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滕泰：应对关税冲击，须激活14亿人超大市场

34%……50%……104%……125%……145%……245%……

近日一睁眼，满屏都是中美关税税率创新高。

特朗普政府喜怒无常的政策，高举的关税大棒，不断给世界局势不确定性增添新的注释。

对应这种不确定性，在国内，提振消费已成共识，成为了2025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底层逻辑。被人津津乐道的西子湖畔“六小龙”，则在科技突飞猛进的蓝色大洋上扬起风帆，激荡着2025年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信心。

然则我们仍然要思考与追问，当关税壁垒与技术封锁成为常态时，该怎么应对？中国经济的突破口在哪？经济发力的方向会有什么变化？为此，南风窗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他表示，面对美国关税之战，我们不仅要放弃幻想，更要加强修炼内功。

在发展策略上，滕泰认为，我们应当继续以强有力的措施释放消费动能。只要对内所有的措施都花在提振消费、改善民生方向，激活14亿人的超大市场，就能对冲关税战的影响，立于不败之地。

过度投资挤占了居民消费？

南风窗：近年来，关于如何提振经济，学界有不同观点。有人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有人倾向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你则呼吁把提振消费放在首位。如今，“提振消费”被放在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之首，与你的观点不谋而合。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做出了这个判断？

滕泰：对促消费的呼吁始于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2020年以前，中国消费占比低、内需不足的矛盾虽然早就存在，但并不突出。2020年疫情来临，中西方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模式，使中国的这一矛盾进一步被放大。

当时，中国把力量用在恢复生产、恢复供应链、扩大投资等方面，效果确实立竿见影。中国2020年的GDP实现了正增长，但81%由投资贡献，消费贡献率为负的0.5%。

相比之下，欧美等地区刺激需求端，采用大规模财政发钱，叠加零利率等政策，出现了需求旺盛、供给缺乏的局面。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中国填补了全球供给缺口。一时间，“中国供给平抑了全球需求”的特殊经济平衡出现了。

而特殊时期一旦过去，就会为后面进一步的供给过剩和总需求不足埋下隐患。到了2022年下半年，随着海外供应链逐步复苏，我国出口订单开始流失。加上逆全球化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等，国内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渐激化。

这正是我们持续呼吁转向消费驱动的现实依据。如今，提振消费被放在九大任务之首，可以说，我们从学术上也贡献了一份微薄的力量。政府工作报告中“投资于人”等价值主张，也能在《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这本书中找到相关内容。

南风窗：一如你的新书书名《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为什么说消费繁荣而不是投资繁荣关乎未来？今天，我们是要以过去抓投资的力度去抓消费吗？

滕泰：在经济起飞阶段多搞一点投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每一块钱的投资不仅有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通常都有几倍的乘数效应。但是在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后期还保持那么高的投资率，势必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比如现在的一线城市，还能建几个机场？还能修几条高速？还能盖多少大楼和厂房？房地产、厂房设备和基础设施都出现了过剩，继续扩大投资，不仅微观经济效益下滑，宏观上也循环不起来，乃至可能落入“过度投资陷阱”。

宏观消费压抑和宏观过度投资陷阱是孪生的，当财政资金不断地被投入各种低经济回报、低社会效益的项目，不仅挤占了消费，而且根据相关测算，当前我们财政资金用于投资的乘数效应是1.06倍，个别省份甚至小于1，而同样的财政资金用来发消费补贴，其乘数效应是3倍以上。

这意味着，如果把每年10万亿元的低效投资变成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话，就会产生30万亿元的总需求，那么扩大内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南风窗：在这种背景下，部分投资仍在扩张，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滕泰：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行政主导性投资占比过高是重要原因之一。当前，我们决策部门仍然是投资驱动的体制，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招商引资、搞基础设施投资等。

让原来搞招商引资、搞基建的人，转去推动消费，就要从认知转变，到机制转变，再到实践变化，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既要深化投资驱动的体制改革，也要建设消费驱动的体制，最终从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型。

具体而言，就是将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从增加基建、补贴生产、补贴出口，尽快转向社保、医疗等民生支持，或直接补贴居民消费。跨过这个坎，我们才能实现消费繁荣。

关键是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南风窗：今年3月16日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放在了首位。你也明确指出，抑制中国消费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较低。为什么可支配收入不够高是抑制消费的主要原因？

滕泰：短期来看，消费是收入和利率的函数。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增长；利率下降，储蓄就减少，消费就增加。这两个经济学变量不改变，就想让消费增加，最后一定是南辕北辙。

过去我们认为，消费是慢变量，要促进必须先提高就业。但现在观念发生了彻底转变，我们开始从收入端发力去促进消费。

但必须指出的是，不能一提收入的增加，就要企业提高工资待遇，这是首先要排除的观念。原因很简单，工资和劳务收入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由市场决定。如果在企业利润没有增加的前提下，直接干预企业提高工资，那么，企业第一反应必然是减少雇佣。

因此，先得有一个“外力”，增加非工资居民收入，再把消费搞上去，让市场活起来，企业才能有利润、有就业、有收入。所以，收入是启动消费、激活市场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南风窗：从收入端着手的话，短期里我们看到，国家增加了消费补贴，推出了“以旧换新”等政策。一次性收入对经济循环，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能持续吗？

滕泰：短期与消费相关的收入变量中，一次性发放消费补贴是最有效的“外力”之一。

宏观来看，消费补贴的杠杆倍数，城市大概是3倍以上，农村为5倍以上，笼统地说就是3倍到5倍的宏观需求乘数。

微观来看，就像经典的“萧条小镇”案例一样，这种“外力”是繁荣市场、促进企业消费的最重要切入点—小镇里，旅馆没有人住，屠夫的猪肉没有人买，理发馆没有人理发，裁缝的衣服卖不出去……一个旅人拿着100块钱去旅馆住宿，旅馆店主把赚来的100块钱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100块钱用来理发，理发师又用100块钱买了衣服……于是，萧条的小镇活了。

这就是在特定条件下，一次性收入对经济循环的作用。

老百姓用自己挣的钱进行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很低，而政府发放几万亿元的通用消费券，不是“打水漂”，而是百分之百转为了消费。不过前提是，政府筹集到足够规模的资金。若仅有一两千亿，效果并不明显。

南风窗：那么，多大力度的补贴才算合理呢？资金的规模怎么衡量？

滕泰：考虑到扩大内需的迫切性，最少1.5万亿元的补贴，人均才能达到约1000元。如果重点补贴中低收入者，效果则更大，每人补贴2000元，那么大约需要3万亿元的资金规模。按照3倍的乘数效应计算，3万亿元消费补贴会带来将近10万亿元的经济增加。

从货币方面打开空间、解放思想

南风窗：除了发钱，还有什么方式？

滕泰：增加财产性收入。它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仅次于一次性消费补贴。

人们买的房子价格涨了，人们投的股票价值涨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自然就会增强。所以，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专项行动都明确提出，要稳住楼市、股市，实际上就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放眼全球消费旺盛的地方，其股市正是呈现出上涨的趋势。怎么促进股市繁荣呢？货币政策应该发挥主要作用。

南风窗：谈及财产性收入，多是指楼市、股市，但这类收入主要是针对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对于广大的低收入群体，有什么渠道可以拓宽他们的收入？

滕泰：提高中国人的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对消费也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一般公共预算中用于养老的支出仅占3%左右，即便加上社保基金的支出，两者合计也不足10%。这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美国约18%、日本超20%、欧洲国家在20%到30%之间。

因此，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的比例，从而增加我国社保覆盖水平。比如，再增加划转5%—10%的国有股权到社保基金，筹集5万亿至10万亿元资金，确保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能达到500元至1000元，他们还会因为担忧养老问题而不敢消费吗？

南风窗：刚才提到，要做到这些，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连续实施了14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怎么理解？

滕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从总量上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资扩张，中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如今，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峰阶段过后，拉动经济增长不能再继续依靠投资，而是要投资与消费并重，并且更加重视消费。那么，货币政策亟需从总量上解放思想，也需对传导机制作相应的深化改革。

促消费，货币政策应该发力，且其发力的目标顺序应当是，把利率、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资产市场价格等影响国内经济全局的经济指标，放在汇率等外部指标前面。

要知道，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汇率影响的只是少数进出口部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为了保经济增长而牺牲汇率，日本就是参考，汇率贬值越多，消费越旺盛，甚至各国人都争相去日本消费，连巴菲特都去日本投资。

另一个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观念是认为，降息会影响银行利差，进而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增加金融风险。由于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较高，银行体系的安全性自然非常重要，但确保银行体系安全，不等于要保证银行的利差收入和盈利。

在几百年的全球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会在经济衰退时为了保住银行盈利而牺牲经济。当各行各业盈利下降时，商业银行的盈利下降甚至亏损都是正常现象，等经济复苏后，银行自然会盈利。

对当前中国经济而言，如果我们在降息方面打开空间，比如降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就会增加1.5万亿元、家庭部门的利息支出就会减少8000亿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成本也会减少1万亿元以上……这时的货币政策是不是就推动了“政府培育消费，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扩大投资”的良性经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