的招生不挂钩,我们开办少年班,目标不是考奥数或者什么,不是学一些花巧的东西,我们就是训练好他做学问的基本功,让他踏踏实实地成长。
《环球人物》:对一名对数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来说,有哪些领域您觉得有希望做出研究成果?
丘成桐:现在人工智能很火,它成功的地方很多,但我更关心的是,它为什么有时候不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工智能底层的数学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目前,人工智能依赖强大的算力,意味着超高投资。为什么投资都是用几十亿、几百亿美元来计算?就是因为整个计算方法里有太多参数,没办法控制。
怎么解决算力、算法的问题,使得我们用经典计算机实现大规模数据处理,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国内很多企业想的不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怎么能够让它本土化。本土化的好处是在中国市场可以赚钱,但对最基本的问题他们不去碰,这是很可惜的。
“一所大学的能力在研究”
《环球人物》:您之前在美国时就跟中国的高校有合作,现在您到了清华大学带学生,您觉得中国的学生有什么变化?
丘成桐:中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比以前好多了。尤其是中学生,好的中学现在不少,有相当多的中学毕业生,有能力考进全球知名大学。我们大学的本科数学教育也好了很多,至少求真书院可以比拟全世界任何高校。比如,北美有一个数学竞赛“普特南数学竞赛”,是全球最难的大学生数学竞赛。我们已经连续两年组织学生参加美国数学协会组织的模拟赛,使用当年普特南数学竞赛的题目。每年都有近20名学生可以排前100名,有几个学生甚至进了前10名。我们学生模拟比赛成绩比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好,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成绩差不多,但他们派了100余名学生参赛。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考试或比赛,而是做研究,因为一所大学的能力在研究。这是我们现阶段比较困难的。

《环球人物》:您说的困难主要是指什么?
丘成桐:一个数学家成长起来的整个学习过程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学生已经走了前半程,还剩下后半程是最重要的——要在本土完成世界一流的博士论文。现在还没达到这个地步,还要看未来5年,等到2028年第一批博士毕业,看他们的成果是什么样,就能看出他们有多大的能力。然后再过5年,到2033年、2034年达到数学强国,我想应该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