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4年迎来扩容，碳市场怎么样了

10年前，2015年11月30日，法国巴黎北部市郊布尔歇展览中心。

来自195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团，全球近2000个非政府组织，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聚集到了一起。他们反复讨论、协商，整理了一份长达48页的协议草案。

会议原定在12月11日结束。但最终，在延期超过24小时的12月12日19时26分，大会主席法比尤斯举起一把绿色小锤，宣告一个里程碑式的协定诞生—《巴黎协定》。

这是一次漫长的拉锯，要在大国博弈间权衡减排责任、资金支持等多个关键议题，但大家目标一致，要寻找出一种最优的解法，来守护地球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人类史上最具团结精神的瞬间之一。

《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然而，《2024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去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的1850年至1900年间平均气温高1.55摄氏度。

冰川消融、海洋环境恶化、极端灾害频发……科学警报频传之下，国际合作却面临波折。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并决定退出《巴黎协定》。

气候危机的解决，是一个涉及人类生存底线的问题。更多国家还在持续行动，中国也在行动。

2020年9月，中国提出“3060”目标，即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承诺，中国作出了系统性部署。

2021年，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气候政策工具上线—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这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提出的三个灵活的减排机制之一。全国碳交易市场运行4年来，全口径电力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了8.78%，减排成本降低约350亿元。

今年3月26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工作方案》，标志着碳交易市场正式实施扩围。

生态环境部发文称，（扩围工作）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碳减排激励约束机制新局面。此外，在监管层面，中国针对引导企业做ESG信息披露的要求愈加规范。

当气候危机、经济震荡和国际局势混乱同时发生，越来越多信号，都迫使我们再次认真思考，如何在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更好地理解双碳目标。碳交易运行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普通人，又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为此，南风窗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中财绿指首席经济学家施懿宸教授。施懿宸指出，碳市场是“金融市场”。“双碳”目标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够驱动经济发展、催生绿色新动力，也将通过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及其他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激活金融市场的潜力。

碳市场机制

南风窗：当前，企业的碳排放配额如何确定？地方怎么确保碳排放配额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施懿宸：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在气候大会决定的，然后生态环境部会针对管辖的8大高耗能行业下达控排任务。

简单来说，有两种分配配额的方法，一种叫行业基准法，参照国际行业排放标准，当作排放因子的参数，再去发放配额，但国内多数企业尚未达标；第二种叫历史强度法，就是拿过去它的排放来做基准。

一般来说，行业基准法更先进，但国内多数企业没有达到国际标准。如果拿历史基准的话，也会拿我们自己的历史基准来定。

另一个核心问题在于“确权”。全国碳市场由生态环境部监管，有法律支撑。但部分地方缺乏立法基础，若发放配额以后，企业拒绝履约，地方政府实际上难以追责。

南风窗：配额分配机制从“免费发放”逐步转向“有偿拍卖”，为什么要这样做？

施懿宸：欧洲也在从免费变成有偿拍卖。因为免费实际上不是市场机制，有些行业具有周期性，最近这一两年可能有些行业营业收入都在衰退，本来排放就会减少，会出现碳排放配额用不完的情况。转成有偿拍卖的话，价格机制就活起来了。但前提是不能一下子就要求企业负担太多成本。

南风窗：当前全国碳市场已形成“目标设定—核算核查—交易调控”闭环，但企业普遍反映数据核算成本较高。你认为，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提升碳排放数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

施懿宸：AI技术可以解决，但还是需要有一些第三方来核实数据的真实性。企业不一定会愿意。因为首先，这需要装感应器来收集数据，企业可能会不愿意，觉得内部数据具有敏感性，第二是装设备需要增加成本。

南风窗：中国在加速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政策层面如何协调碳市场与能耗管控、绿电交易等机制的关系？

施懿宸：2021年之后，我们经历了一段经济复苏时期，当时的电是不够用的，到10月份，北方要供暖，国网优先提供民生用电，后来才渐渐发现，其实能耗双控会影响到经济发展，才改成碳排放双控。

碳排放双控依然可以用电，但可以用清洁能源。这本质还是从生产环节上来把控碳排放，而不是从用途角度。2030年的碳达峰到来前，我们要争取把碳排放的效率提高、强度降低。例如钢铁企业可通过绿电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兼顾发展与减排。

南风窗：中西部高耗能省份与东部金融中心在碳市场参与度方面是否有差异？

施懿宸：这里面要先定义一下，什么才是高耗能省份？西部比如四川，其实会吸引很多数据中心，因为它有水利，那是清洁能源。新疆则是因光伏电力无法远距离传输，转而将光伏发电制成氢气，通过管道输送至东部发电。所以，区域间确实会存在一定差异。

改变与挑战

南风窗：行业扩容，对市场流动性和企业履约压力有何影响？

施懿宸：首先，扩容可以让交易量增加，这是好事。但问题是，交易量流动性越大，履约的压力就变小，因为总量比较大。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回到金融机构无法直接交易碳配额。如果今天把碳权当抵押物去跟银行做融资，这是没办法的。例如，企业违约，银行没有办法快速变现碳配额，托管和司法拍卖成本也过高。

南风窗：去年底《巴黎协定》第6.4条正式通过，指出要构建全球碳市场与国际减排合作的核心机制，那么中国碳市场如何与国际碳交易规则对接？

施懿宸：其实，全球碳市场还不具备真正启动的能力。第一是碳配额怎么定？我们和欧洲要怎么确定彼此的碳配额？要用什么机制，设立什么委员会？尤其现在国际间的碳排放因子不一样，如果用欧盟碳关税（CBAM）的标准，我们的企业就会觉得过高。

最重要的还有系统，我们自己的交易系统还没完全统一，那么欧盟、韩国等的系统，又要怎么做到统一呢？所以《巴黎协定》第6.4条起到的是“宣誓意义”。

南风窗：普通人能否通过林业碳汇等项目参与碳交易？

施懿宸：目前个人无法直接参与交易所交易，可以通过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等场外方式间接获益。但我在很多访问中提到过，碳市场要具有金融属性，要让它流动起来。价格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可以让企业意识到，如果不减排，可能成本就会变高。

南风窗：你提出“碳市场本质是金融市场”，并强调交易机制的重要性。当前全国碳市场仍以现货交易为主，你认为推出碳期货、碳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品的核心障碍是什么？

施懿宸：我不是说碳市场的本质是金融市场，而是它必须是金融市场，这样才能有价格传导机制。要让那些减排比较好的企业获益，减排比较差的得到处罚。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就是资源配置，风险定价跟价格传导。至于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底层资产，没办法去做。它不在目录里面，手上没有碳权。

南风窗：部分企业通过投资碳管理技术、构建绿色供应链实现减排增效。哪些行业或技术路径将成为2025年的减排亮点？

施懿宸：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必须愿意把供应链的排放都做核查。做“碳中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碳汇，两年前，有企业在业绩报告里说实现碳中和，其实是因为它买了200多万的碳汇，这是没意义的。

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要碳盘查，第二个是碳减排，第三个是碳中和，也就是碳抵消。所以最重要就是首先要核实，知道自己排放多少，然后找到减排路径去做减排，减到不能减，才用碳汇去做中和、去做抵消。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负碳捕捉技术，碳已经排放了，但是可以把它抓回来，持久封存或转化为稳定形式。但现在成本太高，只有石油行业在做。因为石油行业把它抓回来，封存以后，可以让石油的浓度提高。

消费者责任

南风窗：随着双碳目标的不断临近，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都在探索ESG实践，政府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管理也不断完善。这对普通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施懿宸：绿色、低碳，最后买单的落脚点一定是消费者。比尔·盖茨的那本书（注：《气候经济与未来》），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绿色溢价。

在现阶段，“绿色”的东西是比较贵的。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反对ESG，以及拿掉拜登政府过去出台的一些补贴，因为他也认为绿色是有溢价的。

企业，或者说生产端，现阶段在生产绿色低碳产品的时候，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如果社会大众不愿意去买这类产品，那企业花了这么多的研发费用去提升生产工艺，却没办法带来收益。

长期而言，企业可能只愿意满足最低的监管要求，而不愿意再多提供一些更绿色低碳的产品，因为消费者并不买单。

所以消费者要鼓励做绿色低碳的厂商，以及生产流程里注重减排的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企业ESG的披露，还有碳排放的披露，要让社会大众知道。

南风窗：那普通人要怎样做？

施懿宸：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去买绿色产品，会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当需求量上涨，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都会下降，价格降低的成本优势可以反馈给消费者，绿色溢价也就越来越低了，甚至慢慢地就没有了。

举个外卖包装盒的例子。现在上海有些餐厅会让消费者选纸盒或塑料盒。选纸盒要多付5块钱溢价，有人觉得环保值这5块就选纸盒，但更多人还是选免费的塑料盒。所以一些企业，比如蚂蚁森林才要把这些行为都变成能量球，让大家直观看到减排影响。

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都跟绿色低碳有关。我们是需求端，而厂商是供给端，如果供给端在做节能减排，只有得到消费者的偏好，从而变成一种消费行为的时候，厂商才会得到激励，监管就不需要费太大劲了。

但现在市场上没有真正流行绿色低碳消费行为，现在真正激励到的，也只有绿色金融，即企业在做绿色低碳的时候，融资成本比较低。因此，还是通过监管的力量在推动。

另外就是要求企业的碳排放不能超过政府的配额，否则就要去买，去交易，这样就会增加成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励企业往绿色低碳发展。

但是如果消费者尽更多的责任，政府跟监管就不用花这么多力气，而且市场需求推动的效果也会更好。

南风窗：为什么消费者不愿意尽这个责任？从经济学角度如何考量？

施懿宸：这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名词—“Free-Rider”—搭便车。人们觉得，减排别人减就好，反正我也只是一个小分子，我的能力有限，他不愿意付成本，由别人来付。

这会产生“负外部性”（注：指经济活动中未通过价格反映的、对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方造成的成本或损害）的问题。

讲绿色低碳大家都说好，非常支持，但是到了消费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从经济决策中解释这一行为，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就会考量自己的收入、能负担的绿色溢价。

还有一点很重要，通常在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绿色低碳推得比较顺，因为收入增加了，大家负担得起。而反之，绿色跟ESG就会受到阻碍，所以厂商也裹足不前。这就是经济学说的“负的外部性”会让市场机制失灵，监管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些政策出来。

南风窗：那么企业方还会存在什么问题？

施懿宸：现在开始在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漂绿”（企业或组织通过虚假或夸大的环保宣传，误导公众相信其环保实践，而实际行为与宣传不符）。

如果“漂绿”，消费者就不会再相信这个产品真的是绿色低碳，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但它的标准实际上还没出，没有一个明确的“标识”。这是需要解决的痛点，信息披露是关键。

南风窗：你觉得我们能否顺利完成“3060”的目标？

施懿宸：真正难的点在2030年之后，碳达峰不是个难事，碳中和才是难事。现在还有些企业不太上心的原因在这里，真的压力是在2030年之后，那时候总量必须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