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塔基亚：古城悲歌

“这就是世界末日。”43岁的安塔基亚人奥努尔（Onur）几天里见惯了苦难的场景。他向我讲述那个WhatsApp男孩的故事，男孩是他儿子的同班同学。震后，一种后怕和内疚在他心中挥之不去。“我当时正在家中熟睡，瞬间天旋地转。家里的吊灯摇晃，橱柜、电视、酒杯摔倒碎了一地，然后我跑到街上，亲眼看见一栋楼在面前直接垮了，大街上的路面直接裂成两部分，像是浮在水上的海绵一样上下起伏。”

那时候的安塔基亚已是一座废城，而第一批来自外界的救援队伍，还要24小时后才能到达。“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赤身裸体跑出楼房，没穿鞋子和袜子，就踩在碎裂的路面上，双脚沾满了血，惊慌失措地想要从马路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简直就是梦魇。”奥努尔回忆。

“第二天，人们找不到食物、水或衣物，又冷又饿，只有去抢劫商铺和超市里的东西。我亲眼看到有人去砸开商铺的门窗，整个安塔基亚仿佛是失序了，看不到任何警察，去维持哪怕是最廉价的秩序。”奥努尔说，“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城市，在短短90秒里都被毁掉了。”

奥努尔经营着一家工业设备公司，在临近安塔基亚的伊斯肯德伦市（İskenderun）生活，这里是哈塔伊省的经济中心、地中海的知名港口。震后，他带着员工和应急设备，奔赴安塔基亚协助救援，做些电力和人力的后勤。我与他交谈的多数时刻里，交织着挖掘机作业和电动切割机的声响，发电机在整个白天持续轰鸣。

但城区的另一边，奥努尔从小长大的地方，却是另一种景象。这里是安塔基亚的老城区。从市中心破碎市政大楼前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雕像处望去，那边虽也处在市中心，但在震后的老城，一种无声的静默却成了常态。

各国救援队涌向新区核心区的同时，老城却没有多少救灾资源。

这里建筑低矮，垮塌的房屋无人清理，地上散落着塑料、家具和垃圾。被惊吓的一只只流浪猫，在残垣断壁上随处搜寻着食物。“整整六天，太多尸体被抬出来了，没什么人来救。”废墟边上，一位老人哀怨道。

生活在安塔基亚的人们，对地震并不陌生，这里常有小震，但鲜有如此大震，还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大震震碎了机场，拥有专业经验和设备的国际救援队多数要在震后48小时才抵达。随着时间流逝，极寒的气温减少了生还的可能，也考验着奔赴而来的救援队和志愿者们。夜晚，我们同多数救援队和灾民一样，在位于市郊哈塔伊体育场的安置营过夜，夜里不时被冻醒。早上醒来后，就会发现营地外的田野上冻出一层薄霜，与东边一座屹立千年的雪山遥相呼应。

“我知道这一带是地震带，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么大的地震。”震后第六天，35岁的阿里·奥兹（Ali Öz）还在有国际救援队工作的废墟前，等待着他的家人。这栋楼刚刚救出了被埋150小时的女士，这给了奥兹希望。然而，他的妻儿埋在这栋七层公寓的一层，大楼却坍塌成了一座“三明治”，纵使挖掘机一层层清理，也很难在短期内到达最底层。

在地质构造上，土耳其位于安纳托利亚板块，处在两大板块（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与第三个较小板块（阿拉伯板块）交汇的边缘，集中了板块最剧烈的作用力。多个断层带从土耳其国境内穿过，这里96%的领土都位于地震带之上。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北安纳托利亚断裂带和东安纳托利亚断裂带，前者直接威胁到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后者则是本次地震的直接原因所在。

奥兹每天都来这栋楼前等待。他戴一顶防寒的绒帽，套着两件外套，布满了灰尘，在废墟边另一栋尚未垮塌公寓前无助地坐着，眼见着这栋七层公寓被挖掘机越挖越矮。第一次地震发生时，奥兹正准备早起上班，妻子和孩子在另一间房熟睡。仅仅10秒，房子就塌了，那一瞬间奥兹躲在餐桌下，没能去到妻儿所在的房间。在废墟下，他的手机不停地响起，但他的手够不着。他更关心妻儿的房间没了声响，内心逐渐绝望：那间房子装了防盗网，他们无法通过窗户出逃。

“你们中国有什么地震预警系统吗？”奥兹向我们发问，他的倾诉欲很强，似乎是想要通过交谈来缓解内心的挣扎。当他得知地震的提前预警是世界级难题，但在中国四川这样的地方，已能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通过智能手机发出警报，告知地震波会在多少秒内到达后，奥兹表露出了一种夹杂着无奈悔恨的复杂情绪，“10秒就够了，要是我们也有这个系统就好了，这样我就能跑到他们所在的房间了。”震后当晚，安塔基亚下了冬雨，天气极度寒冷。他只穿一件短袖，在废墟下冻得哆嗦，直到五六个小时后，远在农村的哥哥赶来把他救了出来。

即使是在废墟前等待搜救家人时，奥兹还向我们介绍这里有土耳其唯一的亚美尼亚人聚集区，身上穿着一件当地足球队哈塔伊竞技（Hatayspor）的外套——他流着泪讲述，那是他从废墟下获救后，哥哥找给他的衣服，球队每一场比赛他都会去看。震后，球队位于市郊的主场成了安塔基亚最大的灾民安置点。

在安塔基亚城市的最中心，有一座被纪伯伦写下的桥。“在安塔基亚的阿绥河入口处，有一座桥，将城市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建桥用的石头，都是安塔基亚的骡子从山里驮出来的。”

如今这座桥一边连接着耸立着凯末尔像的市政中心，一面连接着老城。桥面被地震震得有所起伏，大型车辆无法通过。西侧桥头的转盘周围，挤满了各地的救援队和免费分发食物的志愿者。一群来自黑海的矿工，在短暂的救援间隙排队领着一份食物和热茶，见到东亚面孔就打招呼。

安塔基亚的历史就是从这座桥展开。从地图俯瞰，可见这座城市以桥为圆心，向四周蔓延开来，像是一张放射状的网。东西两侧的新老城区区隔明显，老城路网密集，呈不规则的弯弯绕绕，建筑老旧低矮；新城的路网相对宽阔，笔直而规则，建筑多是5～6层的公寓。事实上，这种新老城区的区隔，也导致了不同的救援选择。

老城细密的城市肌理，让楼房垮塌后堵住了道路。大型机械无法进入，是国际救援队无法抵达的重要原因，一位当地商会的负责人承认道。我们最初想从西侧进入，却发现在不到500米的直线距离内，要连续翻越5座钢筋弯曲林立、砖石垒起来的建筑废墟堆。而即使是从市中心大路，车子也不能直达，需要步行进入。

震后第七天下午，我走进这里的一条小街，撞见了中国香港救援队在忙着从一座尚未完全垮塌的建筑中，搜寻生命的痕迹。满身装备的队员钻进废墟找了15分钟，最后救出来一只小母鸡。一位队员告诉我，他们的主要搜救任务的确都不在老城这侧，“确实来得很少”，但因这里建筑低矮，所以搜救难度也相对较低，造成了某种救援的错位——头日下午，当新城救出那位捂着脸庞被困150小时的女性时，中国香港队在老城这侧一次性救出了两男一女。

这次救援行动，在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Habib-i Nejjar Mosque）附近展开。这座清真寺被誉为安纳托利亚高原、现代土耳其的第一座清真寺，其历史可追溯到7世纪，以生活在耶稣基督时代的哈比卜·纳贾尔命名。

地震中，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清真寺遭到重创。它的外部破损严重，墙体有诸多裂痕，宣礼塔也不见踪影，一堆乱石堵在门口。清真寺内部的穹顶也坍塌了，巨石滚落后，在内廷垒成了一座小山。有工作人员正忙着从未垮塌的房间里搬出经书。

在现场进行受损评估的土耳其宗教事务局负责人告诉我，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虽然外观损毁严重，但内庭最核心的部分与地下的墓碑、经书等都完好无损，幸运地保存下来，“是个奇迹”。据他介绍，哈比卜·纳贾尔原本是一名木匠，最先开始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吸引了一众信徒，后被拒绝皈依的异教徒杀害。

清真寺的另一边是一个侧室，损毁严重。这里有两个石棺，一个写着先知约拿（Jonah）的名字，一个写着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有研究者认为，在各大文明更替的历史长河中，这座清真寺最初很可能是一座异教寺庙，后被改为教堂，进而又被改为清真寺，与举世闻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有类似之处。

过去一个世纪，土耳其发生过40次严重的破坏性地震，7级或7级以上的地震10次，死亡人数均在3000人以上。1999年伊兹米特市（İzmit）发生7.8级大地震，造成了1.6万人死亡，本轮的两次大地震发生后，土耳其地震专家艾哈迈德·埃尔詹（Ahmet Ercan）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地震发生的地方在四个主要断裂带的交界，威力约为130颗原子弹持续爆炸了43秒。

但让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古老文明汇聚的重要老城，为什么迟迟没有国际救援队到来？“我也不明白怎么了，我没有看到很多国际救援队来这里。”哈比卜·纳贾尔的社区长官福阿特·戈瑟尔（Fuat Göçer）沮丧地对我抱怨。

事实上，地震发生后，灾区涌入了超过万名志愿者，来自海内外。国际救援队带着专业装备进行救援，本国志愿者做最基本的粗活，或是在现场和安置点提供着免费餐食和茶饮，当中有黑海的矿工、伊斯坦布尔的清洁工、邻省的餐馆老板等等。他们并非哈塔伊人，而是基于一种纯粹的救灾热情奔赴而来，为震后救援输送了最基本的血液。

只是救援缺乏全局性的指挥，老城细碎的街道，非常不利于救援装置的进入，使得这里的救援力量显得非常少。

从圣皮埃尔教堂下山后，通往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的道路被堵住了。哪怕是顺着街巷孩童的指引，我们的车子绕了好几圈，也还是没有绕进去。地震后，近乎所有的道路都被垮塌的房屋和废墟堵住。最后是从手机的谷歌地图中，我们才找到了城市中心的一条大路，能顺利通达到附近。

在以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为核心的社区，直线距离不过500米的范围内，就杂糅着信仰迥异的教堂。这里有另外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教堂和一个以亚美尼亚裔信徒为主的东正教堂。站在清真寺外的一座废墟上，我们还能远望到镌刻在斯陶林山体的圣皮埃尔教堂。中古世纪和现代社会中复杂的教派对立与冲突，这种共生显然十足珍贵。

安塔基亚最著名的一条街道，几大宗教的神圣场所，都集中在一条叫库图鲁（Kurtulus）的街道。道路狭窄，两侧密布着各类店面、商铺和招牌，震后不少建筑垮成了一片废墟。

穿着一身当地消防制服的福阿特·戈瑟尔是这个社区的长官，此情此景，让他有些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你知道吗？这可是世界上第一条亮灯（点亮蜡烛路灯）的街，就在这儿，就在你的脚下。”

此话的确切度有待考察，但安塔基亚人的自豪可见一斑。安塔基亚的老城依然有着浓厚的商业传统，库图鲁街汇聚着各种商铺和ATM取款机，从贴着小米logo的手机店到工艺品店，再到各种食品和咖啡店。这条街的美食闻名土耳其，最出名的是一种叫Kunefe的甜点，名声远扬到阿拉伯世界。

福阿特·戈瑟尔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家现在成为废墟的药店的老板。这家药店是两间连排的门面，在震后被压瘪了两角。这是福阿特·戈瑟尔传承家族的遗产。他说，地震前这个地区游客众多，清真寺和山上的教堂是热门景点。这种人气的最佳体现是当地的一个市集，除了休息日之外人流如织，混杂着各种族群的人，“那里有你想要的一切”。

顺着福阿特·戈瑟尔指示方向望去，是一个已关闭的集市，布满碎石瓦砾，店铺紧密，在没有挖掘机的老城冷清地静默。这种生命力带着一种历史感与交融感，是安塔基亚城市的最佳注脚。“‘二战’期间土耳其是中立国，这里地理位置又好，还涌来很多外国人来避难。”福阿特·戈瑟尔回忆。不少人靠着在此开店，养活了一家人。“在这条街上开店的收入是很可观的，属于中上阶层。”福阿特·戈瑟尔的家族药店，一开就是60多年。

震后垮塌的楼房显示着，这种繁盛的商业传统在地震面前不堪一击，因为它承载于一栋栋老旧的建筑之上。木质的商铺，构成了老城垮塌建筑的多数。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结构和地震工程副教授梅赫迪·卡沙尼（Mehdi Kashani）认为，土耳其这种旧建筑有着一种“软层结构”（soft storey structure）的设计，即当地人习惯在地板之上装上大窗户、宽大的门和其他开口——这种开口在震区本来应被实心墙代替，但在这里却是大面积的商铺，被修在了底层，最终让当地人付出了代价。

福阿特·戈瑟尔的家就是这样。那是一栋三层的黄色小楼，在震后仍然屹立在药店的一旁，看着房龄就有些古老。地震中，这栋楼房成为周边唯一没有垮塌的建筑，但内部损毁严重。福阿特·戈瑟尔从三楼掉下来，在废墟中被埋了8小时才获救。据他讲述，这栋楼有近百年的历史，“我出生的时候它就存在了”，最早是安塔基亚的市政大楼所在，后来被他的长辈买下来。他打开了大门，踩着满地的碎石，向我们展示着有百年之久的地板和6米的层高。

地震让曾经的一切辉煌都被打碎了，到处是一片死寂。为了防止有人趁火打劫，福阿特把车子停在了店铺对面，住在车子和帐篷里。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和其他的人，从帐篷扒拉出衣物和水瓶，为辗转到下一个安置点做准备，“救援太少，死伤太多”。

与逝者相比，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但地震毁掉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街区后，活着的人也陷入到了巨大的悲伤与惶恐中。在寻访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的下午，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两位女士，来到库图鲁街一栋垮塌废墟前。男人在这里开了一家山地自行车店。大震之后，他的店面几乎被压扁，价值不菲的山地自行车库存全军覆没。

男人没能忍住哽咽：“我的店全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

“至少我们还活着，我们的很多邻居都死了。这时候就别太看重金钱了。”女人安慰他。

“我不是看重金钱。我只是不知道，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怎样生活。”男人说。

土耳其是一个骄傲的民族。在救灾现场的各工种服装中，都能看到他们新月的国旗标志。

但毕竟，能在老城开店的人是少数，这里同土耳其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不少人去大城市务工，远则伊斯坦布尔，近则伊斯肯德伦。后者是哈塔伊省临近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和工业中心，有小亚历山大港之称，是公投时哈塔伊共和国所在。“土耳其的中央银行一般设在省城，但在哈塔伊，它设在了伊斯肯德伦。”奥努尔说。地震后，伊斯肯德伦地面下沉一米，地中海水漫入，港口燃起熊熊大火，3天才扑灭。

在地震这样的特殊时期，安塔基亚人坚守着自身古老的信仰和传统。作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宗教场所，受损严重的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依然担负起了它的庇护责任，收容灾民。清真寺垮塌的内廷外有一排小平房，63岁的哈桑·泽依诺（Hassan Zeyno）就坐门前晒着太阳，不时跟身边的人呢喃他见过的惨状，“一具具尸体啊，不停地运出来”。

哈桑·泽依诺是一名居住在附近的木匠。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常去市集闲逛和清真寺做礼拜，长大后去了伊斯坦布尔打工。“我一离开就后悔了，那里的冬天太冷了。”哈桑·泽依诺戴一顶深蓝色绒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个冬天，他本来是回家休息的，不料遇上了地震。震后他从废墟中爬出，与家人逃到了一座清真寺避难。灾情缓解后，他第一时间把3个家人送往伊斯坦布尔。

哈桑·泽依诺自己却没有走。在那座清真寺里，他遇到了一位比她年长的阿姨，两人素不相识。阿姨年纪大，震时房屋垮塌，她的腿脚在逃跑时被压伤，手机等私人物品都被埋在废墟之下，阿姨记不得家人的号码，与他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惶恐而无助。这一次萍水相逢，让哈桑·泽依诺决定留下来照顾她，“我不能扔下她，我走了她没人管怎么办？”

哈桑·泽依诺带着阿姨转移到了哈比卜·纳贾尔清真寺，当时一起过来的有十多号人，后来走了超过一半。我与他交谈期间，阿姨在隔壁房间里没有一点声响，沉默死寂。每一天，哈桑·泽依诺都要去给阿姨领取餐食和必要物资，安置点食品充裕，但其他东西急缺。“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医生和药品。”哈桑·泽依诺无奈地说，曾经他想带着阿姨去灾区外条件更好的安置点，但阿姨不愿意走，“这是我的家”。

72小时黄金救援期过去后，很多人都会在太阳落山后撤出现场，像是躲避某种宿命般的场景。

“这里到处都是困难（All difficulties here）。”在被埋150小时的女士获救的那栋现场，志愿者埃姆瑞赫·阿克格尔（Emrah Akgöl）努力搜寻着脑海中的英语词汇，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我们什么也没有，没有电力，也没有发电机、起重机、生命探测仪这些仪器。”

埃姆瑞赫·阿克格尔是安塔基亚人，他的哥哥就住在这栋楼里。埃姆瑞赫留着能遮住半张脸的浓郁胡子，原本在黑海沿岸的伊兹密尔市（İzmir）做电力工程公司的经理。地震的消息传出后，他担心哥哥一家人的安全，带着50个员工，从1100公里外一路开着大巴赶来。大雨加上拥堵，原本13小时的路程走了20多小时。一到安塔基亚，他们就赶到这栋楼前，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批外部救援力量。

这群电工没有专业设备，就用锤子和铁锹，连夜从建筑顶部开挖。50人分为两班，12小时轮一班，累了就回大巴休息。这栋楼震后6日被发现遇难的50人中，他们挖出了其中35人。埃姆瑞赫着急地想找到哥哥，他在推特上发布寻人信息，在废墟上连夜挖掘。不间断的努力下，埃姆瑞赫救出了哥哥和嫂子，但他亲手挖出的三位侄女，有两位不幸遇难。

悲伤无尽地朝埃姆瑞赫袭来，失去亲人的痛苦在数天后依然沉重。即使在国际救援队到来后，他也保持着12小时轮班的工作节奏，他还会主动找人攀谈，似乎是想要借此忘掉那种伤痛。“你想要来点什么吗，香烟或者酒精？我们土耳其有一种拉客酒（Raki），比伏特加还烈。”埃姆瑞赫说。他一一告诉了我三个侄女的名字，她们与他同姓，分别叫米里玛（Mihrima）、内斯丽莎（Neslişah）、汉莎徳（Hanzade）。他还用布满灰尘、黑垢和血块的手，滑动手机，对我展示着三位侄女生前的模样。照片里，埃姆瑞赫躺在床上，三个侄女围他的脸庞而坐，玩弄着他满嘴的胡须，笑得异常美丽和开心。

大震之后，瘟疫或至。随着救援收尾，安塔基亚将确认封城进行善后消杀，所有居民都要离开，整个城市或将推平。这让没有在第一时间离开的人，也在考虑着离开了，包括那些与我交谈过的人。奥努尔早在第一时间就把家人送到了伊斯坦布尔，福阿特·戈瑟尔在筹划着转移到其他安置点，哈桑·泽依诺则一边在等待阿姨伤势的好转，一边帮她寻找邻居，试图通过这些邻居去找她的亲人。那之后，他就能安心回到伊斯坦布尔了。

地震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