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震下的哈塔伊：摧毁与微光

安塔基亚正在被推平。挖掘机装上钢制履带，缓慢地行走在由水泥块、石板和扭曲的钢筋组成的废墟表面。你无法判断眼前数米高的废墟一共有几层，它们已经碎成石块和粉糜，再难找到昔日大楼的身影。只有纵横交错的钢筋和散落其中的床垫、沙发、广告牌还提醒着这里曾是人们的家或者商店。这是土耳其地震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巨大的机器轰鸣声贯穿在整个安塔基亚城中心，代替了曾经的宣礼声，这个历史悠久的多宗教城市，在两场7.5级以上的大地震中变得面目模糊。２月12日，我们沿着城中心的奥朗提斯河边一路开到安塔基亚主城区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满目疮痍的画面。

这是我3年的记者生涯里，第二次到地震灾区，上一次是去年，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发生了一场6.8级地震。当我在地震发生3天后赶到现场时，人员的搜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跟着救援队上山，看到村民因为惦记着家里的猪，偷偷溜回去住，生活的秩序感正在震后快速地重建，那是能让人感受到“希望”的灾难现场。而这次，第一次觉得“灾难”两个字无奈又悲凉地呈现在眼前，如此赤裸裸。

是一个中国救援队的队长何军告诉我们要来安塔基亚的,我们是在哈塔伊省伊斯肯德伦市碰到的他。他当时刚从安塔基亚出来，到达这里的救援点增援，两地相距60公里。他告诉我们安塔基亚损毁程度更严重，“建议先去那里看看”。他并没有多说，但我们都明白，这简短的几句话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我们在刚抵达伊斯坦布尔（Istanbul）一路转机转车直奔哈塔伊（Hatay）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地震的严重性比我在来之前预想的更为惨烈。在土耳其工作28年的中资民营企业商会会长李木子告诉我，哈塔伊在土耳其最南部，需要穿过整个灾区才能到达，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再加上地区发展落后，不够受重视，因此，地震刚发生时，受到的关注和支援都是最少的。后面几天，陆续抵达的国际救援力量大都直接被派往这里增援。中国派来的12支民间救援队伍，有7支都集中在这里。

抵达哈塔伊是困难的，我们原本的设想是从伊斯坦布尔先飞到位于哈塔伊省会安塔基亚的哈塔伊机场，后者是连接外部世界最高效的通道。但在地震后，机场的跑道被震裂，近一米厚的混凝土路面从中间拱起，一分为二，所有航班取消。我们最终决定，从伊斯坦布尔先飞往临近的开赛利（Kayseri）机场，再从这里驱车前往。

当车子经过哈塔伊最大、土耳其东南部第二大港口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港时，因地震引发的火灾虽然已经被扑灭，但滚滚浓烟依然笼罩在港口上空，绵延数百米，集装箱和卡吊车被烧得扭曲变形，堆积成连片的黑色废墟。白色水柱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废墟上喷射，以保持低温。给我们开车的当地司机指着路边未被烧毁的灰色集装箱说，它们原本是银白色的。

我们抵达安塔基亚时，已经过了灾难救援的72小时黄金期。许多救援点已经在清理废墟现场，道路两旁停满机械作业的车辆，汽车驶过，扬起厚厚一层灰尘。街道上，随处可见逃亡者的身影，他们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一个叙利亚小男孩从我们身边经过,手里抱着一只熊猫玩偶,他的父亲走在后面，肩上扛着行李，一只眼睛在地震中受伤，他停下来告诉我们，10年前,一家人从叙利亚流亡到土耳其时,男孩就带着这只熊猫。现在,他们要再次逃亡了。

连片的废墟，像一个个巨兽，吞噬了楼里原有的一切。到处都是被砸变形的车子、撞歪的树木、各式沙发和皮鞋。一只绿色的鹦鹉从废墟中被挖出来，好奇地盯着围观的人群，没有家属来认领。救援队的人说，现在它有了新的名字，Hatay（哈塔伊）。

在安塔基亚，你几乎可以在一瞬间，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中，认出家属的身影。他们大都坐在离废墟不远的地方，面容憔悴，沉默无言，视线跟随着救援队来回移动，一旦废墟里传来有“疑似生命迹象”的消息，他们会第一个冲上去观望，然后带着期待或失望的神色退回到废墟边缘。晚上,他们找来树枝和废弃家具，在废墟旁点燃火堆，围坐取暖，不愿离开。安塔基亚没有恢复电力，无数的火堆在黑暗中闪烁，像微弱的希望。

我们在不同的救援点来回穿梭，一个外观看起来几乎完好的四层建筑旁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一位鞋子已经脏得看不清颜色的家属着急地在跟救援队沟通，用的是土耳其语，又快又急，我们听不懂。但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开始哽咽。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家人还被压在下面。

在对方的指引和解说下，我们才发现，这原来是个六层建筑，地震之后，最下面的两层的楼体像饼干一样被压成碎屑，只剩下两块叠在一起的石板。他的妻子就被埋在一到二层的某个位置。他坚信妻子还活着，因为“能听到她的心跳”。但第一天，救援队来了，没有探测到任何的生命信号。第二天，当我们再次路过，男子还在那里，穿同一身衣服。救援队也在，听说废墟里又检测出了生命信号。

像所有人向我们描述的那样，地震是在睡梦中发生的。地震前晚，阿里·奥兹（Ali Öz）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当剧烈的晃动将他摇醒时，他已经从客厅的沙发被甩到了另外一个角落。墙壁砸落下来，他本能地躲进了旁边的餐桌下。紧接着，楼塌了。

８分钟后，奥兹的邻居朱莉赶回来时，看到的已经是一片废墟。原本七层的建筑已经碎成水泥块和粉末，在地上堆出十几米的高度，“像世界末日到来一样”。朱莉从小和姑妈生活在这栋楼的二层，直到3个月前结婚，和丈夫搬到了距离这里１公里远的另一个街区。地震发生后，她和丈夫穿着拖鞋，开车来到这里，但已经找不到自己家了。

我们在废墟边遇到她时，朱莉穿着一条睡裤，头发披散着，眼眶泛红，布满血丝。地震发生后，她每天都过来，等待姑妈的消息。她主动向我们聊起自己的姑妈：60多岁，是一名教师，刚刚退休。朱莉说自己被姑妈一手带大，现在是土耳其的一名律师。她指着废墟的一角告诉我，那是她曾经生活的房间，石板下还压着她订婚时的礼服。一只黑色的手提包躺在废墟深处，朱莉说，那是自己送给姑妈的生日礼物。

这晚，奥兹度过了漫长的一夜，他的妻子和儿子睡在卧室，他们家在一楼，卧室的窗户距离地面不到一米，但装了防盗网，他心里清楚，妻子和儿子无法通过跳窗出逃。地震那天晚上下着雨，气温接近零摄氏度，他顾不上这些，他在一片黑暗中呼唤，可听不到他们的回应。过去的6天里，奥兹一直在废墟旁边坐着等妻子和孩子。他胡子拉碴，牛仔裤上布满灰尘，身上穿的是哥哥的球服，从废墟里逃出来时，他只穿着一件T恤和短裤。

地震发生5小时后，奥兹被救出来。他说自己很幸运，他的餐桌正对着窗户，当他的哥哥在废墟外喊他的名字时，奥兹很快听到了。奥兹后来知道，地震发生后，楼里只有一个邻居在第一时间出了大楼，当时，这位邻居跑到了阳台上，正犹豫是否要往下跳时，被地震波甩飞到了楼下。

直到被救出来，奥兹才看到，自己所在的街区一侧，房子已经连片倒成废墟，再也不是那个熟悉的世界。气温接近零度，有居民穿着拖鞋在街上“左右乱窜”，身上全是雨水。在一个没有被损毁的超市里，食物和水被抢劫一空。一些人的身体露在废墟外面，居民没有工具，就徒手刨，“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奥兹已经在哈塔伊生活了42年。这里在过去一直以农牧业为主，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13岁那年，他从35公里外的县城来到市里上学，之后一直留在这个城市。如今，这个熟悉的地方不复存在了。

第一天是在混乱和无序中度过的。土耳其乐高矿业的老板岳超是一个中国人，在土耳其生活了20年，他说，地震后当天，三一重工集团在阿达纳省紧急调度了三辆挖掘机去安塔基亚，但因为现场没有对接人，三辆挖掘机到达灾区之后就消失了，直到现在还下落不明。“地震范围实在太大了，当地政府可能很多年没有经历过这种大灾，应对的经验也没有。”岳超说。

所有人都跟我说，救援来得太慢了。土耳其AFAD（灾害和应急管理局）是在第二天才到的。“如果第一天能有救援队伍来的话，肯定有更多的人能救出来。他们大部分都不是因为被压死，而是被冻死的”。一位个子矮小的当地志愿者说，她老板一家五口至今还被埋在废墟里。

我是在到达震区第二天，切实感受到这种“冷”的，我穿上带的所有衣服，一件羽绒服、一件羽绒背心、三条秋裤和三双袜子，为了节省汽油，晚上在车里睡觉不开暖气，即使戴着滑雪手套，半夜还是会被冻醒。难以想象，在更为冰冷的废墟里，被埋的人如何挨过漫长的黑夜。

事实上，直到我们6天后到达灾区，还有不少救援队没有抵达的地方。２月10日，在伊斯肯德伦的那栋建筑废墟前，中国救援队也刚到。一位库尔德人费兰特告诉我，前面几天，这里没有任何的救援组织。费兰特的哥哥埋在废墟里。他是个面包师，3个月前，这里有个老板雇佣他过来开店，伊斯肯德伦是一座港口城市，人多，经济水平相对较好，哥哥就来了。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天，费兰特整个家族的六七十口人分别从伊斯坦布尔和代尼兹利市（Denizli）赶来。开始用铁锨、镐子、水桶、木棍去挖废墟，第一天，他们救出四五个人，但哥哥住在一层，被一层层石板压着，他们无能为力。费兰特给我看他的鞋子，表面覆盖一层厚厚的白石灰，侧面已经磨破。他们白天在废墟旁生火取暖，晚上睡车里，吃随身带的面包、奶酪、橄榄。

奥兹所在的街区是在第二天下午开始出现搜救队的。哈姆塔（Hamta）是最早到达安塔基亚的外部救援者之一。他今年22岁，在伊兹密尔（Izmir）的一家电力公司工作，老板的哥哥住在这里，地震后，公司里的50个员工，带着变压器、镐子、铁锹、毛毯等物资，大巴车开了20多个小时才过来。因为缺乏专业设备，只能从顶部开始刨。随后几天，越来越多的专业救援队陆续抵达。

英国国际救援队是2月8日到达的。安德鲁（Andrew）是该救援队成员，他是一名英格兰切斯特市的消防员，今年35岁，5年前，他加入了英国国际救援队。他记得，在他们到达时，意大利、冰岛、科索沃等救援队已经在安置点了。

安德鲁说，第一天，去主城区的路上，安塔基亚的交通是完全混乱的。通往市区的最近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交通信号灯也因地震失去供电系统还没有恢复，11公里的距离，走了整整1个小时。尽管已经是一名有15年工作经验的老消防员，安德鲁还是被眼前的情况“震惊到了”。目力所及之处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完全倒塌了，唯一有一栋确实还矗立着的建筑，但有一面墙已完全垮掉，其他残存的墙体布满裂缝，建筑体极其不稳固，随时都可能崩塌。不少商家破碎的门牌、广告牌散落在街上。

２月11日到达的平澜公益基金副队长周亚辉也向我表达了相似的感受。周亚辉参与过汶川地震救援，“但这次的建筑损毁程度比汶川还要强。很多楼，七八层，馅饼式坍塌，中间的人基本上绝大部分都要死的，只有极个别幸存的人会有所谓的生存空间，但是一个楼100个人，可能不见得有2个能活下来”。

建筑倒塌形成的废墟分为三种形式：叠层、斜撑和侧倒。周亚辉口中的“馅饼式坍塌”就是叠层废墟的一种，另一种则是底部坍塌，上层结构还保持完整。周亚辉说，在救援中，叠层废墟的生存空间最小，救援难度最大。安德鲁说，他们一开始的搜救计划是，先搜救废墟的表面，然后进一步深入废墟中心。因为区域面积太大，花了整整3天，利用搜救犬、微型摄像机、声音探测设备等，才把负责区域内的每个角落都搜寻了一遍。

接下来，确定幸存者具体位置，以及如何开展挖掘救援工作，又是最困难的部分。２月13日上午，我们就遇到一处难度极大的搜救。那是一处老楼，一共4层。上层结构保持完好，但贯穿整楼的立柱出现明显断裂。两辆挖掘机停在楼前，用机械臂支撑着上部不倒。一楼坍塌，据说有两人被埋着。其中一个的位置信息已经确定，但另一个还没监测到。法国队决定换一种生命探测仪器来监测，但需要求助其他救援队。几个小时后，机器的问题才解决。此时，一上午的时间已经过去。

检测开始，现场需要保持静默，一座座废墟上响起“停”的喊声，现场作业的挖掘机、发电机、救援车辆，甚至正在走路和交谈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几分钟后，“检测到生命信号”的声音从废墟里传来，全场开始欢呼，一对家属在废墟前相拥而泣，一个一米八的男士激动得晕倒在地上。救援过程极为漫长，法国队决定从上到下，再从外到里打通两条通道，人员进入搜索。但建立救援通道需要打通多道梁、柱，空间狭小、上层结构不稳，操作难度大。那天晚上，直到天黑，人还没有被救出来。

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流逝，“疑似有生命迹象”的希望落空的次数在一点点增加。２月12日下午，周亚辉刚从勘探的吊车斗上降下来，一位家属找过来，说是今天和昨天都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可能还活着”。

在救援现场，经常有家属找过来，说类似的话，但大部分来自不切实际的幻觉，或者只是为了让救援队过去看一眼。但这天不太一样，这天上午，救援队刚刚救出一名有生命迹象的女性。她当时被困在电梯井里，通过呼喊引起了救援队的注意，被救出时女孩意识清醒，距离被困已经过去了7天，超过150个小时。这天在场的人们似乎都受到了鼓舞。周亚辉决定跟着婴儿的父亲去看看。

那是一栋四层的红色瓷砖贴面楼，一层完全消失。上部结构还保持完整。二层右手边的窗户已经塌落下来，和地面之间形成一个缝隙，人们说，婴儿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不到10分钟，挖掘机、医生、救护车、警察都闻讯赶来。因为缺乏总指挥，现场一度变得混乱。当地的救援队用土耳其语向人群中大喊，要锤子和蛇眼设备。关于救援方案的讨论也一度难以统一。最终，救援队决定先用挖掘机在窗户边挖一个口，人爬进二楼，再从二楼的地板向下凿一个50厘米的洞作为救援通道。

洞打通后，需要一个瘦点的人看看情况。周亚辉承担了这项工作。周亚辉瘦高，北京人，因为偶像是黑吉斯，人称“老黑”，他将头伸下去，看到了婴儿的手、头和脚。确认位置后，救援队打算继续扩大洞口，被周亚辉阻止，因为不知道婴儿死活，容易误伤。周亚辉有洞穴探险的经验，擅长钻狭小空间，他匍匐着往深处爬，因为要清理障碍，几米的距离花了三四十分钟。

当来到婴儿身边，周亚辉浑身冷了下来，婴儿已经遇难。可能刚去世不久，尸体没有味道，身体柔软。“所以他爸爸说听到哭声可能确实存在。”周亚辉将婴儿抱出来，递给了警察。婴儿的父亲瘫坐在地上大哭，他的妻子和儿子在医院抢救，他的左手还包着纱布。

大多时候，搜救遗体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拯救一个活人，因为“你要一点点地想办法把人完整地挖出来”。这是能为遇难者保有的最后的尊严和体面。周亚辉向我回忆起一件小事。有一天下午，他帮着一个救援队将尸袋抬到路边，这时候亲属要上前检视，按照土耳其人的传统，不能给外人看到。正在他准备离开时，一个土耳其救援人员挽着他的胳膊不让他走，周亚辉瞬间明白了什么意思。然后他们手挽手，排成一排，形成了一道人墙。“他们没有说你外国救援队的，跟我们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把我当自己人。”

地震发生后，安塔基亚郊外的哈塔伊体育馆，被临时改建成一处集中安置点，这是安塔基亚最大的安置点之一。晚上，人们走出帐篷，升起火堆，喝着土耳其茶，围成一团取暖。哈塔伊体育馆外，就是一片开阔的农田，气温在夜里降到零下，一到早上，田垄会覆盖一层厚霜。沿着田间小路一直往前走，就能走到山脚下。山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夜晚星空朗朗，让人一瞬间就能感受到，地震前这里是个多么美丽的地方。穆罕默德指着雪山告诉我们，地震发生前，自己就租住在山脚下的村庄。从村庄到体育馆，走路只有10～15分钟。在那个村庄里，一共住着他的35个叙利亚亲戚。

穆罕默德一家是在地震发生第三天来到这里的。地震发生后，他们将车子开到一个空旷的地带，然后搭上帐篷，晚上女人睡在帐篷里，男人睡在车里。２月９日，带了毛毯、钱和一些吃的来到安置点里。穆罕默德的妈妈不会说土耳其语，她将帐篷打扫干净后，邀请我们进去坐。帐篷的面积不大，但被收拾得很整齐，从中间用一道帘子隔开，分成两个房间。毯子直接铺在地上，尽管当地政府发放了炉子，但睡在薄薄的几层地毯上，入夜还是会冷，一家８口就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帐篷里的空气流通不好，炉子的煤烟味呛得人眼睛酸涩，再加上低温，采访时，穆罕默德还感冒，嗓子略微沙哑，灾民安置点给他发了药。

穆罕默德今年17岁，体型偏胖，肤色偏黑，深眼窝，长长的刘海被压在帽子下，一副标准的阿拉伯人长相。他出生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市，那是叙利亚战争冲突最严重的边境城市。穆罕默德是在9年前来到土耳其的，当时，为逃避战争，父母带着他偷偷翻越边境线。先是在另一个城市靠卖咖啡为生，5年之后，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搬到了省会安塔基亚。

在帐篷里，穆罕默德拿出炒瓜子给我们吃，这是他们从家里带过来的，在安塔基亚，穆罕默德的爸爸平时在村里卖干果，每月有7000～10000里拉，在土耳其，最低工资标准为8800里拉。妈妈在家带孩子。穆罕默德一共5个妹妹，最小的3岁，作为长子，他在11岁那年辍学，他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之后他在土耳其人开的作坊里当裁缝。每月有3200里拉的收入。和我们交流时，穆罕默德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语，他告诉我们，这是来到土耳其后特地学的。

在土耳其，穆罕默德一家已经拿到身份证。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了土耳其的官方认可。叙利亚战争持续了超过10年，2015年，欧洲爆发“二战”之后严重的难民危机，以叙利亚难民最多。作为邻国的土耳其，成为叙难民偷渡欧洲的中转站，一定程度上为欧洲拦截了大量难民。哈塔伊等东南部省份，位于土叙交界地带，是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的主要生活区域，地震发生前，他们一部分生活在难民接收中心和难民营，但大多数人已经像穆罕默德一家一样，拿到土耳其官方身份，拥有工作机会，和土耳其人混居在城市和郊区。穆罕默德的表弟在土耳其上学，他告诉我们，地震之前，班里有10个土耳其人，20个叙利亚人。

根据叙利亚联合国官员预计，地震恐导致叙利亚逾530万人无家可归。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该国迄今有至少1000万人流离失所，有至少370万叙难民现于土耳其境内，而这次的灾难最少影响了180万在土耳其的叙难民。

我们循着穆罕默德的指引，来到他生活的村子，正值中午，一些没有离开村子的叙利亚难民，就坐在村口的石头上晒太阳，怀里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村子周围分布着小工厂，生产自行车、各种小物件，地震前，他们大多在这些工厂里打工。刚刚到达的救援队正在村口的一处废墟上挖掘，那里还埋着一家六口。或许因为大多是低矮的自建房，村子里倒塌的房子不多。李木子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震后去九个乡村发放物资，他也发现，乡村的灾情整体比城市要轻。

土耳其村民麦克迪（Mcmcti）邀请我们去他的房子，那是一栋3层的自建房，外墙上挂着土耳其国旗，房子由自己的父亲建于90年代，掉落的瓦片还散落在楼梯上，将人带回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房子外的小院里种着一棵橄榄树，麦克迪说，第二次地震来袭时，他就抱着这棵树，才没有被甩飞出去。他的儿子养了一公一母两只鸡，现在只剩一只。“他们离婚了”，麦克迪开玩笑。猫也在地震后不知去向。正聊天时，余震袭来，看我们惊慌失措地跑出院子，麦克迪用“过来人”的语调说，自己这几天已经经历200多次余震，“习惯了”。

地震后，村里大部分人都离开了，麦克迪的妻子和儿子也去50公里外的亲戚家了，他不想离开自己的房子，决定一个人留下。他在院子外用油布搭了个帐篷，生上炉子，白天就在附近的一个灾民安置点里领食物，晚上住在帐篷里。

穆罕默德却再次失去了家园。地震后，一些叙难民选择重新回到叙利亚，但穆罕默德对一土之隔的故乡记忆稀薄，那时候他六七岁，只记得“今天从这到那里，明天从那到这里，不停搬家”。他们在叙利亚的房子也因为战争倒了，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学校里。尽管在土耳其生活会时不时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但一家人赖以维生的卖干果的设备还在这里，因此爸爸不愿意离开。裁缝作坊没了，穆罕默德失去了工作机会，他一直想去德国生活，他的朋友们就去了德国，穆罕默德听说他们还在德国上学，他不想再读书，他说自己想挣钱，“因为有五个妹妹”。但去德国很难从正规的难民渠道进行申请，找蛇头需要１万多美元，他们没有钱。

当天晚上９点多，在哈塔伊体育馆外，一群叙利亚难民收拾好行李站在马路上，等待被集中转运到另一个灾民安置点，一位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用阿拉伯语告诉我，他们不知道具体要去哪里，“他们要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对接下来的情况一无所知”。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再前往哈塔伊体育馆，穆罕默德一家已经离开。

２月14日是一个晴天，阳光照在身上，暖意洋洋，主城区的一处灾民安置点外，正值开饭时间，路边排起长队，这天的午饭是面包和煎鱼，鱼肉在铁板上刺啦啦冒着油，烟雾缭绕，香气扑鼻。三五个警察走过来，得知我们是来土耳其报道地震的中国记者，热情地和我们合影。一个警察将自己的警徽和扣子撕下来，送给我作为感谢。

灾民安置点是由一处公园改建的，人们搬着凳子坐在帐篷外晒太阳，小孩子在空地上嬉戏。纳兹利（Nazli）一家三口也在帐篷外坐着，炉子上正在煮土耳其红茶，小桌上放着一碟腌渍的橄榄，这两样都是土耳其家庭最日常的食物，慌乱的一周过去后，它们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餐桌。

纳兹利一家是在地震发生两天后过来的，从废墟里出来时，她就穿着一双薄袜和短袖。纳兹利的妈妈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灾难发生后，她的脚一直肿着，好在安置点里可以领药。到安置点的第一天，纳兹利说妈妈是哭着去领衣服和食物的，分发物资的人安慰她，“你不要哭，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我们有足够的食物”。但她说，母亲哭是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在外面流浪过”。随后几天里，灾民安置点里的帐篷和人慢慢地多起来。

纳兹利说，他们联系了在孔亚（Konya）和布尔萨（Bursa）的亲戚，但是对方透露出不愿意接收的意思，现在，他们一家四口只能继续住在灾民安置点里。灾民安置点里没有电，一到晚上，陷入黑暗，他们就在一起唱歌，缓解压力。好在现在可以用太阳能发电板，暂时解决了手机充电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无法上厕所。在哈塔伊体育馆的灾民安置点外，上厕所需要去对面空旷的田野上找地方解决。有女生因为生理期，无法忍受糟糕的环境，躲在角落里哭泣。

在哈塔伊主城区，我们碰到了伊斯坦布尔市长办公室新闻官埃拉伊（Eray Erkilic），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今年52岁，他是土耳其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成员，被认为是在明年6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接替埃尔多安的最强有力的反对派候选人之一。埃拉伊告诉我们，地震发生后，他已经在这里待了8天。他向我们介绍，政府已经在安塔基亚周边建了六七个灾民安置点和配备的厕所，人们可以自行前往离自己最近的帐篷里居住，但帐篷数量仍然存在较大缺口。民间也在持续参与灾后重建工作，李木子告诉我们，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捐赠了200顶帐篷，一共可以解决1200人的住宿问题，他们已经和土耳其政府商议好，由中资民营企业商会亲自协调，在第一次地震的震中卡赫拉曼马拉什省会的一个叫做凯末尔的村庄建成一个灾民安置点。与此同时，愿意离开的民众可以向AFAD申请，由后者统一安排，和目的地省份进行对接后，将免费把他们调度到其他地方。埃拉伊说，伊斯坦布尔政府也派了一艘大船到哈塔伊的港口，可以将土耳其西海岸沿线的人送出去。新闻官说，在伊斯坦布尔，有不少人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免费提供给灾民住，他和老婆也搬去和妈妈挤在一起，以迎接灾民。

当地时间2月1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救援工作，同时在未来一周内完成本次地震造成的损失评估研究。一旦搜救行动完成并清除废墟之后，重建灾区的工作将立即进行。土耳其政府将从下月初开始建设3万套房屋，重建受地震影响的南部地区是未来一年的重要计划之一。

但埃拉伊对重建的速度没有那么乐观，“专家说可能把这些废墟清理完，都需要一年的时间”。埃拉伊说，之前土耳其东部有个省份发生地震之后，整个城市的中心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安塔基亚也有可能是这样，完全在一个新的地方建一个城市，因为这里的地基实在太糟了，地貌完全被毁，与其修复，不如重建”。

这天中午，在公园门口，我们碰到一位老人，正推着一车橙子，招呼过往的路人来吃。他的身后是倒塌的废墟和灰扑扑的街道，那车黄澄澄的橙子是整条街上最鲜亮的颜色，我们被吸引了过来。

老人裹着棕色的头巾，胡子花白，门牙掉了好几颗。说话时，声音洪亮。当我们表明自己是记者，希望和他聊聊时，老人家突然像憋了好久的孩子，紧紧抱着我们放声大哭。地震前，他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处房子，一共5层，他住在那栋房子的三层，房子倒塌后，他的妻子和邻居，一共15人，全部遇难，只有他活着。

老人有16个孩子，他们分散在全国的不同地方，有一个女儿想来这里把他接走，但无法进来。地震前，他就在公园附近以卖橙子为生。5吨的货卖得只剩1吨时，地震来了，他从仓库的废墟里抢出一部分，来到灾民安置点外，免费送给大家吃。

老人已经83岁，他说自己一生经历过战争和灾难，“所有的都经历了”，现在，他专门来到这里，希望和年轻人一起做点什么。他说，他想告诉大家，“不要怕，房子会倒，但我们团结起来，什么都会有”。

（实习记者兰茜、顾靓楠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穆罕默德、朱莉、费兰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