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卑微的“银行家”

( 在印度新德里，这些孩子们迫于生活和父母一起在尼赫鲁体育场前的建筑工地上工作（摄于2010年1月） )

卡兰的双重生活

生活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14岁男孩卡兰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白天，他穿梭在婚宴等大活动的后厨，是薪水微薄的洗碗工；而在晚上，他是一名“银行经理”。在新德里火车站的一角，有一间如汽水售卖亭的小房子。每天晚上，“经理”卡兰打开“银行”的大门，坐在接待台后面接待他的主顾们。孩子们将粉色的“存折”和皱巴巴的零钱递给卡兰，看他翻阅一堆堆大账本，小心地把存款记在每个人名下。“我们不允许那些通过乞讨和售卖毒品赚钱的孩子在这里开户头。这个银行只对笃信努力工作的孩子开放。”卡兰告诉法新社记者，“一些储户想要取走他们的钱，我就会问问他们想用来做什么，其他储户是否同意这样做。每个人都能从存款中获得5%的利息。”

卡兰工作的这间小屋叫“儿童发展银行”。它的建立出于德里非政府组织“蝴蝶”的创始人莉塔·潘内克的一个点子。

1989年，潘内克为了帮助德里街头的流浪儿童和未成年劳工建立了“蝴蝶”。“我们相信对孩子的帮扶应当有孩子们的参与，让他们自己决定自身的发展。”“儿童发展银行”的开发主管沙什达尔·萨博纳维斯告诉本刊，“为此，在每个‘蝴蝶’开展工作的地区，我们都建立一个由被救助的孩子们组成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每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让孩子们就那些对他们产生困扰的问题进行讨论，找出解决办法。在这样的会议上，一些孩子提到，他们希望能够留下辛苦劳动赚来的钱，但这些钱往往被年长些的孩子或是成年人抢走。有些小店铺的老板同意帮他们保管这些收入，却要求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孩子们觉得，与其如此，不如把钱全部花掉。这让潘内克女士萌生了‘银行’的想法。”

2001年，“蝴蝶”在德里开起了第一家“儿童发展银行”。“银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获得孩子的信任。在此以前，不但这些在街头谋生的孩子毫无储蓄的概念，那些生活在城市的贫民家庭几乎也没有依赖第三方机构进行财产规划的经验。所幸，“蝴蝶”运转多年的网络提供了便利。在德里，“蝴蝶”有12个分支机构，为贫困儿童和未成年劳工提供庇护所、教育课程和权益保护。“我们雇用了一些人在‘蝴蝶’提供帮助的区域担任‘儿童权利保护人’。他们扎根于社区里，和家长、杂货店老板、社会领袖以及警方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萨博纳维斯说，“我们密切关注新来到社区生活的孩子，找出他们中需要帮助的对象。‘儿童权利保护人’们定期会召集家长、相关成年人和孩子们集会。”

( 17岁的辛格在结束茶店一天的工作后到“儿童发展银行”存钱（摄于2012年6月） )

在银行开设之前，“蝴蝶”汇集了所有可能加入这个项目的孩子，对他们进行培训。在这些培训里，孩子们讨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志愿“经理”，认为自己有这样条件的孩子能够获得提名，并通过民主投票当选。每个志愿经理的任期为6个月。在新德里火车站“银行”工作的卡兰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上岗的。在这个“银行”里，“蝴蝶”成年员工的任务只是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并在一天结束后将所有存款取走，存入正规银行的户头里。

现在，“蝴蝶”已经在德里各个街头孩子聚集的区域建立了12家“银行”，将近2000名孩子是它的主顾和员工。不但如此，萨博纳维斯现在的工作是和遍布南亚的16家非政府组织合作推广这个项目。在印度、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和孟加拉，“儿童发展银行”已经有了200余家分行，吸引了超过1万名街头孩子的参与。

( 印度的非政府组织“CINI”为街头孩子提供住宿，并组织各种活动丰富他们的生活 )

隐蔽的孩子

今年4月，我在新德里有过两次短暂的停留。崭新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的现代舒适将完全推翻网络上那些对旧机场的抱怨。从机场乘快轨就能够转至城中的庞大的地铁系统，一切和中国近些年新建的现代地铁没有什么不同。在新德里的中心地区，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动力环保客车队担负着地面交通的重任，它们在干净整洁的街道上驶过，沿途遍布精心维护的绿化带和绿树掩映的高级花园别墅。清晨的洛提花园里，我见识到新德里人的生活：他们穿着精致的Polo衫或运动装，在成群飞鸟的伴随下冥想、做瑜伽。背后，5个世纪前穆斯林统治者的宏伟陵墓在晨光下闪耀着粉色和淡黄色的柔光。一切都能让人信服这个古老国度正在经历经济奇迹。高盛公司预测，自2007到2020年，以美元计算的印度人均GDP有望增长4倍。

但这并不是德里生活的全部，要了解另一个印度，只需前往德里的数个火车站，它们是连接首都与广袤乡村和小城镇的节点。4月，恒河平原上热浪灼人，露天车站里挤满了人，炽热的阳光下，人们携着包裹，席地而卧。你不难发现其中一些稚嫩的面孔，他们在看台上兜售奶茶，在轨道上捡拾垃圾。他们避开那些可能会痛殴他们的警察，冲进那些刚刚送走旅客的火车车厢，寻找一切能换些卢比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些人，白天在这里谋生，夜里一躺，站台便是一张床。

“蝴蝶”在德里的两个火车站设有救助站。5年前，工作人员在尼萨穆丁火车站见到了塔布·阿里。8年前，11岁的塔布·阿里作为次子和母亲从家乡中央邦来到德里。父亲在塔布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有5个孩子，母子二人决定到德里谋生。塔布在新德里火车站拾荒，从塑料瓶、废报纸到金属件，每天能赚40到50卢比（卢比与美元汇率约50∶1）。直到一天，警察对车站进行大搜查，塔布被送到儿童福利委员会，进而进了政府儿童中心。从此他和母亲彻底失去了联系。3年后，塔布得到“机会”从儿童中心跑了出来。他来到尼萨穆丁火车站，站台、火车、警察、废品，这是塔布熟悉的生活。

塔布所代表的“铁路孩子”只是印度街头孩子中的一部分。火车站已经是个较好的去处。对于在旧德里火车站卖小吃的10岁的萨托什来说，这里至少有一个可以使用的市政水龙头和一间公共厕所。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街头孩子群体：超过1000万未成年人或是在街头谋生，或是干脆就生活在街头。他们中有的人尚和穷困潦倒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另一些人完全是单打独斗。他们的生活与这个国家火箭式的经济增长和宝莱坞五光十色的歌舞片相去甚远。这是两个平行而几乎从不相交的世界。

“自从90年代初开启经济自由化以后，印度经历过年均经济增长9%的高速发展。尽管如此，印度12亿人口中有30%的人处于赤贫状态。”非政府组织印度儿童热线基金会战略发展和交流主任尼西德·库马尔告诉本刊，“在产业结构上，过去1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新产业，比如服务业和IT业。在治理结构上，印度整个国家采取联邦式的结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治理上存在分裂，各个邦的发展状况极不平衡。这使得大量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涌向提供雇佣岗位的城市。但是城市能够为他们提供的工作却极其有限。城市的膨胀导致住房价格不断上涨，完全超过了这些移民的承受范围，所以在印度城市的绝大多数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大片的城市贫民窟和大量流离失所的人们。”印度百万人口以上的五大城市，都有20%的人生活在贫民窟，其中孟买的比例超过了50%。

对于贫困的乡村和城市家庭来说，孩子是家中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库马尔告诉我，印度11%的劳动力是未成年人，而现行的印度法律允许14岁以下的孩子在“无危险”行业工作。“根据2001年的统计，18岁以下的孩子占印度人口的43%，但政府划归用于未成年人的联邦预算只有9%，到2011年，这个比例只增加了4个百分点。世界上最大的未成年人群体的庞大需求和世界最低的未成年人人均预算额造就的结果就是印度的未成年劳工现象。”

在印度技术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院学者穆玛·贾哈看来，学校留不住孩子是大量街头孩子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印度每年把3%的国民生产总值花费在教育上。在上世纪60年代，在教育委员会为印度开出的药方上，这个比例应该是6%。而这3%的预算偏向高等教育，初等教育严重地被忽视了。在50年代，尚有43%的预算留给初等教育，到70年代就只剩下了27%。这些预算中90%的钱都用来支付教师工资和行政开支。”贾哈认为，这导致了低下的教育质量，上学未必能改变孩子的前途，对那些生活拮据的家庭来说，他们实在缺乏理由让孩子留在学校里。在印度西北部的拉贾斯坦邦，我曾到访一座普通的公立乡村小学，老师正在办公室门口给孩子们批作业。当地人告诉我，能够见到老师是我的运气：他们很忙，一个礼拜也就只能来两三次。这个学校每周上6天课。事实上，在印度的公共教育系统里，每天都有1/3的教师旷工。

“用于支持初级教育的70%的经费由地方政府拨付。”贾哈指出，“喀拉拉邦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钱是中央邦的3倍。相应的，喀拉拉邦的未成年劳工数量是全印度最低的。人们说，喀拉拉邦没有花多少努力就解决了未成年劳工问题，他们只是扩大了学校系统，把更多的钱花在基础教育而非大学身上。”

“没有任何国家调查或者研究能够说明印度到底有多少街头孩子。他们常被称作‘隐蔽的孩子’，是最容易被虐待、压榨和忽视的一群人。”库马尔说，“许多孩子来到大城市里为自己的家庭寻找工作和机会，但急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没有给他们留下空间，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流浪街头。印度官方统计，在德里，还有10万名孩子在街头徜徉。”

“过去20年里，在街头孩子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主要是在政策和法律领域。”“儿童发展银行”开发主管沙什达尔·萨博纳维斯说，“但在另一面，街头孩子的数量还在不断上涨，甚至出现了从街头孩子向‘街头家庭’发展的局面。”

星星之火

“街头孩子的问题是如此庞大，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服务显得杯水车薪。”塔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斯瓦潘·加林告诉本刊。

2010年，印度人类发展与保护儿童研究中心对德里的街头孩子进行过一次普查。这次普查接触到超过5万名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7到14岁。他们中20%的人从事拾荒工作，有15%的人在街头叫卖或者乞讨，12%的人在路边摊或者修理铺里干活；39%的孩子在贫民窟居住，46%的人住在露天的公共区域。半数孩子不识字，其余的略有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教育经历。

德里的街头孩子平均一周工作6天，每天将近7个小时。他们的月平均收入在1700到2500卢比。这个收入相较而言并不算低，“几乎相当于非正式雇佣部门成年工人的月收入”。报告里指出：“但这正是危险所在，相对不低的收入导致更多的孩子流入到城市的街道上来。而当他们不断长大，由于技能的限制，他们的收入并不会相应地增加。调查发现，这些孩子几乎都对收入和支出的恰当分配毫无概念，这种缺失将直接影响到他们成年以后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储蓄是他们生活中不存在的概念，在很小的时候，赚来的钱就会被花在酗酒、毒品等事物上。22%的孩子承认自己使用过毒品、烟草等，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地方能够安全地储存自己的收入。”

这正是“蝴蝶”的发现：街头孩子对未来没有期望，更不会为人生做规划。他们中的不少人有受教育、提高谋生技能的想法，却不知如何实现。由于缺乏准备，他们既在意外面前脆弱不堪，也无法把握机会。在“蝴蝶”看来，“儿童发展银行”是打通这条死胡同的渠道：“储蓄可以作为一种渠道，教会孩子们一些商业管理的技能，这不但是他们谋生的必须，也是促使他们成为拥有固定收入的一代人的必须。”“我们视这为生活技能。”项目主任塞巴斯蒂安·马修说，“他们能够存下多少钱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养成储蓄的习惯，而不是把钱花在购买迷幻药、香烟，一遍又一遍看同一部电影上。”

在“儿童发展银行”建立之初，如果谁能够做到11个月不取钱，会有额外的利息奖励。后来经过孩子们讨论，他们把这个标准最终定到了6个月。

13岁的女孩曼迪生活在一个有5个孩子的大家庭。父亲在曼迪很小的时候就已过世，全家人都以在农田里采摘洋葱为生。在成为“儿童发展银行”的主顾后的3个月里，她攒下了750卢比。她的座右铭是：人们需要存钱，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她说服身边更多的孩子加入储蓄计划，把存款和提取比例提到10比1，成为这个银行的高级委员会成员。她参加“蝴蝶”组织的体育日和文化之夜，她努力坚持定期参加免费教育课程。她现在的梦想是当一名警署督察。而在“银行”开户之前，曼迪曾经有一点酗酒的毛病，还喜欢嚼烟叶，有时也赌博。

很多流浪儿童和劳工儿童没有身份证、出生证明，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址，他们根本无法从现有的社会体系中获得信贷帮助，建立自己的生意。“儿童发展银行”可以为15岁以上的孩子提供贷款帮助。不过这笔贷款的发放要经过一个9人高级委员会的同意，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是年龄低于14岁的孩子。

2006年，15岁的昌德鲁发现了“儿童发展银行”，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为将来打算的机会。在2006年，他和弟弟从“银行”获得了一笔5000卢比的贷款做果汁饮料生意。他们用这笔钱买了榨汁机和冰箱。昌德鲁在10个月内偿还了贷款，并决定另贷一笔钱翻修父亲的小店。现在，依靠卖果汁饮料，昌德鲁每个月能赚到4000卢比，这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足以帮助他支持3个妹妹继续学业。

根据印度人类发展与保护儿童研究中心的统计，88.5%的街头孩子依然和自己的家庭有联系，对他们的帮助意味着对一个家庭产生影响。

5年前，在尼萨穆丁火车站拾荒的塔布在“儿童发展银行”开了户头。他的第一个想法很简单：在3年前和母亲失散后，他想回家。塔布持续在自己的户头上存钱，6个月后，他从“银行”取出全部8000卢比踏上了回家的火车。一个月后塔布从家乡返回德里。萨博纳维斯的同事们觉得他容光焕发。

此后，塔布延长了每天工作的时间，坚持每天晚上往户头上存200卢比。8个月后，他带上1.5万卢比返乡。当他再次回到德里的时候，塔布告诉“蝴蝶”：拾荒是一项临时且危险的谋生手段，毫无未来可言。他希望成为一名机修工或者开一家杂货铺。这意味着他需要建一间房子。

在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塔布成功地积攒了7.3万卢比，足以成为他个人生意的基础。他告诉“蝴蝶”，他决定将所有钱提取出来，把它们藏进旧衣服里，扮作打扫卫生的人逃掉一张火车票。这让“蝴蝶”的工作人员有些失望：“这么多年以后，他学会了怎么赚钱却没有学会如何生活。”塔布最终接受了工作人员的建议，他购买了火车票，还为家人买了小礼物，“这是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方式”。

在一个半月以后，塔布再次回到德里，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来。他的小砖房已经盖好，他只需再多一点钱开个机修铺子。6个月以后，塔布带着1.5万卢比返回家乡。

（文 / 徐菁菁） 银行家卑微卢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