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价的器官：跨国人体贩卖

| 跨国贩卖器官 |

他们趁夜赶路，感觉好像走了好几个小时，实际却不得而知。尤纳斯被蒙上了眼睛，服下安眠药后一直昏昏沉沉。他不确定自己身在何处，但车停下来时，他闻到空气中有股咸味。他听到车上的另一人阿里摇下车窗，点了一支烟。司机仍坐在车上，呼吸粗重。沉默了几分钟后，尤纳斯听到“叮”的一声，有人的手机收到了信息。

尤纳斯身旁的门打开了，两名男子押着他走进一栋楼。他们摘下他的眼罩，三人走过一条长廊，下楼到了地下室。尤纳斯走入一间房，看到一个穿蓝色手术服的男子，正在和带他来的掮客阿里交谈。他猜这个男人就是主刀医生。没等尤纳斯发问，他就被带到另一间房，有人让他换上手术服，等医护人员备好麻醉剂。等待的时候，尤纳斯想到了远在非洲厄立特里亚的父母、应召入伍的弟弟和注定要被奴役一生的姊妹。他希望自己的牺牲能帮到他们。医护人员走了进来。针头刺入他的手臂，眼前的灯光归于黑暗。

尤纳斯曾先后三次偷渡欧洲，但每次都被扣留，不得不支付高额赎金才获释。他穷困潦倒，早已债台高筑，只得在开罗借贷。还债的压力越来越大，债主扬言要讨债，甚至不惜诉诸暴力。而他还急于寄钱给厄立特里亚的家人。深陷债务漩涡，尤纳斯只能出卖自己唯一值钱的东西：肾。

据估计，全球大约有10%的移植器官来自非法渠道。巴基斯坦、埃及、孟加拉国、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等国是器官贩卖的中心，但器官交易是跨国运作的。

黑市供应的器官包括肾脏、眼角膜和肝叶。肾脏的需求持续走高，部分原因是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症这类所谓的“富贵病”泛滥，导致肾衰竭加剧。英国肾脏护理机构称，近几年，等待肾移植的名单大幅增加。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到海外做移植手术。许多做移植旅游的国家，肾脏都来源于穷人和丧失公民权利的人。

过去十年，我采访过43位因经济所迫卖了肾的人。这些人之所以成为犯罪团伙的目标，大多是因为他们没有稳定的身份，不是在寻求他国庇护，就是难民或无证移民。然而，大多数人拿到的报酬并没有事先说的那么多，有些人甚至分文未得。非法移民和贩卖器官是双重犯罪，因此，他们没资格讲价，也无从确保能如数拿到报酬。由于他们在法律上处于劣势，受到虐待也不太可能向当局告发。

他们没有合法的移民途径，许多人被捕、拘留，乃至遣送回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为此他们不得不卖肾。他们大多不愿进难民营，称那里是“监狱”，是“死亡集中营”，进去就是等死。他们已不再寄希望于联合国难民署。尤纳斯告诉我，与其永远依赖一个漏洞百出的庇护制度，像被囚禁一样，活在监视之下，还不如赌一把，穿越撒哈拉。许多人为了去欧洲申请庇护，倾家荡产，最后成了非法移民，落入社会边缘，遭受各式各样的压榨。

供应器官的非法网络需要和医生紧密合作。掮客负责协商费用，备好看似正式的文件，证明这是知情同意的无私捐献。掮客在病患与贫弱的“捐赠者”之间牵线搭桥，也与医疗人员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而要是没有为了牟利而实施非法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器官买卖将不复存在。

2023年3月，英国审理了首例器官贩卖案。一名尼日利亚的政客及其妻子，还有涉案掮客均被判有罪。他们密谋将一名男子从拉各斯带到英国，移植他的肾脏。法官在宣判时说：“跨国贩卖人口摘取器官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它将人及其身体部位视作可交易的商品。这种交易靠的是蚕食人类的贫困、苦难和绝望。”

| 青年走投无路 |

尤纳斯14岁时在厄立特里亚应召入伍。他进入萨瓦国防训练中心接受教育培训，那是个庞大的军事综合体，出了名的纪律严格，动辄体罚，还会强制劳动。

2012年9月的一个晚上，尤纳斯逃走了。他家人付钱给偷渡的蛇头，让蛇头带尤纳斯越境去苏丹。有辆卡车在营地另一头等他，尤纳斯必须躲着探照灯，匍匐穿越铁丝栏。他知道一旦被抓，就会被枪毙。到了边境，尤纳斯爬上了另一辆卡车，前往苏丹首都喀土穆。喀土穆的姊妹城镇恩图曼就在尼罗河对岸，尤纳斯在那儿被转给另一名蛇头，据说此人能安排他跨过地中海。

长途跋涉穿越撒哈拉后，尤纳斯最终如约被送至的黎波里郊外的地中海沿岸。2018年4月，他和其他约100名移民一起被塞到了一艘小船上。这些人都来自非洲各地，其中一个毫无航海经验的偷渡客负责驾驶船只。一小时后，引擎熄火了。

小船在海上漂荡，男人、女人、小孩都无助地坐在船上，又渴又累。六小时后，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拦截了这艘船，将他们带回了利比亚。他们皆因企图偷渡欧洲而面临拘留。尤纳斯回忆说，引擎熄火后，大家都以为自己要死了。“但眼瞧海岸警卫队来了，船上有些人倒宁愿一死，”他说，“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要被带去哪里。”

欧盟资助的利比亚移民拘留中心一向臭名远扬。中心对在押人员施以酷刑、骚扰、人身暴力、性剥削和强迫劳动，既不作正式登记，也不委派律师走任何法律程序。尤纳斯从未与联合国难民署或国际移民组织的人交谈过。“我觉得他们的人可能是来看过，但只是走个过场。”

要想摆脱拘留中心的惩戒，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看守行贿。“看守收了钱，就会把你丢在沙漠里，然后你就尽量躲着点，别再被抓。”尤纳斯给了看守数千美元，钱汇到了利比亚的一个银行账户里。获释后，尤纳斯去了开罗。

为买通看守离开利比亚拘留中心，尤纳斯花光了亲友给他的所有钱。一到开罗，他就向放贷人借了几百美元。他当时觉得这只是权宜之计，为了开销他找到工作前的食宿费而已。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尤纳斯还是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知道，要是再不还款，后果不堪设想。“那个讨债的家伙威胁我说，每次逾期不还钱，就要拔我一颗牙。”

| 卖肾换取出路 |

尤纳斯几乎要放弃前往欧洲了，就在这时，他在开罗的集市上遇到了一个自称阿里的苏丹人。阿里说，他知道一个办法，可以让尤纳斯还清所有债务，还保证在一艘从埃及开往意大利的渔船上给尤纳斯留个位置。他告诉尤纳斯可以卖肾，赚一大笔钱，还能救人一命。

尤纳斯很犹豫，“谁会愿意做这种事呢？但我已走投无路。”掮客阿里为人和善，看起来挺实诚，他向尤纳斯允诺，卖肾可得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2万元）。尤纳斯希望用这笔钱还清债务，然后越过地中海。

2018年11月，尤纳斯在亚历山大附近的一家医疗机构接受了手术。“我记得醒来时，脑袋很迷糊。”尤纳斯说。他先是听到了灯泡松动发出的滋滋声。紧接着，疼痛袭来，他感到恐惧、惊慌和愤怒。“我拼命大叫，一心只想离开那里。”

几个小时过去了。门终于开了，一个男人拿着文件夹板走了进来。那人告诉他，阿里很快就来了，到时候他就可以离开了。这个男人给了尤纳斯两片止痛药和一杯水，没等他发问就走了。

阿里来后，只让尤纳斯穿上衣服。他语气冷漠，往日的和善荡然无存。护士拔掉了输液针，两个体格魁梧的男人把尤纳斯带到了车上。接下来两周，尤纳斯都在开罗一间公寓里休养。他受到严密的监视，不得离开公寓，以免有人看到他后报警。

尤纳斯本应得到1万美元，却只拿到了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3万元）的现金。这些钱勉强够他还债，但穿越地中海的偷渡费仍没有着落。尤纳斯去了警局，告发阿里贩卖器官。他讲述自己如何受骗卖了肾时，又一名警官走了进来。这个警官告诉尤纳斯，卖肾是刑事犯罪。他拿出一个笔记本，要求尤纳斯出示证件。尤纳斯在口袋里胡乱摸索着，寻找他明知找不到的证件。

两个警官开玩笑说尤纳斯皮肤黝黑，头发卷曲，看起来不像埃及人。他们说，尤纳斯如果是难民，就应该去找联合国难民署投诉。但他也可能是非法移民。警官提醒尤纳斯，如果他拿不出证件，就可能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尤纳斯开始后悔报警了，他紧张地四下张望。警官轻蔑地笑了笑，让他离开警局。

| 供体招募网络 |

器官买卖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掮客如何能理直气壮地做这些事？我采访过的掮客未必都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错。他们说，要怪也该怪那些知法犯法的医生。掮客大多认为自己无非是提供服务，医疗系统早已腐坏，他们只是供应链上的一环而已。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生意。

2020年2月，我在埃及遇到了哈基姆，他负责在开罗招募供体。2004年3月，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哈基姆看到了招募供体的机会。他找上了喀土穆的蛇头，他们许多人都和苏埃边境的官员有交情。这些掮客开始招揽逃难的流民，他们走投无路就会愿意卖肾。哈基姆说：“他们处境如此艰难，也许几千美元就愿意卖一个肾。在开罗，可没这么便宜。”

放眼全球，黑市的移植费介于2万至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4万到144万元）之间——价格越高，说明医疗和护理条件越好。但“捐献者”拿到的报酬通常只是九牛一毛，具体数额因国家而异。据记载，在菲律宾和哥伦比亚，贫农和债役劳工卖一个肾的价格还不到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相比之下，以色列和土耳其的肾源价格在1万至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2万到14.4万元）之间。

而埃及的肾价在5000至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6万到14.4万元）之间。患者或“移植游客”做肾移植手术的费用则从5万到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6万至72万元）不等，包括旅费和住宿费。价格通常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掮客的一个工作就是负责摸清买家有多少钱，同时确定卖家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没有合法身份的穷人根本没有议价的资格。因此，非法移民成了掮客眼中的肥羊。

该地区爆发的一系列冲突源源不断地将人逼上绝路。哈基姆说，他每周都能找到20到30个卖家。“手术后，这些人会继续前往海岸线，试图过境。”他还说，大多数人其实没能越过地中海。

我问他剥削那些人是否于心有愧。“是，我替他们难过，但我绝对会付钱给他们。有些掮客事先谈好了价格，手术后却玩消失，分文不给。”哈基姆说，“这一行至少有四成都是这种人。”

2020年3月，我在开罗遇到了一个来自苏丹的年轻单身母亲希巴。为养活女儿，她卖掉了一个肾。事先说好是1万美元，但最后她只拿到了4000美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手术恢复后，她回到医院追讨余款。但她在术前签了文件，表明她是无偿捐肾。这份文件足以为参与手术的人员提供法律保护。现在，如果希巴选择报警，她自己可能会因卖肾被捕，面临刑事起诉。她根本无力追回余下的费用。

非法摘除器官的定罪之所以如此罕见，一个原因是受害者不愿站出来指证，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系统的腐败。哈基姆表示，医生会向警方行贿，以免受调查。但他又补充道：“这一行不是医生说了算。真正控制这门生意的人会从医生那儿抽佣……他们才是掌局的人，否则，没有医生能做这个移植手术。”

我问哈基姆这话是否意指政府官员，他利落地答道：“是更高层的人。”哈基姆还说，官方的勒索手段是以逮捕相威胁。那些做非法器官移植手术的腐败医疗人员，要付保护费才不会受调查，拒付就可能被捕。

| 战乱加剧剥削 |

三年后，我又在喀土穆见到了哈基姆。我当时正在追踪一则报道，说是有些人从喀土穆被卖到开罗，以摘取器官。他们听说跟着走就可以安全穿越地中海，玩的是“先上车后补票”的把戏。抵达开罗后，他们却不得不交出一个肾，才能继续走下去。

我在手机上问哈基姆是否知道这事。他回复说：“如果你想聊聊，我现在就在喀土穆。这些事不便在电话里说。”

不知是不是有意营造谈话氛围，他约我在墓地见面。我们讨论了苏丹最近的紧张局势。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数据，苏丹流离失所者、难民、寻求庇护者加起来已逾千万，所有人都急需人道救援。

“那你的生意如何呢？”我问哈基姆。

“现在打仗，来的人更多了。”他说，“有些人想去利比亚，还有些人想穿越地中海，但这更难。为此他们要卖肾。”哈基姆说，他不知道贩卖人口摘取器官的事，但他又说战争期间，人都可能迫不得已做些平时绝不会做的事。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