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室里：精神障碍者的社会化之路

画室里，陈玲盯着正趴在桌上画画的儿子许健。冬日下午3点多，阳光从窗户斜照进屋子，洒在画室的桌面上。许健正在给一张作品填色，图上是一位穿裙子的少女，他花了一个星期才勾勒出轮廓。旁人问起画中的少女是谁，许健解释，“这是一个游戏里的人物，我在手机上看到的”。他说话的语速很慢，但吐字清楚，能逻辑清楚地回答许多提问。随后，许健掏出手机，在搜索页面输入游戏的名字，给大家展示网页上跳出的原型人物。

放在七八年前，陈玲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眼前的场景。1987年出生的许健在1岁半时被诊断为智力障碍，他的舌头无法伸缩，会一直流口水，也无法和常人一样走路。30多年里，父母带着他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的专科医院做治疗，尝试了手术、针灸和其他许多康复方法，许健终于能正常说话、行走。没退休时，陈玲每天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摸摸许健的额头，看着他的眼睛，观察儿子今天的状态。让她焦急的是，由于无法外出工作，从特殊学校毕业后的十几年里，许健日复一日地过着吃饭、散步、看电视的生活。他越来越沉默，后来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为了刺激许健多说一句话，陈玲不得不使用“激将法”：许健要去买喜欢吃的烧鸡，她故意只给一块钱，问“够不够”，许健才会着急地说：“不够啊，要10块钱。”

一直到2014年，这个恶性循环才被打破。在听了社区的一次宣传后，陈玲带着许健来到离家不远的南京原生艺术工作室。画室位于南京市建邺区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原本用作居委会的二层小楼被改造成了画室和托养机构。七八十平方米的画室里，墙面刷成了淡淡的天蓝色，屋里摆着一张长桌子，能同时围坐六七人。周围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手工作品，其中就有许健把报纸打成浆后，重新塑形、上色做成的“孙悟空”。

这是一个特殊的画室，招收的都是患有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双向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患者。画室提供水笔、马克笔、油画棒、彩铅等各种画材，即使是没有绘画基础的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灵感与想象，自由地画图或做手工。画室里的工作人员称呼患者们为“艺术家”，他们从不教授绘画技巧，只是常常询问艺术家们创作的灵感、是否需要帮助，或是单纯地听他们倾诉。艺术家中有些人就住在画室附近，有的需要坐一个半小时公交过来，还有人家在北京、深圳、上海，每年特地抽出时间来南京画画。

陈玲亲眼看着儿子在这里的变化。画室的墙上挂着许健创作的第一幅画，是从窗口往下俯视路上的车流——这是不出门的日子里，许健站在家中窗户边所看到的一切。后来，他开始画来画室途中看到的树木花草、行人；再往后，他靠灵感创作了星空、神鸟等主题的作品。起初，许健吐字不清，画室里只有一位朋友能听懂他说的话，充当他的“翻译”；现在，他已经能底气十足地和其他人展开小小的辩论。

这是个难得的去处，但陈玲的心里总是隐隐担心——画室不收费，靠政府的财政补助和少量的社会赞助、项目运营收入来支撑，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有一天郭老师老了，这个画室是不是就做不下去了？”。

她担心变老的郭老师，就是画室的创始人郭海平。郭海平穿着一件朴素的灰色羽绒服，对画室里每一个画者的情况十分熟悉，一见面，就亲热地问起对方家里的情况。他说起话来语速快、中气十足，尤其是谈起对画室未来的畅想时充满了干劲儿，但掺杂着少许黑色的一头白发和下巴上一把同样发白的胡子，还是轻易地暴露了61岁的年龄。他是一位当代艺术家，也是画室的核心人物。20多年前，为了探究精神疾病与艺术疗愈的关系，郭海平关掉了收益不错的咖啡厅，全心投入其中。2014年，郭海平开办了南京原生艺术工作室，在建邺区和鼓楼区分别有一间画室，8年里服务过上百名精神疾病患者。

在这里，郭海平推崇原生艺术。“原生艺术是最自然、最本真的一种创作，由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依靠本能和天性创作。精神障碍患者一直都是原生艺术最主要的创作者，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们，或者给他们设置主题。他们有无限想象力，在作品里将人与大千世界融为一体。”

过去8年，不少欧洲的原生艺术展览邀请郭海平带着画室的作品参展，郭海平把许多精品送到了法国、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办的原生艺术展会上。单看画室里的作品，外人很容易将其误认为是“儿童画”，但郭海平能解读出作品背后的意味。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艺术家创作了一幅《青蛙》，一只青蛙直立着，它的身体上有一扇窗户和一小片蓝天，顺着地上竖起的一架梯子往上爬，就能看到这片天空。“普通人看青蛙，就是青蛙本身；但田鹏画的青蛙是个媒介，他通过青蛙，将人、自然和社会融合在一起了。”

更早之前，郭海平就开始思考艺术与人的精神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他自己就曾经在“边缘”徘徊过。郭海平是一个注重追问“意义”的人。上个世纪70年代，郭海平念高中时，国家正处在一场大的运动中。学校里读书氛围寥寥，他觉得“上学没什么意义，不如去做具体的事情”；去了印刷厂工作后，郭海平又为每天重复的劳动感到纳闷，“这份工作能创造出什么？”。为了融入工友，他跟着抽烟、打牌、弹吉他，像无头苍蝇似的乱转，反而觉得更加空虚。

第一次接触到美术，郭海平有了“人生被颠覆”的感觉。偶然间，他看到邻居小伙正在画画，为美术高考做准备。“我一踏入他的房间，就愣在那里，灵魂瞬间被抓住了。”郭海平形容，自己终于找到了思想和情绪的出口。他开始自学画画，反复观摩大师的作品，晚上兴奋得睡不着，白天也不去工厂，还在房间的门上挂了一张厚厚的毛毯，想把自己跟外界隔离开。因为画技不够好，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郭海平还大量写诗，“我几乎是失控了，处于一种半疯癫状态”。上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影响着内地，郭海平甚至和邻居相约偷渡去香港，去那个想象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但在广东边界，他们被端着枪的军人发现，赶回了广州。

当枪口对准他们时，死亡的逼近让郭海平瞬间清醒过来。“我意识到，艺术有两面性。它能点燃一个人的热情，也能毁灭一个人。”

郭海平隐隐感觉到，艺术与精神之间有某些关联。陆续读了《医护心理学》等相关书籍后，他试着写文章讨论艺术对精神疾病的诊疗作用。1988年，郭海平在《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艺术去帮助每一个人表达出一般语言难以表达的心境和情绪”，提出可以将有代表性的美术、音乐作品提供给患者欣赏，对患者选择的作品进行分析，以此推断患者的心理结构形态和机制；再根据患者心绪特点，选择相应的音乐、绘画等作品来激发患者的自信心和自爱情绪。

成为职业艺术家后，郭海平发现，自由的精神或许还可以弥补艺术领域的空白。“那段时间，我对普通人创作的艺术产生了怀疑，觉得大家都在经验里打转。”郭海平看到，人们所推崇的“艺术”大多来自经验，而心灵深处的力量作为创作的源泉，反而被忽视了。“循规蹈矩地临摹一张山水作品、掌握一些绘画技巧，都是经验层面的学习，这样做出来的艺术作品，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并没有太多紧密联系。人的心灵、潜意识层面被长期忽略，而这些才是艺术创作的根源。”2002年，他特地筹办了一场主题为“病：我们今天的艺术”的展览，要求参展的艺术家们使用经验之外的手法来创作，但结果依然不理想，“更多人还是‘为了艺术而艺术’”。

郭海平觉得，只有到精神病院里，自己才可能找到答案。“我在反思一个问题：人们太注重在规定的轨道内生活，我们的思维、行为举止都有规范要遵守，而规范其实就是局限性，忽略了生命的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但人类和社会一定是在不断的‘意外’中，才有发展的可能性。意外，才意味着创造。不受规则约束的人，只有去精神病院里找。”

这个想法，让许多人觉得郭海平是“疯了”。与祖堂山精神病院交涉了10个月后，彼时的院长终于同意让郭海平在医院里临时开设一个画室，“其实，医院还是不了解我的想法，只是觉得我这样跑来跑去不是个办法，需要给个答复”。2006年10月，郭海平拖着行李箱，带着各种各样的画具和颜料，正式住进了祖堂山精神病院。当时医院一共有400多名病人，有100多名住院病人来报名，郭海平从中挑选了14位对绘画有兴趣的患者加入画室。

他对精神疾病患者并不陌生。8岁那年，比他年长10岁的哥哥因为受到刺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此后每一两年都会发病一次，需要终身服药。“我身上好像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精神病人更合得来。”郭海平开玩笑说，他总是很容易被精神病人认为是“自己人”。第一天拉着行李箱进入医院时，有病人盯着他窃窃私语，“嘿，看那个新来的”。郭海平的经验是，与精神病人相处时，要彻底把自己交给他们。许多患者会做出热情的肢体动作，“比如他们会一上来就和你拥抱、做鬼脸。如果你露出迟疑和害怕的眼神，他们很快就会缩回去，‘这个人和我们不是一起的’。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很敏感的”。

在精神病院开设画室的三个月里，郭海平见识到一些病人展现出的天赋和创造力。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曾经是农民，从没有坐过飞机，但创作出了许多从空中俯视地面的作品，郭海平理解“这是来自灵魂的俯视”。另一位32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张玉宝几乎天天来画室，坐下后便一声不响地画画。张玉宝入院之前是南京街头卖馄饨的小贩，在他的叙述里，邻居为了低价霸占他的房子，反复威胁、恐吓他，自己最终被“逼疯了”。郭海平说，张玉宝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动物、蔬菜都显得生动活泼，但只要涉及人的形象，就是畸形、残缺和痛苦的。他创作过一幅名为《挣扎》的作品：冲击力极强的橘红色背景上，被扎上了无数个错乱的黑点，它们环绕在一个人头四周，人脸的表情有些呆滞，似乎在苦苦挣扎。

这些创作，让郭海平又一次觉得“被颠覆”。“像是原有的知识经验系统被打开了一扇窗。我发现，我一直所追求的精神诉求的表达，其实并不需要文化经验做载体。他们从没学过画画，思想是天马行空的，看他们的作品，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精神世界。”

郭海平将精神病院里三个月的经历写成《癫狂的艺术》一书，引起了巨大的关注。有人称他是天才，也有人抨击他“用精神病人做噱头”。还有许多人追问他，精神病人和天才艺术家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郭海平常常回答，“一线之隔”。

张玉宝创作的另一幅作品《怒吼》，如今依然挂在郭海平工作室外边的橱窗里。画面中，一个手指般细长的人头正张大了嘴。路过橱窗时，郭海平提醒我们关注这幅画，他常常在不同场合介绍这幅作品：一个不懂得色彩对比关系的人，只是遵从天性，使用了橘红、大红和绿色，让画面显得十分刺激和强烈。

在精神病院的画室画了三个月，许多病人的状况有所好转。王玉是当时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病区主任，负责协助郭海平组织画室。在王玉的记录中，张玉宝2005年刚入院时，常常出现幻觉和被害妄想症，“认为自己是黑帮老大；曾两次自杀未遂，并且教同病室的病友如何自杀”。而在画室里，他每天都在创作，状态越来越放松，脸上也有了笑容，“和病友交谈、开玩笑，还会帮助年老体弱的病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郭海平也意识到，艺术创作对精神疾病患者有疗愈作用。在精神病院住了三个月后，他有了更具象的感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很容易出现幻觉，他们做出看起来有些怪异的举动，就是被脑海中的幻觉所支配了。当他们能够用笔创作，把脑海中的幻觉画到纸上时，幻觉就转化成了自己可控制的、具象的东西。”

当时，国内对艺术治疗的探究并不多。艺术治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的欧洲，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王玉回忆，2000年初，医院开始组织医生到各地参加培训，其中就涉及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疗法。郭海平的想法在当时是“超前”的，2006年，他到医院开设画室时，医院还没有康复科。“我自己常常会看艺术展，能理解他，但很多医生护士都是蒙的，觉得他就是来做一场行为艺术。”王玉说。如今，已经有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绘画创作治疗可以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尊水平，精神分裂症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艺术活动康复训练，比单纯运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更有效。

王玉今年57岁，已经在精神病院里工作了30多年。她告诉本刊，目前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不明，且很难通过器质性病变来发现，只能通过临床症状判别。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终身服药，抑制症状，但随着病程渐长和药物作用，患者的精神和身体活动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发病的症状被控制了，大脑活动也被控制了，整个人没有活力，愣愣的，反应慢，许多功能慢慢丧失”。

而康复活动可以有效延缓病人的衰退进程。王玉说，郭海平离开之后，院内虽然没有公开讨论过他的画室，但当时接受郭海平进入医院的王院长开始在医院里设置康复科，由医生组织状况好的病人参加农业、绘画、音乐等活动。不过，和郭海平画室有些区别，病人需要在统一的管理和指导下进行活动。

“其实，只要有条件让病人下楼走走，自由活动，对他们状态的改善都是有帮助的。康复得好的病人甚至可以减轻药量。每天在病房里坐着，最多到活动室里打牌、看电视，正常人都会变得迟钝，何况是病人。他们在郭老师的画室里能自由地喝茶、抽烟、画画，郭老师也尊重他们，和他们交流，病人的情况当然会好转。”

但这种康复活动，在精神病院里显得有些奢侈。最近十年，王玉明显地感受到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在快速增加，她所在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有2000张床位，依然供不应求。相比之下，因为工作强度、待遇等问题，医护人员的数量却在减少。谈到康复，王玉有些无奈，“现在的病房里，五个护士得24小时照看五六十个病人，每天盯着患者按时服药，照看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忙不过来了”。康复需要把病人带出病房，风险更高，需要的人手也更多，王玉和同事们只能挑选一小部分恢复好、状态稳定的病人参加康复活动。即便如此，也很难保证一定的频率。

郭海平也感受到了病人难以康复的痛苦。在医院里，他看到患者们大部分时候干坐着，有时甚至需要接受电休克治疗，“他们很有天赋，你看着自己很欣赏的一个人在经历着痛苦，但是却无法帮助他”。他想起自己的哥哥，哥哥很抗拒吃药，父亲不得不每天盯着他把药吞下去。“药会抑制人的身体机能，病人能感觉到。他跟我说：‘你们不知道吃药的痛苦，宁愿死，宁愿发病，我也不想吃药。’”郭海平见过哥哥被五花大绑的样子，目光呆滞，对一切都没有反应——以前，哥哥身体健壮、聪明、学习好，曾经是家里的骄傲。长时间服药和治疗后，不到50岁，他就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从精神病院出来，郭海平读到了《原生艺术的故事》一书，才知道早在1945年，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就提出了“原生艺术”（未受过绘画训练的人创作的艺术）的概念。“原来我做的事情已经是一种类型的艺术了，但当时国内知道原生艺术的人非常少。我就决定，余生要致力于推广原生艺术，用绘画的方式引导精神病患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去投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尽最大可能调动他们的自我修复潜能。”

把画室开进社区不是件容易的事。十几年里，郭海平做过许多尝试。2008年，江苏省福彩中心得知郭海平在祖堂山医院的项目后，主动联系他，愿意提供场地、资金的支持，但资助只能给机构，不能给个人。郭海平联系了祖堂山医院，希望与医院合作，但医院拒绝了他。

《癫狂的艺术》一书出版后，给祖堂山医院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几十家国内外的媒体、机构纷纷联系祖堂山医院，想做进一步的采访和合作。“祖堂山医院一直是不对外开放的，突然面对如此多的社会关注，院领导的压力很大。”郭海平回忆。当初，他能到医院开画室，王玉医生的帮助起了关键作用。在郭海平几十次交涉后，院长勉强同意了开画室的想法，但“需要有医生的配合才行”。王玉主动提出，愿意协助郭海平的尝试。繁琐的日常工作之外，王玉帮助郭海平协调病人行程、记录病人的病史和变化，三个月里病倒了五六次。

2010年，郭海平得到执照，能够成立民办非企业机构。他在南京江心洲岛上开办了南京原形艺术中心，展出原生艺术作品，也接受精神疾病患者来画画，但来者寥寥无几。“我是以个人身份成立的。这个群体和他们的家庭只会相信政府——社会对他们有偏见，许多精神疾病患者尝试进入社会时，都遭到过歧视甚至欺骗。”

转折发生在2014年。因为长期关注精神病人群体，那一年，郭海平获得了“感动南京年度人物”荣誉，南京市建邺区残联成为他的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其实，在此之前，残联系统里就开始有人关注到了郭海平。建邺区残联宣文科科长洪正勇记得，2013年，自己就在《中国残疾人杂志》上看到了郭海平，他是那一期的封面人物，文章标题是《郭海平：中国原生艺术的拓荒者》。

“我当时一看，特别震惊，居然有人主动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群体。”洪正勇在残联系统工作了30多年，已经快退休了，深知这个领域工作的艰难。“精神残疾群体在法律上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他们需要长期服药，也很难融入社会。我们平时的帮扶，一般就是给他们送些米、面。但米、油、钱都有用完的时候，然后呢？还是没有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那时，郭海平还在江心洲上做艺术中心。洪正勇跑到江心洲见郭海平，“他租的是农民的房子，基本上也是穷困潦倒”。那几年，艺术中心的经费主要靠一位企业家每年赞助30万元，勉强覆盖房租、水电等开支。洪正勇看到精神病人创作的原生艺术作品，“那些展示出来的线条、色彩，都是不可复制的，让人过目不忘。画画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出口’，去绽放自己内心的东西”。听完郭海平对原生艺术和艺术疗愈的想法后，洪正勇觉得，郭海平找到了帮助他们康复的方向——就近、就便的社区康复，“这不就是我们寻找的精准服务吗？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我想，残联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引进来。”

上个世纪90年代，洪正勇曾经接待过一个外事项目，见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残疾人艺术团。艺术团的成员介绍，在澳大利亚，有精神疾病的残疾人可以参与画画、舞蹈、戏曲等文艺活动，创作出好的作品后，装帧起来，放在市中心的主要展览馆里供人们欣赏。如果有人想要收藏，也可以购买。“当时我们都听不懂，精神病人怎么能画画？但也大概知道了有这个理念。看到郭海平后，我就强烈感觉到，他做的东西与国际接轨了。”

获得“感动南京年度人物”荣誉后，加上洪正勇推荐，2014年，南京市残联主动联系郭海平，愿意为其提供帮助。

“当时我提出的需求是，想让画室进社区，离这个群体更近些。”郭海平回忆。彼时，新闻里刚刚报道，某大城市的小区里，居民因为担心安全，把一个精神疾病康复中心赶了出去。许多社区都拒绝了郭海平，最后，建邺区凤栖苑社区的领导愿意让郭海平尝试，唯一的要求是，如果有居民提出反对，就需要搬离。郭海平将艺术中心改名为“南京原生艺术工作室”，不再是单纯的艺术中心，也强调康复、托养功能。画室进驻后，郭海平发现，自己在路上遇到社区居民时，有人主动跟他打招呼，还竖了个大拇指。“后来我才知道，社区的人张贴了很多对我的宣传，介绍这件事的意义。”

郭海平的第一个画室位于一个小区的老居委会楼房里。从小区并不宽敞的大门进来，直行不到50米就是画室。这是一个极有烟火气的地方，附近的居民来来往往，小区外的马路只能容下两辆车对向而过，沿街的商铺开满了小饭馆、蔬菜水果摊、五金店和杂货店。最早来这个画室的人，许多都居住在附近。

但对精神疾病患者而言，居住其中并不等于生活其中；即使是病情稳定的患者，要重新融入社会依然十分艰难。因为长期住院或在家，许多患者偏胖，行动不敏捷；长达十几年以上的病程和长期的用药，也会让他们咬字不清、逻辑性差。他们不能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必须每日服药，否则很容易病发。

在郭海平的画室里，有一位2014年加入画室的“老大哥”杨旻。20岁时，杨旻被诊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每隔两三年就会发病一次，出现“被害”的幻觉，发病最严重的一次，还打伤了母亲的头部和肋骨。为了照顾儿子，杨旻的母亲不到45岁就退休，找了一份只做半天的工作——上班的那半天，她要把杨旻“寄送”到社区的办公室里。

杨旻曾经找过两份工作，都没有告知自己的精神分裂症。“你一说有这个病，谁还敢招你去？”在必胜客餐厅工作时，杨旻负责烤比萨饼，忙起来时，每天要工作到晚上10点多甚至12点。即使母亲常常打电话敦促，杨旻也会忘了吃药。他干活踏实，老板喜欢他，常常带上他和其他员工一起聚会、唱KTV。这样高强度地工作、生活一年多后，在一次烤比萨饼时，杨旻自觉“不对劲”，赶紧跑回家，同时给母亲打电话，果然没过多久就发病了，被送进了医院里。最后，两份工作都因为“公司听说了我有精神病，就丢了”，他也不再愿意找工作，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散步、看流浪狗，一待就是七年。

人们并不懂得如何与精神疾病患者相处。在新闻里，他们常常以发病时狂躁、伤人的形象出现，而现实里，他们是安静、内向而敏感的，在郭海平的工作室里，有一位画者上学时还得过全省国际象棋竞赛三等奖。曾经一位来采访的记者，用对幼儿说话的语气问其中一位年过三十的画者：“为什么你画的旗帜是倒过来的呢？”画者看了他一眼，“你没有见过吗？有的，旗帜在我的心里”。

不过，即便如此，在医生王玉看来，能进入画室的人，已经比更多患者幸福了。按照规定，精神疾病患者需要有监护人才能出院。在医院里，王玉见过许多长年住着的患者，“没有家庭愿意接收他们，特别是父母去世后，他们无处可去”。郭海平曾经想了许多办法，尝试把张玉宝接出医院。但因为张玉宝的父母离世、妻子不知去向，已经联系不上任何亲人，最终不得不放弃。

其实，在画室开业之初，郭海平也承担着风险。画室里有三名工作人员，只有郭海平有与精神病人打交道的少许经历。2014年，杨旻由妈妈带着，到画室报名，并现场画了第一张图《火山爆发》。郭海平夸他“有绘画的天赋”，将他留了下来。他不知道的是，杨旻当时的病情并不稳定。第二天，杨旻单独来画室时，郭海平热情地询问他的病史、平时的生活、爱吃的东西等，杨旻的状态越来越紧张，好不容易挨到从画室出来，赶紧在路边给母亲打电话：“你快来，有一个大胡子想害我！”第二天，他就被送进了脑科医院。

出院后，杨旻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来画室。他用彩色铅笔画了一张《电休克治疗》，画中人的四肢被绳子绑在一张床上，正在流泪——这是刚在医院里接受了8次电休克治疗的自己。“郭老师是我见过最朴实的老师，画室里的其他老师也都很理解我，他们认真听我说话，还会欣赏我的画。”那张画让郭海平感同身受地痛苦，他将杨旻画的《电休克治疗》画成油画，把被绑在床上的画中人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

这个画室，对他们而言是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他们不是精神疾病患者，是艺术家、画师；郭海平和其他老师从来不批评、指导他们，反而常常夸奖他们的作品。杨旻说，医院给出的“精神分裂症”诊断对自己是一种否定，“在正常人看来，得了这个病就完了，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我也觉得很羞耻。但是原生艺术让我们有了艺术家的身份”。在这里，郭海平很少主动询问艺术家们的创作情况，只有当他们没有灵感，或是从作品里看出了苦闷情绪时，才会找他们交流。“如果问题出在画室，我来解决；如果问题出在家里，我们去和家长沟通。”

41岁的梁华也更愿意到画室里画画。梁华患有精神分裂症，高中毕业后勉强做过几个月的保健品推销工作，求职时还曾经遇到诈骗，再也不愿意尝试工作。“在家里总是画不出来，很烦，父母什么事情都要刨根问底地问，我不想解释那么多，就会跟他们吵架。”梁华喜欢画室里的氛围，“所有人都在这里画画，这里像一个学习工作的地方，会觉得自己在做正经事。如果待在家里，就很空虚、很焦虑，好像每天啥也没有做成。”

我问梁华，为什么喜欢来画画？梁华思考了很久，仿佛从自己人生最初的时光开始回忆起。“想把中间断掉的那部分给补起来。”他慢慢说起，上幼儿园、小学时，自己画画不错，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幼儿园的作品还曾经被挂在橱窗里展示，一直到初中，美术也是他最喜欢的科目。升上高中后，因为他确诊了精神分类症，这项少有的“突出技能”也被迫中止了。一直到2017年来到郭海平的画室，梁华才重新拿起画笔，“想找回以前被表扬的感觉，所以想能画得更好一些”。

正如郭海平所说：“他们十分需要得到鼓励和尊重。”梁华来画室不久，郭海平在艺术馆举办了一次展览。“一开始，我以为那么多同学的作品都有，肯定有我。但是我找了一圈，没有。”梁华没敢问郭海平，“我想，可能是我才来，画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好，以后我争取两三天能画一张。”郭海平称他为思考型画家，每次下笔前，梁华都要斟酌许久。2022年，郭海平又办了一次展览，那一次，梁华的好几幅作品参加了展示，还在开幕式上做了演讲。“感觉自己好像过了一关。我演讲时说，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我还要继续画画，学习抽象派的画法。”

王玉也感觉到，画室和普通康复站的不同。在其他康复站，患者们会在统一带领下进行活动。她所在的精神病医院曾经和郭海平的画室合作过一年，部分住院患者会来画室里参加康复，王玉每周来两次，观察患者的情况。“这里的人看起来很自信、很放松，愿意跟人聊天，不像在病房里的病人，做什么事都要经过同意，每天紧绷着，很害怕医生和护士。我在这里时，态度也不自觉跟着变了，很放心，不太想管着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后来，在南京市残联的协调下，郭海平在鼓楼区的核心地带又复制了一间画室。画室在一栋社区服务中心大楼的四楼，有将近400平方米的面积，能容纳十几个人同时画画。郭海平招人的标准很简单：喜欢画画、能画画、不影响别人。如今，两个画室共有24名签约艺术家，已经是满员状态，艺术家们不得不按照排班，轮流过来。但依然有许多家庭询问着，能否把家里的精神疾病患者送过来。未来

在画室的办公室里，郭海平有一排齐腰高的抽屉，每个抽屉上写着一位艺术家的名字。2006年开始，郭海平就有意地收藏他们的精品作品，至今已有上千张。郭海平的理想，是未来能在南京办一个原生艺术博物馆。“我的目标是，任何一个人进去看两个小时，观念就会发生改变。不仅是对这群特殊的艺术家群体，也是关注自己。我们每个人自身是有智慧的，但很少会关注自己，忽略了自身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天赋和潜能。”

理想之外，他还有更具体的、不得不直视的现实难题。第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就是经济账。前几年，工作室的账目由年轻的工作人员汪洋管理，向家长代表公开。“前几年，汪洋经常很焦虑地来找我，问我：‘郭老师，账上的钱快用完了，怎么办啊？’我就出去找赞助。很神奇，每次觉得办不下去了，结果峰回路转，又撑下去了，后来她们也习惯了这种没钱的状态。”郭海平说着，还发出一阵笑。

两个画室不收费，场地由街道免费提供，资金来源主要是残联的拨款和一些社会赞助。除了必要的物资开支、举办展览的经费外，员工工资支出占据了一半以上。如今，包括郭海平在内，一共7名工作人员，主要担任行政、艺术辅导员、翻译，每人每月的工资是6000元——这样的收入，甚至达不到南京市的平均工资水平，但工资支出也已经占据了工作室每年收入的一半以上。

要给画室招聘到合适的人，同样是个难题。“不像其他托管机构，只需要找人来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我们对人员的素质要求更高，需要对原生艺术有一定的理解，懂得与精神疾病患者交流、沟通。”郭海平说，自己曾经看过一项研究，在这类康复机构工作的人员，平均两年就会轮换一次。汪洋是画室里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2014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团队。大学时，汪洋学的是平面设计，对心理学也颇有兴趣。郭海平与汪洋的导师相识，一次见面时，汪洋听郭海平讲完原生艺术与艺术疗愈的想法，动了心。“我当时不了解精神疾病患者群体，社会上总对他们有不好的看法，我想来这里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在这里，汪洋见到了许多人的改变。“你或许会奇怪，杨旻能帮忙打扫卫生这样一件小事情，为什么会让我们这么兴奋。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许多人刚来时的样子，他们警惕、戒备，不与人说话，无法照顾自己。”第一次看到杨旻发病时，汪洋有些错愕和恐惧。现在，她已经能准确地判断他们的状态和需求。工资是个现实的事情，“父母不需要我在经济上给出支持，所以压力不算大。不过后来几年，家里也担心我的工资能不能照顾自己，劝我换个工作，但我已经舍不得离开这儿了。”

“造血”，是郭海平目前需要考虑的事情。这对郭海平是个难题。他是个对经济不敏感的人，从来不主动看画室的账本。上世纪90年代，郭海平曾经在南京文人聚集地半坡村开过一间咖啡馆，生意不错，还有人主动找上门想加盟开连锁店。后来，因为投入艺术疗愈研究，郭海平把咖啡馆完全交给没有经验的妻子打理，很快就转让了出去。

从2015年开始，郭海平和一些精神病患者签约，如果有作品成功销售，会将收入的30%～50％返给作者——这是郭海平所强调的“互助”，画室与艺术家相互成就。至今，画室已经卖掉了500幅画，每张画的收入在800～5000元，总收入大约是80万元。“80万元虽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运营资金的问题，但作品能卖出去，是对艺术家价值的很大肯定。”郭海平说。在画室里，谈起自己的作品被卖出去时，许多艺术家都显得很兴奋。

但郭海平心里舍不得卖作品。前两年，哈佛大学提出，想收藏画室里的精品，被郭海平拒绝了。他想为博物馆的筹建积累展品，也想完整保留这些反映了艺术家心路历程的画作。郭海平把杨旻的几张作品摆在桌面上，给记者解释，杨旻最初的作品更多来自现实场景，情绪爆发明显，线条也相对杂乱。到了后期，线条开始流畅，作品形象也更圆润，有类似神兽、远古图腾的形象，郭海平说，这是杨旻的内心世界逐渐稳定、能将想象力转化到纸面上的体现。“等他们的艺术语言稳定了，能够大量产出作品时，才适合销售。现在，我只卖给那些真心喜爱这些作品的收藏家。”

企业家武鹃是最大的收藏家之一。2022年，她从郭海平工作室里选购了130多张作品。武鹃有收藏当代艺术作品的爱好，她认识郭海平已经十几年，早期也收藏郭海平的作品。她亲眼看着郭海平一步步把工作室从江心洲开进社区的艰难，“觉得郭海平做的是好事，很不容易”。2018年起，武鹃的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她开始每年通过南京市残联向工作室捐赠16万元。

武鹃支持郭海平的事业，但并不单纯地因为支持而购买作品。真正开始收藏原生艺术作品，是最近两年的事。最早，武鹃也不理解原生艺术，觉得“看上去就像儿童画”。与原生艺术家们接触多了，武鹃开始慢慢体会到画里细腻的情感和情绪。“看一幅画，不是要读懂它，只要有一瞬间被它打动了，这幅画在我心里的价值就出现了。”她把这些作品装裱起来，挂在家里和办公室，定期更换。

郭海平还是更想让工作室保持非盈利的状态。“我们做文创、搞培训、卖画，耗费了很大心力，能辐射到的人还是只有这么多。”这两年，郭海平把主要精力放在经验的推广上。他与南京某高校合作，正在编写相关的教材，想推动原生艺术疗愈进入课堂，同时也对康复机构、精神病医院的从业者进行培训，希望能在更多地方建起原生艺术工作室，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培训之后，有的机构以营利模式运营，郭海平也不在乎，“商业运营的模式有可能把机构做得更好，我没有意见。至于我自己，还是要继续为博物馆努力的”。

2022年，郭海平一度已经接近实现“建一个博物馆”的理想。南京某街道办愿意提供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给郭海平作为博物馆的场地。十几年下来，工作室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原生艺术的绘画、文献、图片、视频。场地，是郭海平目前最急需的。他开始申请执照、整理要展出的作品。但最后，由于水电、房租等支出的账目无法协调，博物馆计划还是被无限期搁置了。郭海平有些苦闷，又保持了一种说不出缘由的乐观，“开博物馆需要的场地、资金确实比较大，工作量也很大。我今年已经60多岁了，不过，反正我觉得有生之年应该能看到”。

（文中陈玲为化名。实习记者陈楠对本文有贡献） 郭海平精神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