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包法利夫人》

一

说来惭愧，我读《包法利夫人》其实是很晚近的事情。在我以挑战各种“高难度”经典文学作品为炫耀资本的青春期，我曾尝试征服它，但这种尝试往往在查理·包法利转入卢昂某中学的那个午后便偃旗息鼓。令十几岁的我不解的是，明明讲的是包法利夫人，为什么开篇一直谈查理？而且小说对小查理的书写是那样细致、绵密，那些编织出环境、人物性格和人物形象的细节又是那样丰富与密集，令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甚至有些呼吸不畅。仅一顶帽子，福楼拜就写了整整一段：

……新生还拿着他的鸭舌帽放在他的两个膝盖上。这是一种混合式的帽子，具有熊皮帽、骑兵盔、圆筒帽、水獭鸭舌帽和睡帽的成分，总而言之，这是一种不三不四的寒伧东西，它那不声不响的丑样子，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帽子外貌像鸡蛋，里面用鲸鱼骨支开了，帽口有三道粗圆绲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子皮，一条红带子在中间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的帽顶；帽顶蒙着一幅图案复杂的彩绣，上面垂下一条过分细的长绳，末端系着一个金线结成十字形花纹的坠子。崭新的帽子，帽檐闪闪发光。①

福楼拜写帽子，不但要写出帽子给人的整体印象，还要巨细靡遗地描述帽子的具体特征。这对于当时耐心和阅读经验有限的我而言，是很冗长、很无趣的。为什么作者偏偏驻足在这样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上？帽子的出现究竟有何深意？惜字如福楼拜，通常不对此类细节作过多解释或暗示；他只会从容不迫、不徐不疾地接着往下讲他的故事。于是，认认真真写完帽子后，他便转去写查理在新学校的处境。结合上下文，其实不难猜出作者描写帽子的用意，可如果帽子只是为了渲染出查理的某些特质，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地对其进行描摹？且这样的描写还出现在小说开头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位置上。如果读者体力充足，撑过了小说的最初几页便会发现，后续的故事也同样被细节塞得满满当当。然而，这个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最终以主人公爱玛·包法利服毒自尽终结的偷情故事，这样一个理应欲望饱满、缠绵悱恻的偷情故事，要如何在这些壅塞的细节中保持住自身的完整与冲动呢？换言之，这样一个靠细节搭建起来的故事，要怎样才能不琐碎、不无聊呢？

简单考察《包法利夫人》的创作史与批评史便会发现，“无聊”以及与之类似的评断似乎总会时不时出现在针对这部小说的批评与讨论中。1856年4月，福楼拜将刚刚脱稿的《包法利夫人》寄给好友杜刚，打算在由杜刚和劳郎·皮沙主编的《巴黎杂志》上连载小说。杜刚与皮沙将书稿按下三个月之久，最终决定从1856年10月起刊登这部小说，并要求福楼拜将删改权交给杂志，因他们认为有必要将故事从“一堆写得好然而没有用的东西底下”解脱出来。福楼拜的回复仅四个字：“荒谬绝伦！”后来，福楼拜在刊出的小说正文下抗议：“若干我不赞同的考虑，促使《巴黎杂志》在12月1日那一期加以删削；现在这一期，杂志方面又有了顾虑，以为应当再取消几节。为此，我宣布否认下文的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段，不是整体。”根据福楼拜的表述，杜刚和皮沙认为“必须取消全部婚礼；必须删削或者至少大事节缩，从头到尾重写‘农业展览会’”。除此之外，有关跛脚伊波利特的情节也被看作是太长，没有用。①杜刚和皮沙作为杂志主编，显然是从小说可读性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待《包法利夫人》。于是，那些与小说主干关联不大，读者“不大看得清楚”的片段，便会使小说变得笨重、凝滞，从而削弱阅读快感。

在此之后，细节的过度繁密便成了讨论《包法利夫人》以及福楼拜创作问题的重要角度。《包法利夫人》发表一个世纪后，若干位从事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学者对福楼拜小说中的细节进行了一系列挖掘与评价。在热拉尔·热奈特看来，福楼拜对细节的痴迷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细节存在的意义，导致了叙述与叙述话语的坍塌。②罗兰·巴特着眼于福楼拜修改作品的方式，注意到福楼拜“一旦达到了省略，又反过来将省略引向一次新的扩展，即不断地将过于紧凑的地方‘拆松’”①。也就是说，福楼拜习惯于在精瘦紧实、贴合叙事结构的语句之间插入一些看起来没有功能、脱离叙事主轴的描写。于是，文本变得蓬松，充满了由缺乏意义的细节组成的气孔。正因这些气孔的存在，叙事与细节发生了分离，细节于是不再从属于叙事。不过，热奈特和巴特并不是在指责福楼拜。他们认为，恰恰是这些“无意义”细节的泛滥，使得叙事的坚固结构遭到了质疑和破坏，从而拓展了叙述的意义。这些细节不过是让我们明白，并非所有细节都要忠于叙述的主干，发挥巩固或延续叙事脉络的作用。对于意义的抗拒本身便是一种意义。

热奈特与巴特的论断似乎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叙事有着某种清晰的、贯穿文本始终的主脉，这脉络总是与情节、人物或主旨这类文本结构中相对实在的东西有关。小说的细节是否游离，是否“无意义”，在于它与叙事主脉之间的距离，以及它对主脉的发展是否起到了清晰可感的作用。这种认识实际上也构成了杜刚和皮沙之判断的基础。写一部小说，总得虚实有致、主次分明，拥有固定且明晰的视点；《包法利夫人》的细节如野草般茂盛，或许也如野草般杂乱无章，它过早地消耗了我们的审美欲望，占据了我们本当给予小说主脉的注意力，打乱了主次分明的格局。在野草的遮掩下，我们又如何能看到小说实际上想要描绘出的绝佳风景呢？彼此相隔一个世纪的《巴黎杂志》和罗兰·巴特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福氏小说中细节过剩的特点。这些细节是好是坏，他们或许各有看法，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仅从故事层面来看，他们都觉得这些细节很多余，且没有什么意趣。

同样没有意趣的还有小说的题材。我们都知道，《包法利夫人》讲的是偷情，在今天这个奇闻异事层出不穷的时代，多少显得有些乏味。更何况，正如福楼拜所言，偷情是名著的永恒主题。既然是永恒的主题，那便意味着偷情已经被写过无数次了。这不由得使我们质疑：对偷情的反复观察、思考、书写与发明难道还没有榨干这一主题的趣味和活力吗？或许比起经典，偷情造就的更多是陈词滥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已然十分疲软的题材却险些让福楼拜身陷牢狱之灾。《包法利夫人》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帝国检察署的高度警觉。经过仔细、审慎地研究，检察署认为《包法利夫人》存在诸多不良倾向，并给福楼拜定了一个“败坏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在辩护人的帮助下，福楼拜最终得以脱罪，而这场官司为这本小说打上的标签，提示出《包法利夫人》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无聊：小说不但描写偷情，而且还通过多个人物的言行举止质疑宗教。在当时的官方眼中，福楼拜品行可疑，小说格调低俗，因此都是很没有什么意思的。

可就是这样一部从题材到细节、从整体到局部都无聊的小说，却让福楼拜在写作过程中伤透了脑筋。福楼拜曾数度在信中向好友抱怨写《包法利夫人》有多么困难：

这本《包法利》真令人头痛。好在开始有点儿门道。我一辈子也没写过这么难写的东西，尤其现在正写着粗俗的对话。旅馆一场，可能得花我三个月工夫，自己也说不好。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深感自己的无能。我宁可尽瘁于斯，也不愿跳过不写。一场谈话，要写五六个（开口说话的）人，好几个（别人谈到的）其他人，还有地点、景物。其中写到一位先生和一位夫人趣味相同，开始有点好感，钟情起来。如篇幅允许写的话！还要急速而不枯燥，故事有发展而不突兀，蓄势以引入后面更引人入胜的细节。造句就很难。让最凡俗的人也讲话斯文，说话礼貌，表达上会失掉很多生动别致！①

大师竟也会为工作所苦，这真是令人倍感欣慰。福楼拜对细节的雕琢、对写作的较真，令人肃然起敬。这封信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以一种相当清晰、生动的方式反映出福楼拜的写作方法和文学理念。对于福楼拜而言，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写出一种真实感，而真实感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作者对人物的设计和把握。为了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必须先根据人物的性格与背景写出与之相匹配的行为和语言，这是一项极其费心费神的工作，它要求作者调动出自己全部的阅历与想象力，去赋予一个个虚构人物以特定形象。让福楼拜格外苦恼的，是多个人物之间的谈话与互动，如何串联起不同的想法与声音，如何处理不同人物之间的互动，使其成功碰撞出“生动别致”的故事的问题。人物不但要学会说话，还要学会与其他人对话，这无疑对作者的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构成极大的挑战。这也使我们意识到，福楼拜的小说并不是要向读者抛出一个个极细腻、极精美的细节，而是要找到一种收拢并连接细节的方式。福楼拜将对细节的组织和操控比作串珠链：“写细节，最不易，尤其像我这样地注意细节。项链是珍珠组成的，但是要有丝线才能串成项链。把珍珠穿起来而不掉一粒，另一手把线穿过去，要有点乖巧。”②零散的珍珠再美，也不真正动人，要想让珍珠焕发出光彩，还需找到那根能将珠子串成项链的丝线。杜刚与皮沙口中的那些“写得好然而没有用的东西”当然不是真的没用，福氏文中的细节或许也并非像结构主义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对于‘真实’的质朴的‘再现’”。③福楼拜自己也曾批判过这种自然主义式的写作，并指出“现实只应该是一个跳板”，而不应该是“艺术的全部”④。福氏作品中的细节之所以被认为“无意义”，是因为这些评论者还没有看到穿过这些细节的那条丝线呢。

二

那么，这些“珍珠”是如何被串在一起的，《包法利夫人》又给了我们怎样的一条“项链”呢？我想，还是要进入小说的细节之中才能观察到它们的具体组织方式。我们不妨回到福楼拜的那封信，研究一下其中提到的那段困扰福楼拜许久的小说情节。这是小说中卷的第一章，原文先是对永镇的自然环境与发展历史进行了描述，之后便走入城镇，介绍城镇中的主要空间，如教堂、菜场和药剂师郝麦的药房。随后，叙事进入金狮客店并在此驻留、观看、聆听、等待，直到包法利夫妇到来。进入金狮客店之前，小说还是在描述、概括，这时叙述者的视角明显是高于叙述对象的，不然他也不可能对永镇的事情如数家珍。这同时提醒我们，此时的叙述对象（永镇）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正是因为它没有变化，所以叙述者才能够像静物写生那样对它进行描摹与总结。叙述对象的静止状态，又恰好与永镇本身的性格品貌相映成趣：

直到一八三五年，人去永镇，没有好路可走；然而也就是在这期间，当地修了一条交通要道，连接阿柏镇大路和亚眠大路，车夫有时候从卢昂送货到福朗德，也走这条要道。永镇寺虽然有了新出路，不过照样驻足不前。他们不改良土壤，只是死守定牧场，不管收入坏到什么地步。懒惰的村镇，一成不变．看也不看平原一眼，继续朝河那边开拓，人从远处望去，就见合身躺在岸上，好像一个放牛的，在水边睡午觉一样。

这一段点出了永镇保守的民风一一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这帮居民永远固执地守候着他们所熟悉的生活传统；永镇似乎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很陈旧、很无聊的地方。然而，进入金狮客店后，情况便立刻不一样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动态的、富有生机的。永镇居民在此聚首，新的人物从中浮现，他们彼此交谈、打趣，使客店内呈现出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叙事在此处活跃起来，叙述节奏也快了起来，似乎是因为即将再次登台的主人公而变得躁动不安。在主人公正式出场之前，作者让新人物先上场，并借助他们对永镇的人员构成与人物关系进行了一番勾勒。客店内响起了不同人物的声音，文本依托人物之间的对话，展现出不同人物的个性：毕耐古板，列昂斯文，而药剂师郝麦则是个聒噪的、不敬神的万事通。这种人物塑造的方式体现出福楼拜的匠心独运。很多时候，他并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整体性的描写，他更善于从侧面靠近人物，通过捕捉、拼贴各类细节来树立起生龙活虎的人物形象。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郝麦是一个聒噪的万事通，就像他不可能直接告诉我们，爱玛是一个虚荣心旺盛的幻想家。说到这个幻想家，她在哪里呢？我们已经在永镇兜了一圈了，这位主人公却迟迟没有出现。福楼拜也不急着让她出场，而是让永镇人继续闲谈。闲谈的内容，除了反映人物想法，折射人物性格，还为情节的后续发展埋下了一些细微的伏笔。通过女店家与郝麦的对话我们得知，法兰西咖啡馆的老板似乎与女店家处于竞争关系之中。女店家十分不屑地表示：“总有一天早上，法兰西咖啡馆关门大吉，窗板上贴封条的！”①而在小说后半部中，法兰西咖啡馆的老板在布商勒乐的诱骗下欠下高额债务。这句看似并不认真的气话，竟在冥冥中预判了一位人物的命运，真是一语成谶。这个伏笔的存在，从文本内部将一些看似关联不大、咬合不严的片段以一种隐秘而巧妙的方式缝合起来。

细节不但能让小说的不同板块贴合得更加紧密，同时还能使不同的情节、场景与人物之间彼此映照，凸显出某些关键性的差异或变化。还是拿金狮客店这一段举例。实际上，小说中描写众人聚会的片段并不是很多，而聚会一旦出现，又总能引起人物心理尤其是爱玛心理上的重要变化。纵观整部小说，最为重要的一场聚会不外乎渥毕萨尔的那场舞会。福楼拜对舞会的描写可谓精美至极；从别墅及其内部装潢，到宾客的服饰、晚宴的菜肴，以及贵族社交场中神秘而迷人的礼节与仪式，都被福楼拜的文字擦拭得锃光瓦亮。于是，我们得到了一幅极具感官诱惑力的华美画卷；阅读这些细节，就好像是在用双眼抚摸别墅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我们与爱玛一同着迷了、沉醉了。然而这样奢靡的文字也使我们怀疑，这是否有些太过火了？真的有必要细到连一粒砂糖都要收入文中吗？然而，如果我们站在爱玛的位置上，或许便能明白福楼拜为何要煞费苦心雕琢与舞会相关的一切。对于爱玛而言，舞会是她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爱玛在乡下长大，少时曾受过贵族式教育，因此一直对贵族生活充满憧憬。从前，她只能从小说与画册中窥视和想象贵族生活，而渥毕萨尔的舞会使她得以亲眼见证，亲身参与贵族社交。对于爱玛而言，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开蒙”的契机，毕竟爱玛的教育真正给予她的，也只是浪漫主义式幻象的残章断简。但是，破除蒙昧，实现梦想，对爱玛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舞会结束后，爱玛又将如何回到道特，面对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呢？幻想成真的时刻因其无比绚丽却又过于短暂而显得残酷，其残酷之处在于，它使爱玛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理想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么大。舞会中的每一个惊喜、每一份欢欣，都势必加重爱玛回到乡下后的心理落差。福楼拜特意添了这样一笔来提醒我们这种落差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