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招娣，永不磨灭的记忆

（文 / 李翊）

( 陈招娣 )

被记住的时光

在陈招娣的追悼会上，曾与她共同战斗过的老女排队员，差不多都到齐了：郎平、曹慧英、孙晋芳、陈亚琼、杨希、梁艳、朱玲、李延军、周鹿敏、侯玉珠、张洁云；还有主教练袁伟民。

仪式开始前，女排老队员一起，将一个排球形状的花球修剪好，老队长曹慧英说：“我们想用这个排球形状的花球，还有写着‘老女排全体’的真正排球，来表达我们对招娣的纪念。”

追悼会开始，老女排队员在教练袁伟民的带领下率先进场。袁伟民轻轻说了一句：“别掉队，都跟上，别哭。”这句当年训练时的口头禅，一下子让郎平等人的眼泪决堤，当她们走到郭晨（陈招娣女儿）面前致哀时，每个人都已泣不成声。

“陈招娣当运动员的时候实现了冠军的梦想，在军队里面实现了从士兵到将军的梦想，但是无论是冠军还是将军，她都依然保持着普通人的本性，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可贵的。”原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长期跟踪报道中国老女排的何慧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 2010年5月29日，陈招娣在漯河市体校为学生们讲解接发球的动作要领 )

上世纪70年代，20岁出头的陈招娣加入中国女排，司职接应，她的特点是作风顽强，跑动进攻、定点强攻兼备，是中国女排当时的阵容中不可多得的全面型选手。何慧娴还记得，在老女排队员中，陈招娣个子不算高，身体条件一般，袁伟民看中她的是：球感，悟性和拼劲。“当年谁都知道袁伟民练招娣最狠最严，因为副接应的场上角色需要掌握许多小技术，除了超人磨炼别无他路。我清晰地记得招娣曾对我说，有时一堂课下来还要加练，练完后恨不得上去打教练几拳，可想想他是为自己好，又不忍心。”

作为女排精神的一个载体，陈招娣加练的故事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我个性比较强，记得当时救起了9个球，就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可是教练还是不停地抛球，我就往下扣。教练要求严格，加练的球也要扣分，本来前面完成的，他又给我扣回来。后来我想，是我自己要加练的，我不练了行不行？于是我转身就走。”陈招娣曾经说过，后来很多人把她们描写得意志钢铁般坚强。“其实那时心里斗争很厉害，所有人都看着我，感觉特别没面子。教练说，今天练不完，明天开始就练你，我就回去了。第二次又不行了，当时我就特别后悔，受不了了我就第二次走了。我想走出去就不应该再干排球了，有多少钱放在那里我都不想干了。第三次又累得不行了，同伴都不给教练球了，当时我就想干脆死在球场上算了。那之后，我全身疼了一个星期。”

( 1981年11月7日，陈招娣（左）在与巴西队的比赛中跳起扣球 )

曹慧英在接受采访时用一个字“敢”概括陈招娣的性格，但这个“敢”又有两重性，“训练中敢拼，敢玩命，比赛中敢于承担责任，平时敢于付出。与此同时，她心细，考虑得也很周全”。

“我们那时候训练没有场地工，每次她都最早去到场地打扫，给球打气，做好准备工作。那时候训练条件比较差，队员受了伤最常用的就是胶布。陈招娣一个人训练时用的胶布够做几身衣服。”曹慧英特别欣赏陈招娣的是：“对队友或者领导有不满，陈招娣从来不会在私下里说，永远都是当面直接说出来。”

( 1982年9月25日，中国队在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决赛中以3比0战胜秘鲁队获得冠军，孙晋芳、陈亚琼、陈招娣、杨希（自左至右）在一起庆贺胜利 )

每次老女排聚会，必提陈招娣和袁头（女排队员对袁伟民的尊称）顶牛的往事。时过境迁的趣事在当年曾让其他女排队员瞠目结舌。“那是在郴州的训练基地，大家在像‘搓衣板’似的地板上练习防守，袁伟民对陈招娣的训练不满意，不依不饶要罚她加练。陈招娣也来气了，跑到教练板凳上，把袁伟民那件自己都舍不得穿的羊绒背心套在身上在地上滚，搞得袁伟民哭笑不得。当年的中国女排，没人不惧怕袁头。任何队员再急再火，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发泄，也就只有她天不怕地不怕。”曹慧英说。

郎平在陈招娣去世后特意撰写了一篇微博，提及1981年的一件旧事。那是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前，陈招娣在训练中不慎扭伤腰部，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走路都很困难。当时的主教练袁伟民问她晚上的比赛能否上场。陈招娣回答得特别斩钉截铁：“没问题，我必须上！”在这次比赛中，作为中国队的主力接应，陈招娣不仅肩负了一定比例的进攻重任，她的一传和防守也是中国女排不可或缺的一枚棋子。这次比赛，中国女排获得首个世界冠军。但是打完比赛，陈招娣连领奖台都迈不上去，是大家把她搀上去的。回酒店，是郎平把她背回的房间，回国的时候，是曹慧英背着她上的飞机。

( 1991年8月，陈招娣和女儿郭晨合影 )

1982年女排世界锦标赛，袁伟民率队再次出征，这时候的中国女排阵容非常强大，陈招娣、郎平、张蓉芳，各个位置的实力都很强，没有明显漏洞。那届比赛，中国女排实现了两连冠。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缘故，陈招娣没有经历中国女排随后的三个冠军。

朋友

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中国女排的老队员们亲如姐妹，即使经历退役、再次择业，完成身份转型一系列的人生转换，她们始终保持着联系，不定期聚会。这其中，因为陈招娣和曹慧英，沈散英和陈亚琼脾气性格的相投，形成一个更特殊的姐妹小团体，她们自称为“三句半”。陈招娣的女儿郭晨小时候经常参加“五连冠”老女排队友们的聚会，她管沈散英叫干妈，管曹慧英叫曹妈妈，几家人的孩子从小一块儿长大。“我觉得她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的队伍，像亲人一样的永远难忘。”郭晨称。

沈散英、曹慧英和陈招娣是八一队一起打拼出来的队友。“刚开始我进步比她快，我是八一女排队长，是小曹和招娣的入党介绍人，我们三个一起进的国家队，但是在1979年国家队的黄金时期我因为心脏不好，运动量上不去回了八一队。没有跟她们一起拿到女排第一个世界冠军，这是我一生的遗憾。”沈散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四个人里，沈散英和陈招娣最早相识。“我是福建莆田人，招娣是杭州人，1971年我们一个车皮到的北京。刚到北京体院排球队时，招娣因为以前在浙江省队接受过系统训练，是我们这批里技术和身体素质最全面的，我们都是以羡慕的眼光看着她。除了排球水平好，她还能打一手好乒乓球。”

沈散英说，陈招娣刚到北京体院时身体不好，但教练教得很细，练得很苦。每天早上起来要跑好几圈，陈招娣跑不了几圈就岔气，大口喘气，跑不动。“有人不理解，以为她怕苦怕累。后来一检查发现她严重贫血。”

1972年到乌鲁木齐比赛，赛后放假回家，两个人用每个月3块钱的津贴各带了6个哈密瓜，从新疆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回家。“正是夏天，到杭州的时候，哈密瓜烂了一半。招娣在车上跟我说，哪怕只剩一个也要带回去给家人尝尝。”

沈散英亲眼见证了陈招娣是如何获得“独臂将军”这个称号的。“我记得1975年打联赛还剩最后几场球的时候，训练时教练开会去了，我们自己练，跟男排踢足球，为了抢一个球，招娣飞出去好几米，手立马骨折了。当时她打二传，是大主力，她受伤了，大家都犯愁，接下来比赛怎么打？结果她表态：我还打。后来是打着绷带打完比赛的。”

曹慧英来北京体院排球队比沈散英和陈招娣晚一天，她之前练的是射箭。因为脾气直，没心眼，很快和沈散英、陈招娣成为莫逆之交。被队友们称为“老大”的曹慧英形容自己的性格，“虽然和招娣一样敢想敢干，但是我属于不考虑后果干了再说，拿得起放得下。无论最后对与错，我永远不后悔”。

曹慧英向记者历数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在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我从八一队脱下让人艳羡的军装走了；90年代初，我从司局级干部职位上辞职下海经商；我女儿在加拿大上中学时被世界14家模特经纪公司看中，拍一张照片4000美元。我选择让她读书上大学；等她上大学的时候，我给她做工作让她参加凤凰卫视举办的中华小姐选美大赛。因为我看过第一届，觉得很正规，也很锻炼人。我觉得，这会是一段当她到了我这个年龄想起来引以为傲的经历。当电视台为她量身定做了‘美丽高尔夫’节目，我支持她加入，因为节目每周采访一个名人，每个成功人士能成功，必然有自己独特之处。但是当她发现这一行有太多让她不舒服不适应的诱惑陷阱时，我支持她离开；包括她现在找了一美国男朋友，因为他能让我女儿快乐幸福，所以我最后也接受了。”

“我这个人，你说一，我相信一。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其实你想的做的是二，心口不一，我再不会信你。”曹慧英说，运动员时期，袁伟民常常笑话她们说：“你们这几个人傻乎乎的。”

比三个人晚进国家队的陈亚琼因为家庭关系，退役后去了香港，就职于新华社香港分社。陈亚琼进国家队时跟陈招娣和周晓兰同住519房间。“我跟陈招娣头对头，睡觉时伸手能摸到她的脸。”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陈亚琼特别提到对陈招娣的第一印象极为深刻。“进队第二天出早操，下大雪，做准备活动时打雪球，陈招娣把雪球甩到袁头身上了，她很得意地张嘴大笑，忘乎所以，这时袁头一把将手里的雪糊到她嘴里，她呛得直咳嗽。”

因为住519房间的这三个人是全队最瘦的，被戏称为“瘦子协会”。为了加强体重，晚上陈亚琼经常给三个人煮从福建带来的米粉。“她们先睡，我煮好了就叫她们起来吃，吃完我刷碗，大家接着再睡。”陈亚琼属于考虑周全、无私奉献的类型，她回忆，“我的包被她们称为‘八宝袋’，她们需要什么，我这里都有。”

因为都姓陈，也因为当年袁伟民的战术安排，直到退役，经常有人把陈招娣和陈亚琼搞混。“打接应二传的招娣穿10号队服，我打副攻，穿7号队服，对于日本人、欧美人来说，看我们都像一个面孔，所以只认号码不认人。第一次世界杯的时候，袁头就让招娣穿我的7号，我穿她的10号，还挺迷惑人的。到后面，招娣才换过来全部穿10号球衣。”

诀别

陈招娣最早被检查出直肠类癌是在20多年前。退役后的陈招娣完成了北京体育学院的学业，先后担任八一女排和国家青年女排主教练。

“我肠胃不好，她陪我去309医院看病。看完病，她说她这几天拉肚子，也不太舒服。我说那你赶紧看看。”沈散英回忆说，结果一摸，肠子上摸出一个东西，当时就被医院留住了，要求住院做手术。“我记得那时她刚生了女儿郭晨没多久，孩子还不到1岁。确诊直肠类癌，我们都很紧张。医生要做外开口，她要尊严，不同意。好在最后手术很成功，20年没犯。”

“带国青的时候，她一下子瘦了30斤，但培养出了赖亚文等众多年轻队员，带队获得亚洲青年女排锦标赛冠军，世界青年女排锦标赛第三名。”沈散英说，从教练、领队，到后来回到总政治部文体局担任副局长，分管全军体育，陈招娣是从一个普通的干事做起，一步步干出来的。“2000年之前，连续几届全运会，全军大赛成绩一直排在全国前三。她是直接领导，懂行，懂专业，对全军竞技体育、群众体育都了如指掌。”

“八一体工大队受总政文体局直接管，她后来算我的领导了，但我们之间亲如姐妹的关系从没变过。”沈散英说，即使2006年陈招娣晋升为少将，成为体育界第一位女将军，她也从没有把自己放得很高，依然保持着普通人的本色。

“2001年大郅出走，2003年大郅在美国球路受限，机会不好，角色边缘化。当时曾经有一个可以让大郅回来的契机。国内记者里我跟他联系比较多，当时我劝他找机会化解问题回国家队。”当事人之一、现任《篮球先锋报》总编辑苏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糟糕的地方在于大郅跟八一体工队的关系没理清，而八一体工队受总政文体局直接管，总政的态度如何对事情解决起到关键作用。”

因为任何信息渠道都关闭，苏群成为大郅和八一队之间的沟通联系人。他尝试跟八一体工队政委钱利明联系，钱的态度很坦诚，希望大郅先回，其他的事好解决。而大郅却心存顾虑：回来了万一不让我打球呢？

“钱利明把陈招娣的电话给我了，她算是文体局最大的领导了。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看过她打球，在我心里，她是世界冠军，又是军队文体系统领导，高高在上。没想到在电话里，一口南方普通话的她完全没有架子，态度特别诚恳。”苏群说，最让他感动的是，有一次为大郅的事情打电话时，陈招娣正在杭州办理母亲的丧事，她当即表态：请转告大郅，他回国，我亲自去机场接他。

苏群说，他和陈招娣从没见过面，但是他知道陈招娣一直在为此事奔走。“当时情势复杂，既涉及总政文体局，又涉及国家体委。在2002年10月体委宣布开除大郅出国家队前，陈招娣曾经多次找过相关领导，希望别出这个决定。可惜后来一纸文件下来，没有转圜的余地。”“最遗憾的是，整个沟通交流过程中，大郅没有跟陈招娣直接对上话。”

“其实妈妈很希望军队的运动员能走出国门留洋，她认为接受新鲜事物会对军队体育发展有好处。”郭晨告诉本刊记者，但是因为体制，因为局势，反对她的想法的人也很多。

虽然在大郅回国一事上积极奔走，但是陈招娣非常低调，即使是跟好友曹慧英、沈散英聚会都只是简单提及。和其他中国老女排队员一样，在退役后，陈招娣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也极少接受媒体的采访。有限的一次出镜要追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受邀担任中央电视台解说嘉宾，与宋世雄搭档解说奥运会女排比赛。

“我们是获得了冠军，影响了一代人。但下了领奖台，就过去了。过去的事，说了不少，老说没多大意思。”曹慧英说，如果不是为了陈招娣，她本不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能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很幸运，能跟这帮人一起成长，获得成绩，为全国人民认可，我很感激。这个集体不容易，大家都要维护它”。

“大概是2008年招娣知道肝上长东西了，但她跟谁都没说。在她看来，治跟不治都一样，说了只会让我们难过，惦记。”何慧娴说，熟悉招娣的人共有的感觉是，她还是从前的招娣，还是那个场上喊得最多、场下笑得最多的招娣。“在怡和春天的每次聚会，都是招娣在张罗，拒绝酒水，拒绝山珍海味，只吃她家乡的浙江菜，与会朋友自行轮流埋单。”在沈散英看来，招娣特别眷恋难舍这个集体。

曹慧英说，真正知道招娣身体很不好了，是在半年前。“大家都发现她瘦得厉害，去年11月底去福建回来的飞机上发烧、背疼。”陈招娣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排球，身为少将的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担任中国排球联赛的技术代表，陈招娣最后一场担任技术代表的比赛是在2012年12月15日——中国女排联赛北京女排主场迎战上海女排的比赛，“这之后她住院了，一病不起”。

“不知道该怎么心疼她，听她说想喝鸽子汤，我让养鸽子的小兄弟把比赛成绩不好的，不好看的拿去炖汤。这事被周晓兰知道后，她跟我开玩笑说：‘老大，你宰鸽子的时候搞一个比赛，让鸽子好好飞，没成绩的就飞到陈招娣那里，另外也飞一点到周晓兰这里来。’”对于老女排所有人来说，这其实是个特别辛酸的玩笑，因为意识到队友正在一步步离自己远去，而自己不管做什么都阻止不了她渐行渐远的脚步，那种无奈，那种难过，外人很难体会。

“袁头常常给我们打电话，召集大家去医院看招娣，一去好几个小时。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我们的心都揪死了。”沈散英说，每次去，袁头跟父亲一样，坐在招娣床头，拉着她的手，摸着她的头，安慰她，“既温馨又无奈，想挽留却留不住”。

2013年春节过后，陈亚琼特意从香港飞赴北京看望招娣。“小曹和小沈陪我去的，一进去，招娣就说：‘我要跟你们告别了。’我说：‘你一直都很坚强，要相信自己。’她无奈地说：‘我现在坚强不起来了。以后三句半要少一句了。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听到这里，我们几个当时哭得不行了。”陈亚琼说，“这一批人，同甘共苦过来的，那种感情，已经深入骨髓。现在有时候跟朋友吃饭、喝茶，大家都一人一个手机，各顾各埋头发短信发微博，我就情不自禁想起女排这帮姐妹，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家的精神反而是充实的，感情纯净得像水一样。” 记忆陈招娣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