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的文化根源

( 古希腊战略家、政治家伯里克利正在向民众发表演说 )

因为懒惰还是贪婪

6月19日，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他《每日电讯报》上的专栏里写道：“如果希腊人能够改变他们的国民性，突然发现北欧人对政府的信念和德国人的勤劳与节俭，那么灾难可以被扭转。”

鲍里斯曾经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学，6月25日，《每日邮报》刊登了他撰写的《从荷马到柏拉图：古希腊的十位伟人》一文，在文中他好像多次以古希腊人的思想来影射希腊的现实。如，他说古希腊的口述诗人赫西俄德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和悲观主义者，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与农业有关的诗《工作与时日》，在这首诗中他教导了一种诚实劳动、谴责懒惰的生活。其中有一句是：“这些傻瓜！他们不知道一半比全部多多少，也不知道以草芙蓉和常春花（如面包和奶酪一样是穷人的食物）为生有什么幸福。”其含义是，人们总是期求太多，忘记了有时一半要好过全部。鲍里斯说：“这句话很适合我们现在的消费时代，我们都过于关注物质上的占有，因为邻居比自己拥有得多而感到不满足。”

在介绍柏拉图时，鲍里斯选择了《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克力同，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他说伯里克利很好地描述了自由民主制度：“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害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

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伯克说，像鲍里斯这样，认为希腊需要第二次救助的原因是希腊的工人懒惰、没有长远目标，造成该国公共开支巨大，这完全是虚假的。其实希腊工人的工作压力在欧洲各国中是最高的，这是欧盟官方统计数据说的。“希腊又一次需要救助是因为救助的钱不是提供给希腊，而是提供给它的债主、欧洲的银行的。收回借款的银行拿着钱走了，只有那些需要钱的或贪婪的留了下来。”

阿马蒂亚·森写道：“一些欧元区国家是怎样陷入这一困境的？实现共同货币而又没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整合肯定起了一定作用，欧洲的民主治理会受到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的破坏。假定我们认可强大的金融老板们理解需要做什么，这强调了要注意他们在民主对话中的声音。但是这不等于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拥有单方面向民选政府发布命令的权力。”

希腊在遭受一场金融危机。希腊是哲学的发源地，哲学的目标是解决现实和理论问题。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会对解决今天的危机提出怎样的策略呢？英国华威大学的哲学家安吉·霍布斯说，柏拉图会希望由精英们来解决这一麻烦。换言之，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结构性调整的方案，不管它的方案会令民众多么难以接受。对于可能遭受损失的主权债务投资者，柏拉图会鼓励他们认识到，对金钱的追逐源自心灵的欲望部分，它既是非理性的，也是永无餍足的。他们应该降低对利润的依恋，不把它当做社会尊严的标志。他会对或者工资减少或者失业的希腊公务员提出同样的建议。

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哲学家可能会建议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脱离公共生活的喧嚣，这听上去好像是暗示希腊退出欧元区。这虽然对欧洲的计划是灾难性的，但会降低北欧人在希腊度假的成本，将有更多的德国人能够享受到伊壁鸠鲁式的户外生活。犬儒主义哲学家们更有可能去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援助资金，他们认为金钱有很强的腐蚀能力，所以人们应该去乞讨而不是自己去挣。这一派古希腊人很傲慢，会认为自己有权获得金融资助，就像今天的投资银行家们一样。

现代希腊

西欧史学者雷默科·卡普里奥说：“在希腊危机的事态背后，有着比一时的政府和经济结构问题更深层的希腊文化方面的成因。这些历史根源塑造了个人心理，影响了社会规范，很难随着应对市场的政策一起改变。”在传统希腊舞蹈中，一群舞者依次把手臂搭在舞伴肩上，围成一圈，以固定的步伐起舞。希腊人不会轻易打破他们的传统，对西方文化之类的新事物没有天生的好奇。希腊人依赖家庭和社群关系，胳膊扣在一起，只有领舞者即兴表演，其他人不会打破圆圈。

国际金融市场都盯着希腊政府的财政措施，以及政府即将要实行的改革。问题在于希腊政府能否在一个地理上很分散、有着逃税历史的国家推行新的政策。在历史上，希腊人不喜欢中央政府，基本依赖地方自治，这一点因为各个岛屿远离雅典、相互隔绝的山村而得到了加强。连众神之王宙斯都管不住奥林匹斯山上那些神。在希腊，从结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提洛同盟到被奥斯曼帝国占领时期，强化中央政府和建立高效现代国家的努力一直受到抵制。当波斯帝国威胁到希腊城邦的独立时，雅典和其他希腊城市在公元前487年结成了提洛同盟。同盟成员有义务为守卫希腊民主提供士兵，或者向同盟缴税。当雅典开始控制同盟后，它迫使其他城邦单纯为了它的利益而缴税。如果拒绝，将面对雅典军队的怒火，遭到雅典的吞并。当伯里克利把财富从提洛转移到雅典时，遭到了其他城邦的反抗。抵制雅典的控制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于公元前404年打败了雅典。

希腊人不认同中央政府政治，虽然4个希腊人里就有一个是公务员，直接依赖政府获得收入。中央政府被认为是浪费和腐败的，这种缺乏对政府的忠诚甚至也延伸到了对欧盟的态度。希腊人高兴地接受欧盟的补贴，但憎恨欧盟干预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遭到入侵的希腊被征税，但是派代表要求得到财政上的优惠。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了地方自治以便征税，这一制度形成的地方政府处于地方势力的控制之下。1821年独立后，脱胎于奥斯曼制度下的现代希腊政府一直没有根除这种局面，相反，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政府还要照顾他们的利益。

雷默科·卡普里奥说：“欧洲一直被它对希腊的爱所蒙蔽。它一直敬仰希腊，把它看做欧洲价值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欧洲从希腊学到雅典的民主原则，模仿希腊的建筑，世俗思想家们研究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基督教的道德家们研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学习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的几何学，知识分子学习荷马史诗。但这种对希腊的印象是完全浪漫主义的和拜伦式的。欧洲人伤感地觉得希腊背叛了他们，这也是欧洲人拜伦情结的自我背叛。”

法国社会学家让·杜维尼奥在《希腊书简》一文中说：“将来人们会不会谈论起一部连续的历史，一份世代相传、没有中断的遗产？在埃及，唤醒了法老们昔日的辉煌之后，今日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却无法声称自己是当年盛世的继承人，这往往使他们感到苦涩。然而，在希腊，同我谈话的人都没有流露过这种不得意的情绪。当然，这并不是说，提到古代盛世的辉煌时，不会引起丝毫酸溜溜的感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柯恩说，与希腊的古典时代相比，它晚近的历史与现在的关联更大。“忘掉苏格拉底吧，去读布鲁斯·克拉克的《双重异乡人》吧。克拉克说，在希腊社会中，血缘关系比对国家或商业伙伴的忠诚更加重要。”

剑桥大学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也告诫希腊人要“摆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希腊人保守、古典化、有些自满，单一文化的自我形象不是它现状的成因，也是使它更严重的一个因素。希腊现在是一个变化、流动、多元的欧洲的一部分，但它仍然宣传一个神话，说它是伯里克利的希腊的直接后裔。一位希腊学生对我说，我理解不了古希腊的宗教，因为我不是希腊人。古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即使是，古希腊是一个有侵略性的单一文化体，甚至是一个仇外的地方，算不上现代欧洲的模范。”■

（文 / 薛巍）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希腊人希腊历史欧债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希腊根源债务文化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