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争论里的两个基本事实

2013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将迎来拐点，“人口崩塌论”与“资源有限论”的争议激烈起来。人口政策作用于当下，影响到的至少是一代人后的未来，如何预见20～30年后的世界图景将至关重要。

20年后的中国人口结构不难预见：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来袭，邻国日本是最好的参照。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人口老龄化被归结为原因之一，尤其近年日本电子制造商泥足深陷，人口中富于创造力的年轻人减少，创新型产业的竞争力落入下风。但年龄与创造力负相关的假设在经济学领域却不成立，甚至在科研领域也被证伪：爱因斯坦成名的年代，伟大的科学家在30岁前完成了其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巅峰成果来得越来越晚了。日本电子业的落寞更多是因为在电子消费品时代，企业忽视了用户的需求，醉心于自我技术的“精雕细琢”，这更多地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有关。

与日本形成对比的德国在出生率上更“胜”一筹，德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有预测称，“12代后，德国人可能从地球上消失”。可老龄化的同时德国却保持着制造业乃至科技优势。日本的老龄化促使其出现贸易逆差，2011年其医药领域的贸易赤字已经比10年前增长了5倍，医药赤字占到其贸易赤字的一半以上，而日本进口药物赤字主要来源于昂贵的抗癌药、美国药和德国药。日本老年人吃药，德国卖药，可见同样老龄化的国家，有的受益于此，有的却蒙受损失，关键还在于各国的产业竞争力。

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是人口爆炸的时代，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急剧膨胀，但增长的过程不可能无限扩展下去。实际上膨胀的速度已经变缓，1965年人口增长率即到达了顶点的2%。本世纪末全球人口将突破100亿，但那很可能是人类数量的极限。西方学者琼斯·梢克（Jonas Salk）的研究将人口爆炸现象从超长期视点上分析，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影响至为深远但又是极为短暂的一瞬。经济学家伯尔丁（Kenneth E.Boulding）认为人类史应分为文明前社会、文明社会和文明后社会三个阶段。20世纪则是文明社会向文明后社会转换的过渡期，他把20世纪叫做“巨大变革期”。身处这样巨大的变革期，如果要面向未来的一代人制定经济政策，意味着我们需要事先研究文明后社会的经济规律。人口爆炸行将结束，其遗留下的问题将日益显现出来。如果说上述问题过于宽泛，至少未来20年，全球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当中国也加入老龄化的队伍时，全球一半的人口都应该在老龄化的行列了。那时候的各国经济竞争显然会与现在迥然不同，靠“人口红利”恐怕行不通。日本如今被后起到韩国和中国追赶，加之人口崩塌形成了其经济停滞不前的合力，可未来一半国家都人口崩塌后，印度和非洲国家的年轻人口是否能与全球另一半的成熟经济体竞争，还有待研究。

人口崩塌论基于历史经验，更多地看到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推力，以及社会抚养比的黄金窗口带来的消费、生产的繁荣以及社会福利的宽松局面。但“人口红利”并非古已有之，它是伴随着经济成长、社会观念改变出现的新现象。过去，人类的人口结构永远是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相伴，年轻人口数量远超老年人口。而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定阶段，生育观念的改变使得出生人口急剧减少，全社会的“抚幼率”一下子从过去的高负荷缓解下来；同时，幸运的是，“抚老率”还是旧时代的。于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打开，直至大量劳动人口变老，人口红利窗口关闭。对于传统社会向工业化转型的国家，人口红利起到了增长助推器的作用，但这个看似“免费的午餐”随后将迎来付费的时期，尤其放在人口爆炸与停滞的背景上看，人口老龄化时期的经济减速等于是为“人口红利”的加速度“埋单”。正因为此，大可不必对人口红利念念不忘，试图去靠又一次人口爆炸去延长这个“旁氏骗局”。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上百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20多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的兑现，也势必令“埋单”压缩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负债者困窘。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急需调整，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可惜在劳动力人口的拐点时刻，这又会加重抚养比，而20年后的经济却充满变数，难以用时下流行的经济学方法预想。（文 / 邢海洋） 基本人口事实两个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