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与迷雾

( 卡尔·波普尔 )

本·拉登的下落是个谜团，美国人找不到他的原因是情报不足。与此相反，战后伊拉克局势是一团迷雾。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黑白分明的答案。而解谜的困难不在于信息太少，而是信息过于泛滥——对于伊拉克的战后局势，美国中情局有自己的立场，政客、学者、媒体、包括巴格达的出租车司机也有自己的看法。

判断谜团与迷雾，最好的方法是看更多的信息是否有益。对谜团而言，每增加一个新的信息，问题就会变得简单一点，迷雾则恰恰相反，更多的信息不仅无助于判断，反而会坏事。从泛滥的信息中理出头绪才是关键。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世界上最让人困惑的问题大都属于迷雾，而非谜团。气候变暖、核电安全、恐怖主义、生物工程、贫困问题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太多太复杂，并且涉及大量的“模糊地带”和“不确定性”，几乎没有得出一个结论的可能性。

费曼说，理解一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自己去完成它的推导。这是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这个世界是可以被人类所理解的，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其中的联系和潜在的规则。

科学家设计了很多模型，来解释气候变化的问题，但很少超过50个变量。真实世界远比模型要混乱和复杂，充满了我们尚未了解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气候的科学模型没有将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人类的心理、认知与行为模式考虑在内。

人类大脑之构造，就是要给每一个事件找出确切的理由。对模糊与不确定性的厌恨，是一种基于人本性中寻求安全感的本能。

为了降低判断的复杂性，我们宁可忽略一些矛盾的相关信息，或者编造理由，扭曲现实，以至于陷入各种非理性的认知陷阱，比如叙事谬误（编造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沉默的证据（忽略那些我们看不到的证据）、认知上的自大（习惯于高估自己的知识，而低估自己的无知）、损失厌恶（对损失的恐惧比对获得的快感更敏感）。我们的判断还很容易受到情境的暗示，比如在面试的时候，如果考官手中捧着一杯热咖啡，他给面试者的印象就会“温暖”；如果是一杯冷咖啡，则给对方的印象变成“冷漠”。

在MRI成像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自己如何掉入这些认知陷阱的。人类大脑中对不确定性情境进行评估的部分，和处理情感——非理性的主要来源——的大脑区域，二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决策，比如信息缺乏时，与情绪状态尤其是恐惧感相关的大脑区域，同时也被激活。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美国人狂买防毒面具，而中国人集体抢盐。反之，当面对过多的选择时，大脑中与错误检测、损失厌恶等相关区域就会被激活。所以，每次当你经过超市的牙膏货架时，就会不由自主地焦虑。

解开迷雾的第一步，首先是意识到这些认知陷阱的存在。

过去几十年，一个新的学术领域逐渐浮出水面，它研究的是当信息不全，或者不完美，即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时，人们是如何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这些研究综合了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数学、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以及现代神经科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就是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实证出发，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出发，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

卡尼曼教授认为，在面对不确定性情境时，人有两套完全不同的思维系统：一个系统是理性分析，根据事实和数据，权衡利弊，做出决策；另一套系统则是将风险作为一种感觉来把握，基于个人体验，对危险做出原始而快速的直觉反应，就像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突遇天敌。

人对“不确定性”的分析机制，并非井然有序、步步为营的理性分析，而是进化因素、大脑构造、个人经验、知识以及情感共同形成的复杂产物。两套认知系统在大脑中的分界如此明显，有时候你能感觉到二者之间的争斗。比如，如果每4次中有3次，你吃完海鲜后脸会肿得跟猪头一样，那么“逻辑”的左半脑会试图找出一个模式来描述其中的规律，而“直觉”的右半大脑会简单地告诉你：“离龙虾远点。”

人的直觉系统可以很有价值，有时候我们最好的决定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做出的，比如一个消防员在火灾爆炸发生之前就意识到危险，或者一个护士在病人心脏病发之前就预感到问题。但是，作为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继承下来的认知系统，直觉也有很多缺陷，比如对于未曾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会倾向于低估它的风险。澳大利亚的葡萄园主对全球变暖有最直观的感受——夏天的气温越来越高，葡萄的收成季节不断提前，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海平面上升、干旱等危险，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而言都距离我们很遥远，所以很少真正感觉到气候变暖的危险。

心理学家还发现，一个人的焦虑承受量有限，一旦新的问题出现，比如股市下跌，或者个人问题出现，气候问题就被搁置一边了。

即使在理性模式下，我们也不擅长长线思考。实验证明，人类不喜欢迟到的利益，所以我们总是低估未来的收益。现在给你10块钱，或者2年后给你20块钱，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同样，很难说服人们为了未来的气候安全而放弃当下的生活方式。

1965年，英国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在华盛顿大学做了一次长篇学术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关于云和钟”，副标题是“对理性问题与人类自由的探讨”。他认为，过去100年，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经历了两个极端：钟与云。

之前，世界的基本特征被概括为“钟”——一个稳定、规则、有序的系统，比如哥白尼的天体理论、牛顿的力学体系、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等。科学家相信每一个事件背后必定有一个原因，总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一切现象。但真实的生活是一个“云”的世界——湍流的水、变化莫测的股票市场、人的心理活动、毫无规律可言的生物种群的行为……它们就像云一样，一团混沌，不规则，无序，难以预测。

与波普尔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更加复杂和不稳定，尤其在一些影响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上。

地球气候到底怎么了？

核电是安全的吗？

生物工程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按照传统的方法，科学家会在时间轴上构建一个问题演化的大致框架，列出过去与现在的状态，并尽可能在概率上估量每一种可能性。但不幸的是，科学家在估量长期风险上的能力并不比普通人强多少。日本地震就是很好的例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地震和海啸都属于正常风险，但没有人能预先估计到海啸会对福岛核电站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这种风险属于极小概率事件，按科学家的话来说，是一百万年一次的概率，但它就是发生了。

《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日本地震之后撰文写道：“对数据和模型的过度依赖，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一个非线性的世界里，再多的数据也无法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可能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科学无法解决小概率问题，更不该鼓励人们依赖于此。”

100年前，科幻小说家乔治·威尔士曾说，现代高科技社会里，一个合格的文明公民需要具备三种技巧：阅读、书写与统计学的思考。这些都是左半脑的工作，与福尔摩斯解决谜团的手法一致——依赖逻辑思维，以冰冷的、不动感情的方式从第一手证据中推导出事实。

世界显然是混沌的，宇宙我们至今也无法解释，可是困难在于，科学似乎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武器。科学的观点是无视小概率事件，所以核泄漏虽然是悲剧，但我们还是要建更多的核电站，因为我们需要电。除非有一天，科学突然取得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之后引起人们处世哲学的完全改变。

这并非不可能。所谓混沌，只是现阶段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人们又会发现混沌下面的秩序。行星的运动、生命的历史，曾经都是无可把握的迷雾，最终变成了可以理解的谜团。但很多时候，又是科学，将谜团重新变成迷雾——牛顿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宇宙，然后相对论出现了，粉碎了对时空关系的传统理解。谜团与迷雾之间的转换，正是科学不断战胜不可知论的过程。

不过，为了解开21世纪的迷雾，我们恐怕需要强化右半脑的功能——非线性的、多视角的、创造性的综合思维模式。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纳在《未来的五种心智》中提出的，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里，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具有五种心智：专业性、整合性、创造性、道德与尊重。他说：“人类无法处理复杂问题，除非我们接受这个世界复杂、混沌、连接的本质，参与其中，思考，讨论，角色扮演。”■

（文 / 陈赛） 谜团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