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法医知道的身体秘密

医学人文既是关于身体的医学探幽，也是面向生命的人文观照，它在科学与艺术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七种死亡：只有法医知道的身体秘密》便是这样的医学人文类著作。作者谢泼德，英国著名法医，在书中回顾了职业生涯里令人难忘的案件。“每一次解剖就是一次解谜，作品的每一章犹如一个精巧的侦探故事。”谢泼德努力寻找逝者的死因，也在无意中还原了他们生前的轨迹，于是医学知识与生存状态结合，血肉肌理不再只是医学名词，它也塑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物面相。

前言

父亲弥留之际，我轻轻攥住他的手。他那忙碌的手指已经变得如此纤瘦，现在又如此沉静。这样触碰着他，我感觉如此陌生。母亲在我九岁时就去世了，我的父亲从此也成了我的母亲。我深爱着他，经常蜷在他的大腿上，仿佛我是一个长着长腿的小孩。但我们并不是善于表达感情的家人。此刻，他那只柔软、温暖的手，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我们作为战后的一代，与我们父辈那一代非常不同。抚育他们的人在维多利亚时代度过少年，而他们自己受到一战的冲击，成长于全球大萧条时代，活跃于二战。他们当然与婴儿潮一代不一样。我们这代人拥有一切。

我注视着他的身体。父亲靠在枕头上，眼睛闭着，胸膛缓慢而有节奏地上下起伏。我知道这种节奏很快会停止。我想到了他一生的处世方式，他的所有行为都彰显了人性和对他人的尊重。他生活平静，小胜即安。我想到了他的嗜好。他从广播里录下音乐，然后用会计的风格把磁带整理得井然有序，这一点尤其让人喜欢。我想到了他那含蓄而毋庸置疑的爱，我们离开家后，他会给我们发家庭简讯，在周日给我们打电话。我想到了我们即将过上没有他的日子，那一定十分难熬。

我向他道别。我告诉他，他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父亲，他对我们的关怀会让去世已久的母亲多么自豪。但我没有说我爱他。他心里知道。对他们那代人来说，心知肚明比亲耳听到更让人自在。我开车离开临终关怀医院。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是9月的一个晴天。我看到了美丽的德文郡的秋天，尽管我的眼里还有泪水。我任凭眼泪淌下。当死神要带走所爱之人，我们免不了会这样。除了啜泣，还能做什么呢？

我回到伦敦，埋头于法庭案件和验尸；而我的哥哥回到德文郡，整日守在床边。那周稍晚些时候，电话铃响了。不知怎么地，我知道电话那头是谁，也知道那个声音会带来什么消息。

父亲走得很安详，没有波澜地结束了一生。当然，住院医师处理得很好。没有痛苦，我哥哥就守在旁边。在最后几天时间里，父亲见到了我们所有人，我们爱他，过上了他辛苦为我们营造的稳定生活，这让他安心。他终于可以迈出人生旅途的最后一步，而不需要担心身后的事。父亲是无神论者，但他总是相信，也总是希望，有一天能与我的母亲团聚。现在，他接受了此刻就是死期。他悄然逝去。

接完电话，我坐在办公桌前。只感到一种全新的麻木，这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麻木。

我的面前摊开了一份文件。那是一桩谋杀案的文件。照片散落在办公桌上，向我展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终点。我的工作是验尸，对于我遇到的绝大多数人，死亡来得太早，而且往往不平静。我太容易忘记，父亲那种甜蜜的离别才是常态。

葬礼后的第二天，我就回去工作了，开始处理其他类型的死亡。

一

我认为30岁是放纵的年龄。我们已经丢掉了青春期的愚蠢，但仍然享受着青春期的蓬勃。这个时期很少有自然死亡的风险，因此，杀死这个群体的多是极端的行为。

30多岁的人往往会开始组建家庭，购置房屋，承担巨大的财务负担，事业衰颓或逐渐发展——也许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力，一些人因此会走上极端，从而无法活到40岁。但还有一些人，他们在20多岁时偶尔的鲁莽行为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而且，为了保持吸引力，这种习惯也许已经变得更加极端。

加雷思·威廉斯在2010年去世的时候，即将满32岁。他非常聪明，为情报部门工作，因此，许多真实的或虚构的秘密萦绕着他的死亡，在这桩被称为“包中间谍”的案件里，大量的阴谋论得以生根发芽。

加雷思来自威尔士的一个小岛安格尔西岛，岛上的人际关系很紧密。他的家庭似乎也非常亲密。很明显，加雷思从小就是一个数学天才。他在10岁时通过了普通程度考试，17岁从班戈大学毕业，获得一等荣誉学位。第二年，他获得了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他很快被政府通信总部1录用，这是一个位于切尔滕纳姆的监听和翻译中心，为英国政府提供安全情报。

加雷思体型瘦小，但很强壮。他很喜欢骑自行车，喜欢攀岩和远足，但在户外活动结束之后，他不会跟其他的攀岩者或远足者一起喝酒。他喜欢音乐和艺术。他最近参观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格蕾丝·凯利展。他的朋友很少。在死因调查中，他的姐姐说，加雷思对朋友很挑剔，是个不合群的人，特别安静、内向，几乎没有社交。

当然，从很小的时候起，加雷思就表现出很不寻常的学习能力，他跳级跟比他大得多的孩子一起学习。这不可能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他那时已经学会了低调行事。无论他的内心有怎样的想法或感受，性格报告表明他很少分享这些。

大约三年前，他还在切尔滕纳姆工作。有一天晚上，加雷思的女房东被他的呼救声惊醒，房东及其丈夫跑过去帮他。他们发现，他的手腕被绑在床柱上，现在已经无力挣脱。绑住他的是布料而不是绳子或手铐（布料深深地割伤了他的皮肤）。

他们为加雷思松绑。他解释说，他在做一项实验，看看自己能否挣脱。虽然他的工作性质很特殊，但房东并不相信他：他们认为这是一起性爱事件。加雷思保证不再尝试如此危险的事情。

2009年4月，他从切尔滕纳姆搬到伦敦，被借调到秘密情报局工作，为期三年。他对自己的新工作满怀希望，但很快就变得不开心了。在死因调查中，他的姐姐（他和姐姐的关系似乎最亲密）说他不适应秘密情报局的那种“炫酷”或“飙车”的文化。有迹象表明，存在不愉快的办公室政治。

安全部门的陈述没有提及加雷思·威廉斯的具体工作。据说，他是一名密码学家。据报道，他在政府通信总部工作时，其所在的团队因密码学工作而获得了重大奖励。当他转到秘密情报局时，他能否成为一名“间谍”？根据许多报道，他是一名黑客专家，但他现在的工作也许并不完全局限于电脑屏幕：在加雷思的死因调查中，秘密情报局的一位不具名的证人告诉验尸官，加雷思一直在“行动”，与两名卧底特工共事。

但在伦敦只待了一年左右，加雷思就说服了他的老板，让他回到切尔滕纳姆。和很多时候一样，他的死亡发生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他正准备在大约一周内离开伦敦：他的公寓非常整洁，已经有认真打包的迹象。而就在一周前，他刚从美国西部出差回来。

同事在完成工作后就飞回了家，但加雷思把这次出差延长为一个假期。我们不知道他这段时间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他似乎有一份巨额的信用卡账单。我相信，除了他的老板，没有人见过这份账单，我也不知道钱是怎么花的。但秘密情报局付清了账单，在死因调查中，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加雷思支付了一位同事的酒店费用。只要你了解大型组织的运作方式并曾经试图为他人申请费用，就会觉得这种解释不可思议。

加雷思于8月11日从美国返回。从那时起，一直到8月15日，他的行动几乎没有记录，或者没有被披露。然而，监控录像显示他于8月13日出现在Bistroteque俱乐部。这是伦敦东部的一家歌舞厅，隶属于一个时尚的仓储装潢风格饭店。乔尼·伍是一位放浪不羁的艺术家，他是喜剧演员、表演者、变装皇后，经常在这个被称为“变装帐篷”的地方表演。加雷思没有待到很晚：他在午夜前就回家了，监控录像似乎能证明他是独自在家。

8月15日，他去购物。监控拍到他穿着与前一天相同的衣服，红色T恤和卡其裤。在这一天的23点30分，他的一部手机的数据被清除了——被恢复为出厂设置。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别人远程操作，还是加雷思自己操作的。

周一，8月16日，他本应该在调回切尔滕纳姆之前最后一次去秘密情报局上班。但他没有出现。没有人调查他为什么旷工，这似乎说明了一切。他的公寓位于皮姆利科，是安全部门的“安全屋”，另一名准备在他离开后搬进去的特工，按计划在当晚19点来查看这所房屋。没有人应门。第二天，周二，他试着给加雷思打电话。没有人接电话。显然也没有后续行动。

几乎一周后，加雷思的姐姐在周一的上午给政府通信总部打电话，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加雷思的消息，她很担心。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政府通信总部的人就报了警。当然，在秘密情报局，似乎没有人对加雷思的缺勤感兴趣，没有人报警。加雷思的缺勤与他的尸体最终被发现，这中间有很长的时间间隔，后来验尸官和加雷思的家人都对此表示强烈的批评。之后，秘密情报局的负责人才为他们没有表现出关心而道歉。

在加雷思被报告失踪之后大约45分钟，警察约翰·加拉格尔来到公寓。他首先注意到的是灯还亮着。其次是有一顶女性的假发，修长、明亮、红得不自然的假发，挂在厨房的椅背上。

公寓井然有序，没有非法闯入的迹象。楼上空置的卧室里整齐地堆放着毛巾和旅行包，表明有人正在打包行李。主卧室里整齐地摆放着几件衣服。有点凌乱的是，一件浴袍和床单散落在地板上。

加拉格尔警官打开卧室里的浴室门。浴室没有窗户，灯也关着。有一股很强烈也非常难闻的气味。房间里很热，奇怪的是，在8月份，中央供暖系统却被调到了高位。浴缸里有一个很大的红色的“北面”牌旅行包。拉链用挂锁锁住。

他试着提起旅行包，但只能移动大约7英寸。他注意到，一些深色的、恶臭难闻的液体正在从里面渗出。这时，加拉格尔警官打电话请求支援。

包里装着的是加雷思·威廉斯的尸体，全身赤裸，已经开始分解。他以胎儿的姿势仰卧在地，双膝跪在胸前，双臂交叉抱着。钥匙就在包里面，压在他的身下，两把钥匙都在一个钥匙圈上。后来，人们确定这些钥匙是制造商提供的挂锁的钥匙。

我是第三个给加雷思验尸的病理学家，在他死后一个月。我能确定，没有任何颈部受伤的迹象，也没有物体穿透他的身体。事实上，没有潜在的致命创伤的证据。左前臂有一块瘀伤。两个肘尖都有很明显的擦伤，而且可以认为，他左眼内侧有轻微的擦伤。他的死因似乎不是自然的疾病。

第一位病理学家本·斯威夫特要求做毒理学检测，他在加雷思的肝脏中发现了GHB的证据。GHB是羟丁酸，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约会强奸药物。这一信息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大量的猜测，但事实没有那么简单。在分解的尸体中，GHB是自然存在的物质，毒理学家提醒说，由于它在血液和尿液中的浓度都很低，所以它的存在可以用死后变化来解释。

加雷思的胃里有食物，本·斯威夫特只能通过这种最不可靠的方法来估计死亡时间。仅有的一点证据似乎证实了大家的猜测，即加雷思的死亡时间在8月15日晚上至16日凌晨1点之间。上网记录显示，他在这个时间最后一次浏览时尚和科技网站。

尸体已经发生很大程度的分解，而且没有明显的伤害，所以根本无法确定加雷思的死因。本·斯威夫特将其记录为：无法确定。

同时，第二位病理学家被叫来了。伊恩·考尔德是研究封闭空间内死亡的专家，他确认了本·斯威夫特的所有发现，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验尸官保罗·纳普曼博士采取了不寻常的步骤：让我来第三次验尸。也许是因为当时媒体普遍认为加雷思·威廉斯是被离奇谋杀的。

我仔细检查了加雷思的尸体。我同意，从简单的病理学角度来看，死因只能定为“无法确定”，因为尸体的分解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但是，判断死因并不仅限于病理学，考虑到整个情况，我觉得可能的死因是窒息——尽管我必须同意，我们不能排除他被毒死的可能性。不同于窒息，毒物的存在意味着媒体十分确信的事情：有第二个人参与。但尸体分解的程度严重限制了毒理学家识别毒物的能力。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只能说没有发现毒物，同时不能排除毒物的存在。如果按照较低的证据标准，即根据盖然性权衡，我们可以接受没有毒物的说法。但我们是否可以依据更高标准的事实，即排除合理怀疑来确定这一点？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