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长辞职：“反犹”背后的政治风向之争

编辑·徐菁菁2023年12月5日，三位美国顶尖大学的校长走向了她们的“审判席”——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莎莉·科恩布卢斯（Sally Kornbluth）、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利兹·马吉尔（Liz Magill），从剑桥和费城来到首都华盛顿，在国会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委员会就过去几个月的校园“反犹”现象作证。

听证会由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埃利斯·斯特凡妮克（Elise Stefanik）主导。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质询中，斯特凡妮克和同僚们的主题是：在校园里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暴力言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为何学校还没有惩罚这些学生和团体？在单独作证环节，斯特凡妮克要求三位校长分别给出明确答复：“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了学校的规则或行为准则？是，或不是？”

三位校长都没有顺应斯特凡妮克的提问逻辑。她们给出了法律条文般宽泛的回答，强调重点在于保护校园的言论自由。

对校园“反犹”现象早有不满的公众来说，三位校长的回答像一场灾难。斯特凡妮克对三位校长的质问视频至今已被超过1亿次观看；三人分别被做成了“梗图”。在一张图中，微笑着的马吉尔身后是头戴黑色面罩和绿色饰带的哈马斯武装人员，配文引用了马吉尔在质询会上回答的“取决于语境”，暗指马吉尔支持哈马斯。盖伊的梗图种类更加丰富，其中不少是对她未来职业生涯的嘲讽。

很快，宾大校长马吉尔率先在校友和捐赠人压力下辞去校长职务；身为犹太人的科恩布卢斯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董事会的全力支持，至今仍在任——该校董事会表态称，科恩布卢斯在打击校园仇恨的工作上做得很出色，无论是反犹、伊斯兰恐惧症还是其他形式。对于盖伊留任与否的争议最为激烈。这位刚任职半年的非裔女校长，上任时也曾引起轰动。盖伊来自海地移民家庭，1970年出生于纽约，母亲是一名护士，父亲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一名工程师。学生时代的盖伊先后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本科学位和哈佛大学的政府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涉及美国的政治行为学，包括选举投票率、种族和身份政治等等。2006年，36岁的盖伊被哈佛聘为政府学教授，次年被任命为非裔美国人研究教授。她的哈佛管理层之路是从学校最大的学术学院——文理学院（FAS）开始的。2015年成为系主任，3年后晋升为院长。2023年7月1日，盖伊成为哈佛大学校史上第一位非裔校长和第二位女性校长。

听证会风波后，直到12月9日，哈佛大学董事会还顶住了校友和捐赠人的压力，宣布让盖伊留任。但事情到第二天急转直下：12月10日，一篇题为《克劳丁·盖伊是抄袭者吗？》的博客文章出现了。文章称盖伊作为学者，在1993年到2017年间发表的4篇文章有大段抄袭、没有标注引用，包括她的博士论文。

那篇文章是保守派活动人士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F. Rufo）和保守派记者克里斯托弗·布鲁内特（Christopher Brunet）一起写成的。鲁福常年做政策游说，反对将白人树立为“压迫者”和“特权阶级”的批判性种族理论，也反对课堂上讨论性少数议题。文章发表时机不是偶然的——发文一天前，鲁福就在推特写道：“过去一周我们俩都坐在盖伊的抄袭材料上，等待一个能产生最大影响的具体时间点。”鲁福说，那天晚上哈佛正要召开董事会议，而论文抄袭丑闻会是盖伊“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12月20日，剽窃指控被纳入国会针对哈佛“反犹”的调查。越来越多哈佛捐赠人宣布不再捐款，包括几位曾为哈佛捐赠过数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的商业大亨。捐赠问题是致命的——哈佛大学2022年的财报显示，慈善捐赠占学校当年收入的45%和运营成本的9%。

盖伊在风波中前往意大利过圣诞假，但并没有躲过风头。12月24日，《纽约时报》报道，哈佛董事会内就盖伊是否辞职一事的意见不合。文章内容虽然被当事人否认，但也将哈佛逼到了作决定的十字路口。新年第二天，盖伊向全校发送了一封邮件，宣布辞职。在哈佛管理层火速晋升的盖伊，可能没有想到她任内的哈佛校园有一天会分裂到如此程度。导火索来自当地时间2023年10月7日清晨，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的武装人员突破加沙地带和以色列之间的围栏，突袭以色列南部的城镇、基布兹、军事设施和音乐节，残忍地杀害了约1200名以色列和各国公民。以色列旋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发起“铁剑”军事行动并召集预备役，从海、陆、空3个方向对加沙地带进行猛烈打击。

当天，哈佛大学“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PSC）和其他33个学生团体联署了一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权要对正在发生的暴力负全部责任”。这篇只有四个段落的声明将责任指向“（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权”和它在巴勒斯坦实施75年的“结构性暴力”。声明提醒公众关注加沙的未来：“以色列官员承诺要打开‘地狱之门’，加沙的屠杀已经发生。加沙巴勒斯坦人无处可躲、无处可逃。……”

“团结委员会”的声明立刻激起了千层浪。那是战争的第一天，以色列的地毯式空袭才刚刚开始，而哈马斯武装人员在以色列南部城镇制造的残忍杀戮，通过侥幸逃生人群的讲述逐渐被外界所知。针对声明的批评声排山倒海而来：哈佛学者巴拉克（Boaz Barak）表示声明在“纵容恐怖主义、强奸和谋杀”；哈佛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声明“不符合道德”。声明还罕见地把美国两党议员团结了起来；社交媒体上，声明一度被下架又恢复，有学生组织退出联署，又有新的组织加入进来。

很快，在校园的舆论场中，持有不同立场的人们相互指控，展开了尖锐对抗。

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大四学生阿比亚·汗（Abia Khan）告诉本刊，“团结委员会”的初衷并不像人们理解的那样对哈马斯的暴行视而不见。事实上，“团结委员会”原本要在10月10日举行为“所有遇难者”守灵的活动，但由于留言的学生在社媒上被骚扰和攻击，活动不得不屡次被推迟。

10月11日，哈佛校园出现了一辆装载了大屏幕的卡车，屏幕上滚动播放参与联署声明的学生的个人信息和照片，配上“哈佛头号反犹分子”的大标题。“名字被挂上车的同学和我住在同一个楼道，”阿比亚说，“组织卡车的人就在校园里晃来晃去，还接受记者采访。有人去卡车前抗议，说‘你这样不对’，却被对方威胁，‘如果你敢找我，我就把你的名字挂到车上去’。”

动辄“人肉”亲巴学生的做法让阿比亚感到害怕，但她还是参与了推迟几天后艰难举行的守夜。她记得，那天学生从学校各院系赶来，都在组织方的要求下戴上了口罩以保护身份。为遇难者志哀的演讲是预录好的，内容有最新的伤亡情况、死难者的名单，还有巴勒斯坦学生讲述在加沙的亲属亲历的空袭等等。“那次守夜非常安静，只能听到播放的录音。空气里弥漫着紧张情绪，每个人都不想说错话、做错事。”阿比亚说。

在阿比亚这样亲巴的学生感到不安的同时，犹太学生同样感觉受到了威胁。乔石·卡普兰（Josh Kaplan）是哈佛大学计算机系的大二学生，是出生在纽约的犹太裔，高中时上犹太学校，至今每周都会去犹太会堂祷告。乔石告诉本刊，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周六（10月14日），他在校园里目睹了一场约有1000人参加的抗议，集会上出现了“从河到海，解放巴勒斯坦”（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Palestine will be free）、“全球大起义”（Global Intifada）等口号。当他注意到“从河到海”的标语时，他感到严重被冒犯。许多喊出“从河到海”的人认为，这句话与“反犹”并无关联。学界普遍认为，“从河到海”的流行始于上世纪60年代。亚利桑那大学巴勒斯坦裔历史学家玛哈·娜萨尔（Maha Nassar）曾撰文解释，其背景是当时兴起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希望将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和阿拉伯政权（当时埃及和约旦分别占领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占领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世俗民主的国家。

但这并不是许多犹太人记忆中的“从河到海”。在乔石的记忆里，“从河到海”是曾对以色列人实施过大规模暴力袭击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巴解组织内部仅次于法塔赫的第二大派别）和哈马斯都曾使用过的口号。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以色列所在的“从约旦河到东地中海”的土地上，不能有犹太国家的存在，“我认为这暗示着要对犹太人进行第二次大屠杀”。

除了“从河到海”，乔石认为“全球大起义”也具有恐吓性。1987年和2000年，巴勒斯坦人两次发起针对以色列人的“大起义”，其中第一次实施了无差别袭击，及针对以色列民政机构和企业的“抵制、撤资、制裁”（BDS Movement）等非暴力行动；第二次起义更为暴力，造成了约1000名以色列人和约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乔石常随家人回以色列探亲，听过不少以色列亲友在“大起义”中伤亡的故事。“当我听到‘大起义’时，那几乎就是‘来杀了我’‘炸掉一辆公交车’‘炸毁一座幼儿园’的意思。我认为只有憎恨以色列的人才会说这句话。”

乔石说，几个月来，出于谨慎态度，一些平日里通常戴基帕小帽（Kippah）出门的犹太裔同学选择将身份隐藏起来。12月10日，他还在学校的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遇到挺巴学生举行的“静默学习”活动。《哈佛深红报》记录道，当天有100多名学生戴着黑白相间的巴勒斯坦围巾（Keffiyeh）和“种族灭绝期间没有常态”的牌子进入阅览室坐下学习，一些学生的电脑上贴着标语。静坐一小时后，学生们列队走出图书馆，在庭院里喊出的口号，包括“从河到海”。乔石感到不安。他注意到，参加活动的一个学生就曾经高喊“全球大起义”。还有一个学生曾经在网上发帖称“也门是唯一一个做对事情的国家”。“意思是他赞许胡塞武装在红海攻击以色列商船的行为。”乔石说。

这些在校园内流传的话语，最终将校长盖伊送上了国会听证。纽约法学院法学教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前主席娜丁·斯特罗森（Nadine Strossen）告诉本刊，从技术上说，盖伊并没有说错，即使涉及歧视性和仇恨的语言话语，仍属于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除非它们放在特定语境下，可能直接造成或威胁造成某种具体的伤害，让他人产生合理的恐惧时，才是需要限制的言论”。但她指出，在那些语言打断了课堂、实验室、图书馆等安静学习环境的时候，它们真正可能违反了行为规范、带来了威胁和骚扰，“哈佛令人失望之处是没有处罚这些行为”。

与此同时，斯特罗森指出，哈佛处理“反犹”争议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给学生提供复杂问题的讨论空间，“很多采访显示，一些学生连‘从河到海’是指哪条河、哪片海都不知道，也不了解以色列的建国历史或巴勒斯坦的建国方案，他们只能互相喊口号”。这完全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即使是在此次战争前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话也被视为一种冲突和解的途径。安妮·拉佩伯特（Annie Rappeport）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研究国际教育政策与冲突预防。她告诉本刊，她曾对巴以地区的冲突和解组织进行分析，发现从领导到成员都有巴以双方人员的组织，在跨越分歧和建立合作上是最成功的，“当你真正和人交谈时，是能超越那些标语和海报的”。

哈佛大学政府学大四学生萨达夫·汗（Sadaf Khan）也多次参加了“团结委员会”组织的亲巴抗议。他和乔石都表示，10月7日后，他们只和信任或立场相近的朋友聊过巴以话题，最多有学生组织了小范围的讲座。有人尝试创造对话，但收效甚微——阿比亚的住宿学院（House）老师，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周预定了学院的房间，邀请学生们来“轻松地聊聊”。“我们学院住了四五百个学生。第一周来了10个人，第二周只来了4个人。现在很难再把人们聚在一起了。”阿比亚说。盖伊辞职后，“反犹”事件的争议并没有消失。哈佛校友、犹太裔亿万富豪、对冲基金CEO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是最先开始声讨哈佛的，他和多位商界领袖呼吁公开“反犹”学生的姓名，表示未来不会雇佣这些学生。很快，纽约两家知名律所以相同的原因宣布撤回几份工作合同。

盖伊辞职后，阿克曼在推特上发表4000字的长文，将矛头指向了哈佛大学的DEI（即“多元性、公平和包容”）项目。他声称，哈佛校园里反以色列、反犹太人的仇恨言论，来自一种在校园里传播的意识形态，它产生了一种“压迫者—被压迫者”的思维框架——简单地把犹太人视为和白人、印度裔、华裔等优势群体一样的“压迫者”，并将巴勒斯坦人放在了“被压迫群体”的位置上。这为反犹抗议活动提供了思想土壤。阿克曼坚称，只要哈佛的DEI项目不彻底解散，他不会再给哈佛捐款。

阿克曼口中的DEI项目，与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提出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息息相关。

起初，平权行动是为了确保人们不因种族、性别、信仰和肤色等原因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受到歧视，并给历史上受到歧视和剥削的群体提供更多学习、工作和发展的机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DEI理念在学校和机构中形成了一整套工作机制，职责包括招生、招聘、晋升到创造互相尊重的包容性环境等等。各机构中大多有专门的办公室负责DEI，“教企业怎么实践DEI”也成为一种咨询产业。比如，2020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和“黑命攸关”运动爆发后，企业需要了解：当非裔员工开始公开谈论公司里的种族主义文化，应该如何应对？“种族主义者”在美国是极其严重的指控，被控者轻则被批评，重则被抵制，或因特定行为而被起诉。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企业和高校加大投入DEI工作的重要节点。《时代》杂志引用数据称，美国标普500指数中近一半公司里，有63%的DEI工作人员是2016年后的三年里被任命或晋升的；2016年至2018年，DEI相关职位的招聘数量增加了35%。

DEI的风潮在大学校园更为强劲。美国个人表达权利基金会（FIRE）主席格雷格·卢金诺夫（Greg Lukianoff）在记录学生运动和校园言论自由的书籍《娇惯的心灵》中，将2009年开始的15年与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相提并论。他认为，自奥巴马2009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年轻人普遍受到同性恋平权运动、反对大资本和收入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校园枪击案、警察暴力等社会事件的陆续冲击，再加之互联网的放大作用，年轻人被激发出了追求社会正义、投身社会运动的热情，具体表现为政治倾向偏“左”、支持各类平权运动、不容忍保守派观念，在高校中尤甚。

阿克曼、鲁福等保守派人士认为，盖伊正是吃到了DEI的红利，在左翼高歌猛进的校园氛围中一路晋升到哈佛校长的。2015年进入哈佛管理层后，盖伊的工作议程包括了反种族主义和多项符合进步派议程的举措：她增聘了几位种族研究教授，对几位涉嫌性行为不端的哈佛教授进行了纪律处分。

DEI的出发点虽然是社会公平和正义，但近年来其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不少争议。2023年6月，举世瞩目的“哈佛教育平权案”尘埃落定。美国高院宣布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的做法违宪。案件起因就是原告认为，两校优先考虑录取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实质上是对成绩优异的亚裔学生“不公平”。如今一些高校招聘时还要求申请人提交声明，述说自己对促进DEI的贡献。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会损害学术自由，因为并不是所有研究或学人都致力于平权运动。

盖伊的治校同样存在“矫枉过正”的争议。2020年的“黑命攸关”运动中，盖伊对学院进行了外观改造，以“清算历史上的种族不公正”和“女性代表不足”的名义，替换掉了校园内部一些白人男性历史人物的肖像画。

2022年起，盖伊还开展了另一项工作——将哈佛校园内一些以“老哈佛校友”命名的建筑改名，因为这些历史人物或曾支持种族隔离、反对女性受教育权，或是参与过奴隶贸易、反对宗教自由。这项工作一时招致了不少批评，《哈佛深红报》就曾刊登反对改名计划的文章，作者认为，这些历史人物即使从今天看来有道德瑕疵，但他们都对哈佛大学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抹去他们的痕迹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由于种族和性别平等、保护性少数权益等观念的“绝对正确性”，DEI作为这些观念的保护者，也变得不可批评。2021年天体物理学家多利安·阿伯特（Dorian Abbot）批评DEI后，他的讲座被麻省理工学院取消。诸如此类的事件，让DEI的反对者认为，校园DEI已成为用来打压和控制异议的一种手段。

长期观察美国政治和司法系统的上海纽约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林垚认为，盖伊作为长期推动DEI工作的非裔女性，她的晋升在保守派眼里违背了过去纯粹“择优录取”的选拔方式，在“反犹”风波中被针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保守派的反击

林垚指出，此次哈佛“反犹”争议中，仅仅关注盖伊的论文剽窃或“反犹”听证会的表现，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件背后更大的背景是，美国右翼过去几十年里对高校的左翼氛围有很大不满，希望将校园文化和言论的管控权重新夺回来。”比起“反犹”而受到全球关注的哈佛大学，更不起眼的公立大学和社区大学才是保守派“看不见的文化战争”真正发生的地方。

他提到，刚刚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今年1月在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初选中仅次于特朗普，获得第二名。他近几年最大的政绩，就是通过法律对佛罗里达州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改组佛罗里达州的公立大学。佛州著名的博雅学院新学院（New College）曾被佛州共和党人视为“左翼堡垒”，佛州议会通过各种法案解散了校董事会，并全面改组学校和课纲。2023年9月，进入新学年的新学院“焕然一新”，新董事会投票废除了性别研究项目，导致全校唯一的性别研究教授辞职；学校的DEI办公室主管和学术图书馆馆长都被解雇，而两人都是性少数群体；新生中的运动员比例也大大增加。

早在2021年，佛罗里达州教育委员会就通过一份修正案，禁止在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主义（CRT）——这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种族主义不仅仅是偏见的产物，而是根植于美国社会及其法律体系中，以便维护白人的至高无上地位”。同一份修正案还禁止学校使用《纽约时报杂志》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历史报道，那是一份获得了普利策奖的、制作精良的多媒体报道，讲述了1619年8月第一艘奴隶船抵达美国海岸后的历史。

佛州还在全力推动中小学历史课本的改革——2023年8月佛州州议会推动的一项改革规定，佛州中小学生将不得学习奴隶来到美国时的悲惨遭遇，而是要学习“奴隶如何学习技能并养活自己”。新的课改还规定，课堂上教到1920年一次围绕非裔投票权的大屠杀事件时，必须纳入“针对非裔和来自非裔的暴力行为”。

在哈佛的光环以和“反犹”话题带来的巨大热度之下，许多参与“围猎”哈佛校长的人已经摘取到了自己的果实。2023年12月9日，在宾大校长马吉尔宣布辞职后，众议员斯特凡妮克在社交媒体上兴奋地宣布：“完成了一个。还有两个。”

她在听证会上的怒怼视频不仅获得了超高流量，还获得了正准备重新参选总统的特朗普的交口称赞。进入2024年后，斯特凡妮克已和特朗普“平起平坐”，一起出席共和党初选活动，还被美媒曝光称是特朗普副总统候选人的有力人选。

（记者余物非对本文亦有贡献） 犹太盖伊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