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德国批评家与作家之战

文 / 黄燎宇

( 《批评家之死》 马丁·瓦尔泽（上图）著 黄燎宇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在德国，批评家得罪作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公众也都处之泰然。他们中最著名的一位应该是赖希－拉尼茨基。他在德国文坛基本把人都得罪光了，只剩下一个朋友，他也只能做到从来不评论他的作品。赖希－拉尼茨基把作家对他的深仇大恨视为荣耀，他在自传《我的一生》中不无快意地讲述了有多少德语作家想要他的命。该书于1999年出版，到2003年底，各种版本累计销售超过100万，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

对于作家，赖希－拉尼茨基有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他们都是自恋的纳喀索斯。所以他很欣赏卢卡契说的一句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好’批评一般都是赞扬他或者贬低其对手的批评，‘坏’批评就是指责他或者支持其对手的批评。”所以他不仅不在乎作家们的反应，反倒毫不犹豫地展开“批评的批评的批评”。在《我的一生》里面，他多了一些春秋笔法，揭示文学界和知识界的泰斗们“太人性”的一面，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请下神坛。比如讲到听不得刺耳声音的托马斯·曼禁止出版商、秘书及家人向他转述外界对他的批评，当赖希－拉尼茨基手捧鲜花去苏黎世郊外登门拜访托马斯·曼的遗孀时，身为大家闺秀的卡佳·曼竟厉声质问迈耶为什么在其书中对托马斯·曼晚期作品做出了负面评价。与他有着多年友谊的海因里希·伯尔，因为一篇负面评论几乎与他终身断交，后来凑在他耳边骂了个“傻×”才消了气。

赖希－拉尼茨基早在上中学时就展现出批评的天赋，因为好对文学音乐高谈阔论，还被间谍同事嫌恶，但也成就了他成为德语文学批评界中的头号杀手。“批臭坏作家，批烂坏作品”，是他的原则，他把瓦尔特·本雅明说的一句话奉为座右铭:“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他宣布，“颁发死亡证书”是批评家的天职。他说到做到，有一种置人于死地的犀利文风，给许多德语作家留下了终身的残疾或伤痛。他评论君特·格拉斯的《说来话长》时，他上一句话夸格拉斯和乌韦·约翰松会面那一段写得好，无人能比，下一句话说“这本781页的书就这5页拿得出手”。传记作家门德尔松写托马斯·曼的前半生就写出了1000多页，赖希－拉尼茨基不仅调侃说门德尔松“跪在地上写书”，还提醒读者，门德尔松津津乐道托马斯·曼在柏林见到谁谁谁或者看了哪些演出之后，往往还要掐着手指算托马斯·曼没有碰到谁谁谁或者没有看哪些演出，所以门德尔松既是“档案管理员”，又是“宫廷书记官”。对于马丁·瓦尔泽的长篇小说《爱的彼岸》，他的评价是:“不忍卒读，哪怕就一章、就一页，为己为他，我们希望这本书尽快被人忘掉。”

赖希－拉尼茨基对作家们残酷无情打击，在德国，“赖希－拉尼茨基论作家”已接近街谈巷议的水平。他上过两次《明镜》周刊的封面:头一次是“人模狗样”的他把一本书咬得稀烂，第二次是他“人模人样”地把《说来话长》撕成两半。作家方面自然也引起反弹，纷纷拿起笔来做武器。

作家如果恨批评家，别吵口水架，不妨发挥特长，写写小说。譬如，法国作家皮埃尔·西尼亚克虚构过以法兰西的批评大家——包括大名鼎鼎的贝尔纳·皮沃——为对象的连环杀人案《费迪南·塞利纳》，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让一个作家把一个批评家推下了地铁站台的《脸在何方》，德国作家博多·基尔希霍夫让一个酷似赖希－拉尼茨基的批评家命丧黄泉的《黄色小说》。重头戏则来自被批评家重伤过的马丁·瓦尔泽，2002年，他出版了以赖希－拉尼茨基为原型的《批评家之死》，掀起轩然大波。

( 《我的一生》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上图）著 余匡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相对赖希－拉尼茨基的传奇，瓦尔泽也绝非等闲之辈。他和同岁的格拉斯、年长10岁的海因里希·伯尔同属战后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没有像这二位那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也著述甚丰，涉猎广泛。获得的各种奖项有十几个，而那次“文学教皇”给他下的评论在文学圈无人不晓。对于瓦尔泽，赖希－拉尼茨基既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长期研究的对象。他自述在1976年9月的一个夜晚梦见赖希－拉尼茨基追着找他谈话。对他在德国电视2台主持13年之久的“文学四重奏”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让瓦尔泽感受最深的，是批评家的话语霸权，特别是电视带来的绝对话语霸权。

在《批评家之死》中，批评家并未死去，但作者把批评家描写成一个好女色、好贬低和否定他人的形象。在某些方面可以视为赖希－拉尼茨基“秘史”的《批评家之死》还提醒读者注意一个事实:不管赖希－拉尼茨基拥有多少荣誉博士和荣誉教授头衔，他仍然与德国的最高学术荣誉——科学院院士——无缘。至于赖希－拉尼茨基是否会因此想到犹太人问题，那就不得而知了。一向威风凛凛的赖希－拉尼茨基，第一次在德国文坛尝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滋味，他给瓦尔泽定了最为严重的罪名:《批评家之死》的中心思想是“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犹太人”（歌德说过:“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评论家”）。

( 拉尼茨基在《明镜》周刊封面 )

身为德国和波兰犹太裔的赖希－拉尼茨基，在华沙上小学、柏林上中学，德国犹太人与德国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他思考的问题。他从不同角度，如德国犹太人对德国的苦恋，犹太自卑情结及其尴尬处境，阐述过这个问题。现代西方的文化审美基本是犹太审美奠定的，德国犹太人在文化领域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赖希－拉尼茨基早在30年前就总结说:“卡夫卡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爱因斯坦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马勒和勋伯格奠定了现代音乐的基础，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则分别奠定了现代社会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基础。”1979年他在北京友谊商店与梅纽因邂逅，来华演奏贝多芬和勃拉姆斯音乐的梅纽因，得知赖希－拉尼茨基此行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歌德和托马斯·曼后，来了一句高明的自嘲:“谁让我们是犹太人呢！”

事情一上升到这个层面就要命了。种种迹象表明，《批评家之死》风波不是什么游戏，因为当事各方都当了真、挂了彩。瓦尔泽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和攻讦，史学家哈曼甚至公开表示有必要采用法律手段来对付瓦尔泽。《法兰克福汇报》的总编席尔马赫称把批评家描写成一个好女色、好贬低和否定他人的形象，这是文学中的常见反犹笔法。许多反驳席尔马赫的学者都提醒他别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反犹思想的本质特征便是认定犹太人身上都有洗刷不掉的“犹太本性”，由于席尔马赫的观点没有得到起码的文本支持，他的动机受质疑。偏激者干脆斥之为恶意炒作或者说苦肉计，掀起《批评家之死》风波的《法兰克福汇报》留下“派性”、“狭隘”等恶名。批评家乌尔利希·格莱纳指责当事各方“不讲道德卫生”，指责他们通过一场“肮脏的游戏”来扩大自身在媒体的影响力。

有人替瓦尔泽喊冤，有人说他活该。说他冤枉，是因为他写过两篇带有发聋振聩的标题文章:《我们的奥斯威辛》和《说不尽的奥斯威辛》，是因为他对犹太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的文化成就有浓厚的兴趣。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就研究起一个还不太惹人瞩目的犹太作家——卡夫卡，他也是德语国家撰写卡夫卡博士论文的第一人。《批评家之死》又证明他对犹太神秘主义颇有研究。瓦尔泽本人一方面也声称要用法律手段来对付恶意损害其名誉，另一方面承认自己“万万没想到有人会把这本书跟大屠杀扯到一起，想到了就不会写了”。

赖希－拉尼茨基在《我的一生》中说过一席肺腑之言:“我的故乡不是德国，而是德国文学，——抽象的故乡，没错！难道我们不是这么过来的吗？你可以不再做波兰人或者德国人——不再做犹太人，这可办不到！我们从来没有‘故乡’。正如海涅所说，《圣经》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祖国。”而瓦尔泽也说过一句经典，“其实每一个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拉尼茨基先生，就我俩关系而言，我是犹太人”。

（注:作者为北大德语系教授） 作家德国之战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