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校事略》

此年翁方纲40岁，比程晋芳得举人时的年龄还小些，开始重走仕宦路：乾隆四十一年兼文渊阁校理，四十四年担任江南乡试副考官，四十七年以洗马署日讲起居注官，四十九年升詹事兼日讲起居注官，五十一至五十四年任江西学政，任满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为其一生所任最高官职；之后，方纲在五十六年出任山东学政，换届时被留任，然后又出了麻烦——家仆刘四、刘五酗酒打人，被抓到历城县衙审讯，递解回籍。山东巡抚吉庆奏报此事，说被打者已经痊愈，翁方纲只是不能约束家仆，但学问尚优，平日对公务也尽心。这本是皇上说过的话，可乾隆此时已不认可，说他学问中平，半年后命解任回京。至六十年春，事情已过去一年半，又遇到三年一届的京察，有旨称“内阁学士翁方纲，前在山东学政，并不能约束家人；近看其和诗，学问亦属平常”，降为内阁侍读学士。就这么多的升升降降，倒也有些像他所仰慕的苏东坡。

从“学问较优”到“学问中平”的评价之变，应与乾隆对翁方纲办书印象相关，具体的原因已难厘清。而开列以上的任职简历，意在说明从开馆之初到《四库全书》“北四阁”全部完成，翁方纲始终担任编校等事。他做过的事情较多：挑选内府书目，协助大典辑佚，考订金石、篆隶，办理各省呈送书籍，且一个人就撰写出约1000条分纂提要稿。论其能力足够担任总纂或总校，或也正因为如此，上面那些“总”字号人物也会有防范心理，到皇上跟前递点儿小话。在《四库馆臣职名表》上，翁方纲列于“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且排于仅干了一年多的姚鼐之后。官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理所当然地要进入皇家项目，师父门生，大圈小圈，争名夺利，尔虞我诈，在四库馆哪一样都不缺。姚鼐的辞馆与此相关，方纲善能忍耐（或可说性格豁达），坚持留了下来。

更为难得的，是翁方纲留下了一部在四库馆的纂修笔记，现存南京图书馆，稿本二册：上册封面隶书“四库全书纂校事略”八字，为书名；下册封面题“苏斋纂校四库全书事略”，亦书名。苏斋，即宝苏斋，方纲也曾以此二字为号。当时四库馆盛吹贬低宋儒之风，他虽不像姚鼐的拍案争吵与拂袖而去，也以自己的方式表明态度。

山东大学李振聚对《纂校事略》作了精细的研究，值得关注。文中将《纂校事略》所拟分类书单，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相对比，认为“翰林院四库全书馆臣拟定分类之后，还要经过总纂、总裁等一系列的覆审程序，在覆审时，会有调整修订的情况出现”；将《纂校事略》所列应刻、备刻者，与现存《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比勘，就有关书名进行详悉比对印证；以《纂校事略》与《武英殿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互证，论定“《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誊录是以内府藏本为底本开始的，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来源于采进本并非完全一致”。感谢他的比勘考索，颇有利于认知四库开馆之初的具体运作。

至于《纂校事略》的成书时间，李振聚的说法有些含糊：先称其“当为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八日之间翁方纲在翰林院四库全书处工作记录”，很具体；复说“内发书单后附有翁方纲致程晋芳信札一通，末题四月九日，以此可以推测，翁氏校核内府书单的时间有可能在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九日之前”。两者相差一个月，在开馆之初的高节奏工作的情形下，“五纂修”当然不会闲着，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四库馆的办事地点，从一开始就分为两处：一在紫禁城内的武英殿，一在皇城天安门外偏东的翰林院。两处各有侧重和分工，而业务相通，人员亦相互流动。翁方纲的两本簿册，主要是对“五纂修”涉及编校事宜的记录，也包括自己关于选目和分类的思考，具体说就是几份书目。他之所以题名“纂校四库全书事略”，应在于标明了几个时地的节点，我们的探讨应围绕这些节点展开：

其一，“闰三月十六日同诸公敬阅内发书单，商定应刻者凡二十种”。未注明地点，但较有可能是在武英殿（方便翻阅检核原书），五人应是在修书处翰林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内府书单进行斟酌选择，排出次序，很快即办竣。此乃“五纂修”获准入馆的第六天，以当时用人之急迫，推想不是第一次集结。

其二，“三月十八日到馆”，结合《翁氏家事略记》所述（漏写“闰”字），应即“五纂修”正式到翰林院办书的日子。

其三，四月九日写信给程晋芳，提议在前期初选内府书目阶段，“必五人集于一几办之者，盖此事须虚公研讨，又须各种书目，应取备检阅之件粗足以供攟摭，而后此目可就”，并建议“明日即写一知单，列五人者之名，而各疏所必携之书目等……其不足，而五人稍能忆及者，即乘明日午后于厂肆索之”。可知其工作重心仍是书目，也不一定仅指内府书目。

其四，“五月二日，取原心亭纪、励诸公校《永乐大典》册子三本，即于宝善亭校讫，交鱼门手。又取原心亭京中各家所进遗书册二本，于初三日亦交馆，此五本俱送还。其诸公所校《永乐大典》之册子尚有几本，应取对”。已转为核校大典辑佚的成书，也包括对京师私人献书的核阅挑选。

其五，“五月初八日，于宝善亭分看外省遗书，每人分廿四部”。再转为办理各省送到书籍。

李振聚认为，“翁方纲的《纂校事略》是翁氏入职翰林院四库全书馆初期时的记录”，很有道理，但又觉得其记录重点在于书目，并非编校的全记录。试想，即使从闰三月十六日到四月九日，也是20天有余，不太可能都用以讨论书目，若此岂不成了神仙会？这一时期的重中之重在于大典辑佚，总裁着急，馆中上上下下也都渴望出成果，第一部辑佚成书应是《乾坤凿度》，于当年四月即蒙御览和御笔题诗。到馆之初，“五纂修”应也投入《永乐大典》辑书之事，留宿加班，承担校勘，也会临时领一些抄写的活计。如翁方纲诗中所云“六十卷第钞已疲”，分明就是纂修干了誊录的活，不是吗？ 翁方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