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极现代的古文化博物馆

( 玉钺是军事权威的象征 )

DCA的良渚博物馆

很可能戴维·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做博物馆最多的建筑师，在这位今年54岁的英国建筑师和他经常被简称为DCA的建筑事务所（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的项目单上，现在大概有30多个正在建造和快要竣工的建筑遍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数是博物馆——席勒的故乡马尔巴赫市的德国现代文学博物馆、美国衣阿华州达文波特城的菲格（Figge）艺术博物馆或者意大利维罗纳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当然，还有更知名的柏林博物院岛新博物馆的改建工程。

从杭州市中心西北13公里处进入余杭区良渚镇，在一片近乎低山流水、野草萋萋的地景中间，总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的良渚文化博物馆现在已经接近竣工，这也是DCA在中国的第一个完成项目。戴维·奇普菲尔德的设计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从最高18米到最低12米，4条高低不同、长短不同的长条形体块互相连在一起构成基本的空间形态，这些体块内部穿插着大小不一的内庭院，所有建筑都是单层的，整个博物馆像一个巨大的简约几何体雕塑置于风景之间。大部分时候，戴维·奇普菲尔德被形容为极简主义的大师，他的设计总是尽可能地以简单的形式——或者说以那种已经无可削减的纯物质性——融入自然环境之中。

博物馆位于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南缘的入口处，在距今5300年到4000年左右，曾经有一支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分布在太湖流域地区，尤其在余杭区良渚、瓶窑、安溪三镇谷地中的40多平方公里内，到今天已经发现了包括宫殿、祭坛、墓地、工场、农耕区、土恒、城址、村落等119处各类遗址。良渚文化的突出成就是它的玉器、石器、黑陶工艺以及它们所表征的社会礼仪制度，还有早期的城市规划与大型工程营建及其社会组织系统。作为一个带有古国形态的大遗址，国家文物局把良渚列为中国大遗址保护第一类第一号项目，期望将来的遗址公园能够建成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史前文化展示区。

良渚原本是“美丽洲”的意思，从原有的水系延伸开去，一个人工挖掘成的湖泊环绕着博物馆，在西侧，与它相连的是连绵的低矮山坡以及渐渐变宽的水面。博物馆的第一张草图是戴维·奇普菲尔德亲手画的，开始时他的想法是两层建筑，人们在慢慢参观的无意之中上到第两层，看到了一个窗户和一大片风景。因为周边的化工厂还没有拆迁，现在，他反过来采用了下沉式内庭院的做法。

( 玉瑁 )

博物馆的整体空间是有方向性的，显然建筑师已经为你预先组织过的，各个内庭院既是参观环线的一部分，又是连接各展馆的过渡区域，中央庭院把外部自然景色引入展厅内部，光线从明到暗、从暗到明，视线从展厅内的历史到展厅外的自然，再重新回到历史中间。DCA上海事务所的建筑师陈立缤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个参观流程问题，参观者经常是自己在里面乱逛，我们根据‘讲一个故事’的先后次序设计了展厅的布局和走向。另外，一般博物馆可能你进去后一直在室内，出来才到室外，我们希望把室外的景观带到室内来，这种室内外的穿插关系是很有意思的手法。”

建筑不是提供一个符号

虽然DCA把他们内外空间的穿插视为对中国传统庭院设计的一种致敬。有时候，戴维·奇普菲尔德也被称为材料运用的大师，这一次，整个博物馆的墙面和地面用的都是造价在每平方米四五百人民币的伊朗黄洞石。黄洞石这种砂岩材料的最早使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斗兽场和圣彼得大教堂等，事实上，DCA最初也确实考虑过更为昂贵的罗马黄洞石。

原浙江南都房产公司（也就是现在的万科南都公司）是良渚文化博物馆的投资和建造单位，总建筑师丁说:“良渚文化虽然是很久远的文化，恰恰我们不想用好像和这个文化表象比较吻合的建筑风格。最初，管理部门有些专家并不接受这样的方案，他们更容易理解类似北京过去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风格。”

( 良渚文化博物馆的内庭院 )

拥有197座博物馆的浙江省可能是全国博物馆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政府创办占2/3左右，社会企业创办占1/3，各种专题博物馆尤其突出。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鲍贤伦说:“我们的博物馆建造有一个很严重的倾向，就是造什么主题的博物馆就要在外形上像个什么，比如把丝绸博物馆建成蚕的形状，这种和某一具象太简单的联系是层次不高、缺乏提炼的。”

良渚文化是一个考古学名词，1935年，何天行、施昕更等杭州学者最早在良渚镇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夏鼐进行了考古类型甄别，将它定名为“良渚文化”。关于这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最通俗的联想一定是那些美轮美奂到匪夷所思的玉器——它的遗址中出土了60多个种类明显具有良渚风格的大型玉器，作为饰物、形制较大的玉冠、三叉形和锥形器，作为礼器的玉璧、玉琮和玉钺等，使中国玉器的历史一下提前了两三千年。

(  作为饰物的冠状玉器 )

“建筑师是提供一个舒服可用的空间，而不是一个符号。”陈立缤说，“你可以把良渚博物馆做成4块玉放在那里，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建筑不同于布展，你不需要看到一个博物馆的外形就知道里面展览什么。”

身为浙江省文物局局长，相对于建筑的造型，鲍贤伦可能更关心博物馆与遗址中心地块的位置关系，以及它能否给今后的展品提供一个安全方便的布展空间。现在的建筑层高很高、跨度很大的结构为布展设计提供了大量的可能，但另一方面，良渚的文物器物和三星堆那些充满了诡异色彩的大型青铜面罩等器物不同，体量很小，种类也相对比较单一，如果按照通常器物展览的定位，这个相对宏大的展览空间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 玉鸟 )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严建强现在负责整个博物馆的策划，在他的设想中，就像制作一部好莱坞大片一样，未来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应该是把良渚人生存状态的片段还原出来，给出一条有趣的故事线，让观众仿佛走入了良渚的聚落里。他说:“我们很希望这个博物馆既全面科学地介绍良渚文化，同时也是一个旅游点。这样的旅游点最大的效益是什么呢？就是把古代文化遗产和现实生活发生关系，转化成历史文化资源。”

经济反哺

( 内圆外方的玉琮被认为体 现了良渚先民对宇宙的崇拜 )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是我们一种习惯性的说法，其实这种常识至今还没有坚实的学术依据。国际学术界一般根据殷墟考古，承认中国文明起源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即使从夏王朝开始计算，距今也只有4100年左右。不少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文化已形成了高于氏族部落之上的庞大王国，是最有可能证明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的一个实证。

余杭区人民政府的副区长周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他曾撰写出版过几本关于良渚文化的著作，他说:“1994年之前，良渚遗址一直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盗墓、挖玉器非常普遍，抓了很多人。1994年国家开始要申报世界遗产，把这个项目和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同时列为中国的预备清单，但它们两个申报下来了，我们这里一直是无序开发，没有很好地清理，一直是烂摊子。”

( DCA设计的良渚文化博物馆 )

整个良渚遗址的保护范围大概40多平方公里，主要是地下遗址，没有地面构筑物，那些当时新石器时代的真实情况都被保留在地下，遗物和遗迹共同构成了遗址。现在，在这片广袤的保护区上还是自然的状态，百十家工厂和3万多人在里面，所有现代人的生产和生活仍然照样进行，和遗址外的村镇景象没有什么区别。所有的保护措施还在于控制，至少是维持现状，再争取逐步把上面的民居、企业迁走。虽然浙江省政府已经成立了相当于特别行政区的良渚遗址区管理委员会，据鲍贤伦介绍，现在他们仍然在等待国家文物局的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批复，按照这个规划，政府财政的总投入可能会超过40亿人民币。

2000年10月27日，周膺和浙江南都房产集团在西湖博览会上签订了“中国良渚文化村”项目的开发协议书，在遗址公园南侧保护区外建成一个规划居住人口约3万人的小型文化旅游城镇。周膺把这项开发协议称为“政府在财政上有些收益，拿了这个钱可以去反哺遗址保护”的策略，他说:“简单就遗址保护、文物保护也是搞不成的，40多平方公里征下来预算要40亿到50亿人民币。另外，我们也不能强迫遗址里面的居民迁移出来，只能先把旁边建设好，吸引人们出来。”

( 1986 年发掘 出的墓葬分布 )

现在，作为另一个“企业反哺文化”例子，这座总投资在1亿到1.5亿人民币之间的良渚文化博物馆由南都集团建造完成后，它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将完全归属政府。当然，6年中南都的所有者已经发生变化，去年8月，万科对外宣布已经收购南都房产80%的股份，而南都集团的创始人周庆治为何以36亿元现金出售公司的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让人猜测不已的谜团。

如果说从学术角度，如何把古代文化遗产转化历史文化资源是严建强教授最近几年的研究论题，那么，“中国良渚文化村”项目大概也是一个思考如何保持古文化遗产和商业开发之间的距离问题。所以，严教授说:“某种程度上我们压力很大，良渚文化博物馆是建在这样一个地块里面，如果我们再有一些迎合时尚、讲些噱头的做法而忽略了它的科学研究的话，那么，人们很容易把它和地产生意连在一起。原则上，我觉得历史文化遗产是不能作为房地产文化品牌的。”

良渚之谜

曾经有人列出了和良渚文化有关的100个谜题，其中之一是良渚先民如何制玉之谜。就像玛雅人的神秘水晶头骨一样，良渚玉器是当时全世界最精湛的玉器，采用了阴线刻镂、半圆雕、透雕甚至微雕等多种雕刻手法。玉的硬度仅次于水晶，体积又比较小，只有用比玉更硬的东西才能切割打磨雕刻。良渚时期没有金属工具，也没有发现硬度更高的钻石，那些数量众多、雕刻精细的玉器究竟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在反山墓葬遗址中，一共曾发掘了11座墓葬，出土器物1226件（组），其中12号墓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非常讲究。墓葬里有一件大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的外壁中部微雕着8个两手叉腰的神人骑坐在神兽上的神徽，每个高不到3厘米、宽不到4厘米，线条纤细如发丝。现在，我们通过放大镜，可以看到在1毫米的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平行的细线，真不知道古人是什么样的视力。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代表，它几乎都是上大下小、内圆外方的柱形器，总体分若干节。考古学家对玉琮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体现了古人的生殖崇拜，有人认为是良渚人的图腾崇拜，也有人认为它是良渚先民对宇宙的认识和崇拜。玉石材质出于地，色泽却接近天，在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天圆形状的玉璧，和《周礼》中“黄琮礼地”、“苍璧礼天”的说法互相印证。男性墓主还常有玉钺随葬，钺是武器，被认为象征了军事权威。

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那个神面、人身、兽肚、鸟爪的神徽，从整体看它是一个头戴羽冠、身穿战袍的人形，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人与动物的复合像，上半部是一个威严的神人，下半部是一个猛兽。这个图案繁简不一地出现在几乎所有良渚玉器上，它又代表了什么呢？

在辉煌了1000年后，大概在距今4200年前后，良渚文化发展到它的巅峰时期却突然从太湖地区消失了，这是又一个千古之谜。除了猜测因为洪水、灾害等自然条件的变化造成了它的衰亡之外，更多学者认为它的毁灭来自内部的穷奢极欲。

从反山墓葬和瑶山祭坛的土方量，可以计算出当时至少有数万人在为一个工程劳动，一个墓葬里面有六七百件玉器，又需要多少人毕其一生来完成？能够调动如此大的劳动力，能够有这样大的权威和号召力，也反证了良渚已经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有极强的社会资源调动能力的社会，这也是专制社会的特点。

芝加哥大学的许倬云教授在《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的文章中，也认为良渚社会体系的危机可能是在它文化最为鼎盛的时候出现的，大量劳动力投入了浩大工程建筑宫殿、陵墓与宗教中心，精工巧匠耗尽心力制作大量精美玉器。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过分地讲究享乐、过分奢侈，又过分地规矩刻板，它那庞大的权力机制最终崩解而消失了。 考古文物博物馆现代良渚文化古文化玉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