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贾诩人物形象浅析

《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罗贯中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是智绝、奸绝、义绝“三绝”。而贾诩只不过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小角色，给读者的印象远不如诸葛亮、关羽、曹操等人那样深刻。但是，贾诩这样一个不露声色的谋士，不仅计略过人、算无遗策而又洞悉人性、从权达变，而且在三国时期几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曾发挥过左右历史进程的作用，堪称《三国演义》中隐藏的重要角色。在这着墨不多的片段中，贾诩的每次出场，都是各有精彩。可以这样说，对贾诩这样的谋士，罗贯中也是十分喜欢和推崇的，并且也是满腔热情地加以塑造和描绘。

一、火中试金，乱世造就“毒士”“鬼才”

长篇小说和戏剧一样，如果不能对波澜壮阔的冲突展开描写，不能设置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就很难使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突出的魅力。《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正是善于运用“火中试金”的创作手法，通过设置一些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让笔下人物纷纷登场表演，使他们在联合、矛盾、斗争中自觉地展现其性格特征。这种通过极端情境揭示人物本质的塑造方式，在其对谋士贾诩的形象刻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当曹操在宛城遭遇张绣反叛时，贾诩在权衡利弊后仍选择跟随败军之主，其审时度势的智慧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得以充分展现。

先来介绍一下贾诩。贾诩（147—223），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据《三国志》记载，其家族虽未明确追溯至贾谊，但确系凉州士族。他早年以智谋见称，先后效力董卓、张绣、曹操等势力，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前后屡献奇策，其“反攻长安”“离间马韩”等谋略深刻影响汉末政局走向。《三国志》作者陈寿评其“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因所献计策常致政局剧变且不计民生代价，被后世称为“毒士”。“毒士”，即性格冷酷，眼光毒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纵观贾诩一生，“毒士”其名也当之无愧。贾诩生于东汉风雨飘摇、诸侯并起逐鹿之乱世，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他通权达变、为自保不择手段的性格品质。《三国演义》中他首次出场便一鸣惊人，只言片语就影响了整个东汉末年的历史轨迹，为三国鼎立的局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影响力甚至远大于三国第一军师、“卧龙”诸葛亮首次出场时提出的“天下三分论”。下面让我们来看下“毒士”贾诩是怎样一言而定天下的。

初平三年（192），董卓被杀，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便遣使诣长安求赦。王允为人刚直，没有同意。李傕等人更加恐惧，人心惶惶，准备各自解散，逃生而去。贾诩当时因为是董卓所部的官吏，为求自保，便出面阻止了他们，对李傕等人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陈寿《三国志》）此时贾诩短短的几句话真正起到了扭转乾坤、改写历史的作用，令人惊叹不已。此举的直接后果，是李、郭等人“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十日城陷，与布战城中，布败走。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诛杀卓者，尸王允于市……吏民死者不可胜数”（陈寿《三国志》）。

从李傕、郭汜集团的立场上看，贾诩劝说其反攻长安的决策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兴平元年（194），李傕、郭汜采纳贾诩计策攻陷长安，成功掌控了东汉朝廷中枢。二人分别晋升至大司马、车骑将军（按《后汉书》记载实为李傕迁车骑将军，郭汜为后将军，后李傕升大司马），实际执掌朝政。就贾诩当时作为董卓旧部的身份而言，其献策首要目的是在董卓被杀后保全自身及西凉集团利益，从这一现实目标考量，此次谋划无疑是成功的。但他看似平淡的一句话，却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东汉再次陷入了混乱甚至颠覆的状态。设想一下，假如贾诩不建言献策，李傕、郭汜等西凉军事集团四散逃亡，王允扶持汉献帝执政，又有皇甫嵩等良将在旁辅佐，倾颓的东汉王朝未必不能中兴。于乱世推波助流，为自保而动摇天下，“毒士”之毒，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毒士”这个称呼外，贾诩还有一个外号，那就是“鬼才”。“鬼才”，即神机妙算，有神鬼莫测之计。无论贾诩的人品如何，他是一个军事家、战略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贾诩在战术战略上颇有心得，他亲临战场时神机妙算，知己知彼；纵观大局时眼光准确，审时度势。

建安三年（198）三月，曹操征讨张绣出奇兵获胜后，由于担心被袁绍袭击许都而撤退。张绣见曹军撤退，亲自率兵追击，“贾诩曰：‘不可追也，追之必败。’刘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机会矣。’力劝绣引军万馀同往追之。约行十馀里，赶上曹军后队。曹军奋力接战，刘、张两军大败而还。绣谓诩曰：‘不用公言，果有此败。’诩曰：‘今可整兵再往追之。’绣与表俱曰：‘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今番追去，必获大胜，如其不然，请斩吾首。’绣信之。刘表疑虑，不肯同往，绣乃自引一军往追。操兵果然大败，军马辎重，连路散弃而走。绣正往前追赶，忽山后一彪军拥出。绣不敢前追，收军回安众。刘表问贾诩曰：‘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败，后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验也？愿公明教我。’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操敌手。操军虽败，必有劲将为后殿，以防追兵；我兵虽锐，不能敌之也：故知必败。夫操之急于退兵者，必因许都有事；既破我追军之后，必轻车速回，不复为备；我乘其不备而更追之：故能胜也。’刘表、张绣俱服其高见”（罗贯中《三国演义》）。此次大胜堪称贾诩在战术上的代表作，从对局势到敌方的分析上均可与“曹刿论战”相媲美。

二、双重刻画，摧国护国方显贾诩本色

黑格尔在其著作《美学》一书中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所谓理想性格，应该是以一个主要的突出的性格特征为主导，具备多种属性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而人物应该是生动完满的人。如果作家仅仅写出人物的主导性格，那笔下的人物就会显得干瘪、肤浅，概念化、简单化，难以自立。《三国演义》中对贾诩的塑造刻画就是双重刻画人格的典型之一。上文说到，贾诩的一言的确令东汉王朝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境，然而贾诩并不是真的跟张角等黄巾党一样，把颠覆汉室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贾诩认识到为了保全自己性命牺牲了很多无辜的生命，因此他在入京后没有为虎作伥，和李傕等人狼狈为奸，而是暗中保护汉室，阻止李、郭等人的恶行，由此可见贾诩的良知尚未泯灭。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了贾诩“典选举，多所匡济，傕等亲而惮之”，当李傕、郭汜欲诛杀司徒赵温等大臣时，贾诩为之陈理，“傕乃止”，以及“祐护大臣，诩有力焉”。贾诩执意保全汉朝大臣，跟为祸不浅的李傕等人保持距离。由此可见，在贾诩心中，东汉王室始终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要不是当初为了保全自身，想必贾诩是不会建议李傕等人杀回长安的。后人评论贾诩时说：“似花还似非花，摧国不忘护国。”正可见贾诩本色。

自此可以看到，作者在显示贾诩基本性格“毒辣”“自私”的同时，又能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从而使贾诩的形象血肉丰满地走进了中国小说的艺术殿堂。

三、多处对比，显出贾诩过人之处

《三国演义》中运用对比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地方也是很多的，如诸葛亮同周瑜的对比，袁绍同曹操的对比等，这些对比使人物性格泾渭分明。作者在写贾诩时，虽然很多时候没有直接进行比较，但是当仔细分析的时候发现作者实际上暗中设置了许多可以与贾诩形成对比的地方，值得研究。

与“谦恭才博”（鱼豢《典略》）的杨修作比。曹操成为魏公后不久，立嗣之事也就成了首要之事。曹操当时有四个儿子，不过只有长子曹丕和三儿子曹植是最可能成为后嗣的。曹植一开始是在立嗣之争中占据上风的。二人各有参谋，曹植的参谋是主簿杨修，而曹丕的参谋是谋士贾诩。先来看看两个参谋都是怎样各自表现的：曹操每次出征，曹丕都痛哭流涕，十分不舍；曹植则歌功颂德，词句文采飞扬，“于是操疑植乖巧，诚心不及丕也”（罗贯中《三国演义》）。后来曹操出题，欲考验儿子的才干。曹操让二人都进宫办事，却暗自吩咐侍卫不放二人入门。曹丕见了，没有进去，知难而退。曹植去了之后，按杨修暗中所教，斥退侍卫而入。曹操当知道是杨修所教之后，心中顿时非常不喜。后来，曹操考验两个儿子军国之事，曹丕木讷，而曹植则对答如流。自从上次发现杨修擅自教曹植推侍卫而入的事件后，曹操便多了个心眼儿，经查这次果然又是杨修所教。于是曹操开始对曹植的态度转变。终于到了要作决定的时候了，于是曹操拿立嗣之事问贾诩，而贾诩却沉默良久不答，“操问其故。诩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操曰：‘何所思？’诩对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立长子曹丕为王世子”（罗贯中《三国演义》）。众所周知，袁绍、刘表正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好继承权问题，废长立幼，最终使得兄弟阋墙，导致各自势力灭亡。贾诩以前车之鉴警示曹操，终于使曹操拿定主意，立曹丕为太子。

表面上看，曹植在储位之争中占尽先机，杨修屡献奇策；曹丕则韬光养晦，贾诩主张以守为攻。然而，最终的胜负却与表面态势相悖。曹操作为最高决策者，其多疑性格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他意中不言之语，最畏他人知晓，更不能容忍别人耍花招。这时候，不争便是争，越是质朴、越是忍耐才越有价值。这一点，贾诩内心明了，杨修却自得其乐。与恃才放旷的杨修相比，贾诩在审时度势和保身之道上甚是高明。

四、大笔勾勒，根据史实刻画立体形象

《三国演义》基本依据了贾诩的历史事实，采用“大笔勾勒”的手法进行描写。作者“略貌取神”，着重表现贾诩内在的精神状态，突出其神韵风采，塑造出了一个身处乱世而凭借个人智慧左右逢源的谋士形象。

据陈寿《三国志》记载，贾诩初时为孝廉，后因病返回凉州。在归乡途中他遇上了当地叛变的氐人，与其同行的几十人皆被生擒。正当氐族要处死他们时，贾诩急中生智说：“我段公外孙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表示他是当时威震西疆的段颎的外孙，叫氐族不要加害于他。事实上，贾诩和段颎两人根本没有关系，贾诩只是借段颎的大名“狐假虎威”，最终更令自己得以成功逃命。《三国志》称贾诩此举是：“权以济事，咸此类也。”从这件事上，贾诩的急才、机敏与果断表露无遗。包括后来贾诩一而再，再而三换主君，也可以看出他审时度势的果断及决策能力之高明。

虽然贾诩依靠自己的智慧成功脱身，但其余的人却都遇害了。其实以贾诩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救出同行之人，然而他只顾了自己，或者他的志向并不在于救济天下黎民百姓，只在于发挥聪明才智和体现自身价值。

贾诩出生的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核心要塞，自西汉设郡以来便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枢纽。东汉末年的武威郡胡汉杂处、民风尚武，少年贾诩成长于这样的边陲环境，所以能熟读典籍又深谙生存之道。

贾诩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的智谋毋庸置疑，但最受后人非议的是贾诩的个人名节和政治品行。贾诩一生奇计百出，算无遗策。然而，他却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怎样维持身家性命和官场地位上。无论是政治立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还是在对待朋友同僚的品德态度，贾诩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利益，至于那些所谓的原则、道义，在个体生存的需求面前都不值一提。

纵观汉末三国时期的谋士，少有善始善终之人。郭嘉为病魔所侵，身死征途；周瑜旧疾复发，英年早逝；荀彧忠于汉室，因反对曹操称公被调离中枢，忧郁而死（一说服毒自尽）；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饮恨五丈原；唯有贾诩，能够安安稳稳活到寿终正寝，且子孙后代在整个晋朝都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和政治清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贾诩并不像《三国演义》中其他人物形象那样性格典型单一。他审时度势、算无遗策却又韬光养晦、通达权变；他冷酷自私、不恤民情却又良心未泯、心存汉室。“乱世出英雄”，社会的动荡不安，为他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机会。他又以自己超群的才智改写了历史车轮的轨迹，以变通的智慧应对东汉末年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形势，尽一切可能地实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但他也有让人诟病的地方，“谋”有余而“识”不足，善于自保而不善恤国，智谋多限于权术诡诈。从他身上，不难窥探到汉末三国时期相当一部分谋士们的精神面貌与生存状态。他就像一个在乱世中游戏人生的纵横家，又像一个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人。他不攀附权贵，但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他对任何自己所效力的主公似乎都没有真正的感情，一副冷眼，看待天下的沉浮沧桑；他把施展才华看作一种享受，不慌不忙地看着事态按照自己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他无情，但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太多的情义只是虚伪的面具和前进的羁绊，贾诩有理由选择做一个唯美主义的旁观者和游戏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不能完全用现在的价值观念去评判一千八百年前的古人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