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所读之书，五色灿然

该年仲秋，戴震至京，租不起更买不起房子，借住于纪晓岚之宅。他在给段玉裁的信中写道：“仆今暂寓纪公处，出月初五移洪素人兄处。”其时纪昀从新疆赦回仅两年，家境也不富裕，戴震住了两个月就要搬家。洪素人，即辛卯科进士洪朴，歙县人，为戴震同乡好友。而纪与戴则是19年前结识的，戴震那时就在纪家住过一段，并帮他刊刻了《勾股割圜记》。这一次戴震等五征君应召，据老纪自记，第一个推荐人就是他，自是基于一种很深的了解和信任。

自乾嘉两朝以至于近现代，对戴震的评价都呈现两极化倾向，尊崇者甚众，贬抑者也不少，但都难以否认其是一个耀眼的存在，一个长久持续的存在。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今黄山屯溪区）人，家境贫寒，父亲戴弁做些贩卖布匹之类小生意，也没有一个出身大户人家、课子读书的母亲。相关传记年谱均写其很晚才会说话，有的说是九岁，多数说是十岁，以为“聪明蕴蓄者深矣”，总觉得还是与贫困有些关联；至于说他“介特多与物忤”，则画出其孤单孤独，以及缘此生成的敏感倔强。20岁之前，戴震没有什么知名人士做师傅，留下的传说是他如何把老师问得张口结舌。而他的确是一个治学天才，一个不世而出的读书种子，刻苦专注，尤其是擅能叩问质疑，索求真解。弟子汪灼说：“先生与东方日俱起，所读之书，五色灿然，终朝握管，考核礼经，为古文辞，不作一行草字。”五色灿然，指其阅读时随笔批点，以不同墨色批之再三再四，益见精审。而仅20余岁，戴震就陆续写成《六书论》《考工记图注》《转语》等，同时对算学产生极大兴趣，写作《筹算》，并访求《九章算术》。汪灼说戴震应乃父汪凤梧之邀，两次往歙县不疏园坐馆，对其在学术上的提升很关键，亦非虚语。戴震那时常苦于无书可查，无人可与讨论，汪氏斥巨资购书，邀集省内饱学之士，使他得与江永、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相交游，治学亦跃升一个台阶。戴震、凤梧、金榜等皆拜江永为师，后乾隆谕令各省征书，也是戴震将江永的著作通过朱筠呈缴，收入《四库全书》。

约在乾隆十九年春，戴震遭遇家难，仓皇离乡赴京。事因同族中豪门侵占祖先坟地，戴震告至官府，族豪倚财结交县令，欲文致其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𫗴粥或不继……”真是狼狈至极。钱大昕时为新科进士，选庶吉士，一日相与论学，叹为奇才，广为推介，并荐与礼部侍郎秦蕙田。蕙田正在编撰《五礼通考》，亟缺精天文历算者，闻知即往拜访，盛邀他至府中讲授和协纂。京华名士纪昀、王昶、王鸣盛、朱筠等纷纷与戴震定交，其《勾股割圜记》《考工记图注》也得以刻印，吏部尚书王安国礼聘他为儿子念孙授课，一时间名扬京城。

二十七年秋，40岁的戴震总算考中举人。此科江南乡试正考官为户部右侍郎钱汝诚，副考官为编修戴第元，同考官为时任金匮知县的韩锡胙。锡胙后来也是戴震弟子段玉裁的房师，说起当年阅戴震试卷，见“文笔古奥，定为读书之士，榜发，窃自喜藻鉴不谬”，颇感庆幸。其实这也是戴震的幸运，多数考官既缺目力也缺情怀，看不太明白即心生厌倦，归为下等。后来戴震五次参加会试，皆未被取中。第六次为四十年乙未科，乾隆帝因他在四库馆表现优异，有意赐以翰林，而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的，谁知再一次落第。皇上命戴震随该科贡士一起参加廷试，然后又将53岁的他选为庶吉士，力度不可谓不大。爱惜人才，认准了就要为之铺路架桥，是弘历贯穿始终的准则。可皇上越是这样，或也越让他感到憋闷。

戴震是个心高气傲的儒者，平日落落寡合，涉及学问格外较真，措辞激烈，与京师一些学界通人说话也是直截了当，不免招恨招怨。时人很少会否认他在考证上的成就，却有一种舆论称其狂妄。王鸣盛《蛾术编》说：“余二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戴氏为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殆如韩昌黎所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必谓郑康成注不如己说精也，是古之狂者、妄者。其学于世所称《十三经注疏》者检阅尚未周，而轻于立解。”戴震在四库馆的状况也不太好，像是一个独行侠，虽会帮助同仁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似乎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几个昔日知交，如姚鼐、程晋芳、翁方纲等，应与其在著述中指斥程朱相关，也与他的表达方式相关。

乾隆三十一年初夏，章学诚前往戴震在京居所拜访，事后记下戴对他说的一段话：

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受；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

用章学诚自己的话说，那时的他“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自我感觉甚好，听此一番言论如当头棒喝。戴震应也对学诚的议论有所听闻，故针对性很强，有着明显的教训意味，令其深感羞愧。

有人说戴震好为人师，成名学者有几个不是如此呢？其实只要说出道理，他也很能采纳不同意见。如姚鼐在阅读《考工记图注》文稿后，写信大加称誉，但也提出一些疑问，建议不要急于成书。戴震此书颇得好评，纪昀邀其住在宅中修订，赞助刻印，未想到年轻的姚鼐竟有此议。他有些震惊（若雷霆惊耳），当即表示会认真考虑和修改，并写道：

自始知学，每憾昔人成书太早，多未定之说。今足下以是规教，退不敢忘，自贺得师。何者？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他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要求别人，而至今仍应视为治文治史的法脉准绳。姚鼐的信已不可见，透过此函可知想拜戴为师，戴震提出“交相师”，话说得很恳切。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