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恶战，白宫推国会上前

在特朗普自吹自擂的“新政百日”前后，国会共和党领袖一方面试图通过“2025年预算协调法案”，将减税与财政节流措施长期化，另一方面悄然搁置了旨在限制总统关税权的跨党派提案《2025贸易审查法案》，为白宫滥用“关税武器”大开绿灯。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共和党在财政与贸易政策上对总统的“双线袒护”。

而在内政方面，联邦最高法院近期一系列裁决，正在重新定义行政权力的边界，也暴露司法体系内部日益加深的意识形态裂痕。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中，同时上演的国家安全系统震荡、司法信任危机和国会弹劾法官行动，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共同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面临深层危机的多重表征。

当短期司法胜利遭遇长期经济阵痛，这场平衡游戏能否持续，仍是悬在白宫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司法天平右倾与权力重塑

2025年4月，从批准援引18世纪 《外国敌人法》驱逐非法移民，到支持解雇联邦试用期雇员，再到为教育部削减DEI（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经费开绿灯，联邦最高法院这些5比4的裁决，标志着“行政国家”理念在司法层面的确立。

三大司法案例中，最吸引媒体眼球的，是围绕《外国敌人法》的司法拉锯战，一度指向了特朗普政府涉嫌违抗法庭裁决。

1798年《外国敌人法》历史上仅在二战期间用于拘禁日裔、意裔和德裔移民。特朗普政府将其应用于和平时期，指控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对美国发动“非常规战争”，从而为快速驱逐程序找来法律依据。

2025年3月15日，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签发临时禁令阻止驱逐行动，但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架载有238名委内瑞拉男子的航班，仍在禁令下达后继续执行任务，将被驱逐者送往萨尔瓦多关押。政府律师辩称航班已在国际水域上空，法官的“口头命令”没有法律效力。

4月7日，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撤销了博斯伯格的禁令，允许政府继续执行驱逐。保守派多数意见认为，总统在认定“外国敌人”方面拥有广泛裁量权，仅对程序作出有限限制—要求给予被驱逐者“合理时间”申诉，并将相关诉讼管辖地限定在保守派占优的得克萨斯州。自由派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在反对意见中尖锐指出，这一裁决“奖励了政府躲避司法评估的行为”，使个人挑战驱逐令变得异常困难。

法理争议的核心在于对“战时权力”的扩张解释。正如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所质疑的，将街头帮派活动等同于“非常规战争”，实质上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宪法界限。而将诉讼管辖地限定在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全美最保守的上诉法院之一）的裁决，则暴露出最高法院对“法院选购”的默许—这一做法通常是被司法系统批评的。

与驱逐帮派移民官司并行的，是另一场关乎联邦政府权力重组的司法较量—大规模解雇试用期公务员的合法性争议。

特朗普政府通过“政府效率部”推动联邦机构精简。截至2025年2月底，已有约10万名联邦雇员被解雇或接受“买断”计划。

这一政策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遭遇重挫。法官威廉·阿尔苏普3月初发布初步禁令，裁定美国人事管理局“非法削减”联邦机构员工，命令六个部门重新雇佣1.6万名被解雇的试用期员工。阿尔苏普法官在裁决中指出，政府的行为违反了保护公务员的既有法律框架，将目标对准缺乏申诉渠道的试用期员工尤其不公。

特朗普政府的回应体现了其对“一元化行政”理论的坚持，司法部在向最高法院提交的紧急上诉中辩称，联邦地区法院已成为行政部门人事决策的“全能监督者”，这造成了“持续的、无法修复的伤害”。4月8日，最高法院批准联邦政府请求，暂停执行阿尔苏普法官的重新雇佣命令，实质上认可了总统在联邦人事管理方面的广泛裁量权。

第三大司法案例，其实最高法院判得最早（4月4日），但因为案情只涉及向八个州发放的2.5亿美元联邦教育部拨款，往往被人忽视。

这笔教育经费被砍的原因，是它属于DEI项目。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接受了白宫关于DEI项目构成“逆向歧视”或“意识形态灌输”的论点，同样以5比4的投票结果，裁定支持削减DEI经费。

纵观这一系列裁决，可见最高法院对于联邦行政权的一再纵容。这种转变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保守派大法官对于古老法律的扩张性解释—这种“活宪法”的适用方式，曾被认为是自由派的法律解释方法；对下级法院审查权的限制—无论是将移民案件限定在得克萨斯州审理，还是暂停联邦法官对人事决策的干预，最高法院都在压缩下级法院制约白宫的空间；对行政效率的优先考虑—强调过度司法干预会阻碍政府运作。

上述三大司法案例，不啻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议程提供了司法背书。这种“政策通过裁决”的模式，绕过了国会立法的繁琐程序，实现了快速的政策转向。行政权的扩张与司法自我约束的结合，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司法批准的行政至上主义”。

如今，保守派庆祝“终于有了一个能制约激进法官的最高法院”。这种司法右倾趋势，还可能随着新的大法官被任命而持续强化。随着法律与政治的边界日益模糊，美国最高法院的白色大理石殿堂不再是远离党争的圣殿，而越来越像政治斗争的延伸战场。

国会弹劾法官，刚刚开始

近期美国政治的动荡，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的“群聊泄密”事件引发的清洗风暴，到司法系统中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与法官协会的有争议关系，再到国会针对博斯伯格法官的弹劾程序，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实则共同勾勒出一幅美国政治与司法体系面临深层危机的图景。

2025年3月，一场被称为“群聊泄密门”的事件震撼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虽然后来查明，这是一起因苹果手机通讯录功能错误（把国安会发言人布赖恩·休斯转发的“记者采访函”中留的电话，当成布赖恩·休斯的新电话号码，推荐给了国安顾问华尔兹顺手保存）导致的意外事件，但据《政治报》后续报道，华尔兹的团队在“信号”上至少创建了20个类似的群聊，涉及亚洲、欧洲、中东、非洲以及乌克兰等多个敏感议题。

“群聊泄密门”余波未平，美国国安系统又迎来一场更剧烈的人事地震。4月3日深夜，特朗普突然宣布解雇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蒂莫西·霍与副局长温迪·诺布尔，以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6名成员。

这一系列解职行动，与一位名为劳拉·卢默的极右翼人物密切相关。卢默曾声称“9·11”恐袭是“内鬼所为”。她两次在佛罗里达州竞选国会众议员均未成功，却通过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4月2日她走进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并敦促特朗普清除那些她认为对特朗普不够忠诚的工作人员。

卢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指责美国国安局和国安会的某些人，曾在拜登和奥巴马政府中工作过，或者曾为特朗普的批评者工作过，是保护拜登小儿子亨特的“左翼奸细”。她特别针对霍将军，指出霍是由特朗普认定的“叛国者”、美军参联会前主席马克·米利亲自挑选的。卢默甚至把矛头指向华尔兹的副手、华裔黄之瀚，认为后者的妻子在民主党执政时没有辞去公职，还参与了审判国会山骚乱的被捕者，有里通民主党嫌疑。

在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经历剧烈震荡的同时，司法系统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其核心围绕着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与诺曼·艾森及美国法官协会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诺曼·艾森作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伦理律师和后来特朗普弹劾案中的众议院代理人，与美国法官协会—这一代表联邦法官的专业组织—的密切往来，特别是在涉及敏感政治案件时的互动，被保守派批评人士视为司法系统“政治化”的证据。

法官协会的领导层中，民主党任命的法官比例明显偏高。争议的核心在于，艾森被指控利用其与法官协会的关系，试图影响司法任命程序和特定案件的审理方向。保守派媒体曝光的电子邮件和会议记录显示，艾森与法官协会领导层定期会面，讨论的内容包括法官提名、司法改革议程甚至特定案件的审理策略。

而罗伯茨大法官作为首席大法官，与艾森等人的私人友谊和职业往来—包括共同参与司法改革项目和频繁的法律研讨会—使其难以完全摆脱政治化的指控。特别引发争议的是，在几起关键案件的审理前夕，罗伯茨被曝与艾森有过私下交流，尽管双方都坚称讨论内容不涉及具体案件。

面对日益增长的批评声浪，罗伯茨大法官和法官协会领导层试图通过加强透明度和伦理准则来应对危机。然而，批评者呼吁更彻底的改革，包括重组法官协会领导层、建立更严格的“防火墙”隔离司法与政治等。

如果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中立性失去信心，政治冲突的解决将更加依赖纯粹的权力斗争。这正是国会拟弹劾法官博斯伯格的大背景。

围绕联邦法官博斯伯格的争议，并非始于《外国敌人法》官司。作为奥巴马任命的首都联邦法官，他在2024年审理的一起涉及特朗普的商业案件中，不仅驳回了特朗普团队提出的多项动议，还在法庭意见中使用了被共和党人认为“带有明显偏见”的语言。案件审理期间，他还被曝与民主党重量级人物有过多次会面。

弹劾程序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正式启动。博斯伯格被指控未能回避存在明显利益冲突的案件，在法庭外进行不当政治活动损害司法公正形象，故意拖延关键案件的审理进程以达到政治目的。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初步调查，并举行了多场听证会，已准备就弹劾条款进行投票，这将是正式启动全院弹劾表决前的最后一步。

当然，即使弹劾条款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要在参议院获得定罪和免职所需的2/3多数，也几乎不可能。从政治策略角度看，共和党期望通过弹劾威胁，塑造一个更加顺从的司法系统。民主党则试图将弹劾案塑造为共和党“破坏民主制度”的又一例证。

这场弹劾争议，反映了美国政治极化已渗透到司法领域。近年来，两党都越来越不掩饰将司法任命和司法监督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做法。博斯伯格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共和党更广泛的“司法问责”运动的一部分。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正在审查其他几位联邦法官的行为，不排除发起更多弹劾程序的可能性。

看来，联邦最高法院屡屡为新政府的“歪点子”开绿灯，阴谋论者怂恿制造人事地震，国会酝酿弹劾法官，都指向同一个趋势：美国的治理模式正在雪崩中被重新打造。

只是，权力空前膨胀的白宫距离跌入一意孤行的深渊，又会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