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帕西诺：“教父”的独白

| 单亲家庭 |

在我三四岁时，母亲就开始带着我去看电影。她白天在工厂干活或者打些零工，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时，只有我能陪着她去电影院。看完电影后，我会在路上反复回忆那些角色，并在家里一一表演。

电影院是我单亲母亲的精神净土，她可以在黑暗中放松自己，享受单独和她最爱的“桑尼”在一起的时光。这是她给我起的昵称，灵感源于一首艾尔·乔森的流行歌，她喜欢唱这首歌给我听。

1940年我出生时，我的父亲萨尔瓦托雷·帕西诺刚满18岁，而我的母亲罗丝·帕西诺也就比他大几岁。即便在他们那个年代，这也算是早婚早育。不成熟婚姻的结局显而易见，两人分手时我可能还不到两岁。我和母亲最初蜗居在纽约哈莱姆区的小房间里，后来又搬到外祖父母位于南布朗克斯区的公寓。我的父亲给予我们的抚养费少得可怜，好在法院最终决定每月拨给我们少量补助，刚好够我们在外祖父母家的花销。

我所能记起的最早与父母一同看电影的时刻约莫在四岁。那时，我和母亲坐在多佛剧院的包厢里。我记得当时正放映一部剧情片，我母亲看得投入，然而我心不在焉。我俯视包厢下方，看到一个穿着军警制服的男人走来走去，似乎在寻找什么——我父亲在二战期间当过军警。那人的身影实在太过熟悉，我下意识呼唤道：“爸爸！”母亲试图制止我，我却又喊了一次：“爸爸！”妈妈急忙阻止我：“嘘——安静！”她并不想让父亲发现她。

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我们。电影结束后，我们仨走在黑黢黢的路上，他俩一左一右牵着我的手，多佛剧院的大招牌逐渐隐没在我们身后。我往右边觑，能看到我父亲腰间的枪套和里面珍珠白的手枪枪柄。多年后，我在电影《盗火线》中扮演警察，配备着类似的手枪。那时我虽然是个小孩，也知道那是危险玩意儿。没多久，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去往前线。战争结束后，他平安返乡，归途的目的地却不再是有我和母亲的家。

| 风雨飘摇 |

我的外祖父母住在布莱恩特大道上一座六层公寓楼的顶层三居室里，租金低廉。有时，我们会和六七个租户一起合租。我和外祖父母一起睡，也可能和其他亲戚挤在客厅的小床上。我舅舅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太平洋战场回来后常常需要把火柴梗塞进耳朵里，来隔绝脑子里不停歇的爆炸声。

我外祖父原名温琴佐·杰拉尔迪，他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古老小镇——《教父》电影中的柯里昂镇。他四岁时母亲早亡，专制的父亲再婚后带着新妻子和孩子们移民美国，定居在纽约哈莱姆区。或许因为偷渡，外祖父不得不改名为詹姆斯·杰拉尔迪。他和继母的关系并不好。他九岁时就辍学离家并开始在运煤车上打工，直到15岁才重回家中。他混迹于上曼哈顿和布朗克斯区，20世纪初那里绝大部分还是农田。他在这些地区做学徒或者干农活。他是我所见的第一个能称之为“父亲”的男人。

我六岁第一天从学校回来时，看到外祖父在浴室里刮胡子。他站在镜子前，穿着衬衫，背带裤带子随意垂在两侧。我站在浴室门口，跟他说：“外公，学校里有个小孩做了坏事，我向老师告状，她惩罚了那个孩子。”外祖父听后，没有停下刮胡子的动作，“所以你就当了个打小报告的叛徒是吧？”他的语气很随意，但就这看似轻巧的回应狠狠地击中了我的心，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背后打过小报告。

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凯特，有着意大利人中罕有的漂亮金发和蓝眼睛。我们一家是这个社区里唯一的意大利家庭，我外祖母做饭的手艺在这里是出了名的好。我每次出门前，她总会拿着一块湿毛巾拦住我，说：“把你脸上的肉酱擦干净，不然外人会把你认成意大利人。”美国刚结束与意大利长达四年的战争，许多意大利裔的美国公民在异国战场为美国而战，但他们留在美国的同胞却被视为敌对分子送进了拘留营。那段日子我们身负污名。

我们居住的社区位于朗费罗大道和布莱恩特大道之间，社区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员混杂。夏天大家都去屋顶避暑时，能听到各种不同语言和方言。同为意大利移民，通常来自北方的家庭较为富裕，而我家正相反，来自南方，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我的外祖父是一名泥瓦匠。在那个年代，这是个抢手活计，他技术好，深受雇主青睐。外祖父替我们房东砌好了一面隔断两座公寓楼巷子的墙，房东对此十分满意。正因如此，我们家的租金多年来始终没涨过。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六岁前，家里长辈不准我独自离开公寓，因为这片区域不算安全。除了外祖父母、母亲和一条叫特里克斯的小狗，只有电影中的各式角色陪伴我。我向亲戚们表演过《失去的周末》中雷·米兰德的一个片段——一个酒鬼翻箱倒柜找酒喝。大人们觉得我的表演很有趣，但五岁的我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发笑：他们在笑什么？这个人正为着自己的命而死死挣扎啊！

我的母亲美丽而脆弱。每当外祖父能攒下一笔余钱，她便把握机会去看心理医生。直到六岁，我才意识到母亲有心理问题。那天，我正打算出去玩。我坐在厨房的高椅上，母亲在帮我系鞋带、穿毛衣。我发现她正在哭，但我不知道她怎么了，也不知道该如何问她。她一遍遍吻我，在临走前紧紧拥抱我。这很不寻常，但那时我着急去找玩伴，便没有多想。

我和朋友在外面玩了大概一个小时。突然，我们看到街上一阵骚乱，邻居们朝着我家跑去。有人告诉我：“我猜你妈妈出事了。”我不敢相信，赶紧跟着他们跑去。大楼前停着一辆救护车，医护人员将我母亲从前门抬了出来。她刚刚试图自杀。

没人向我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只得自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拼凑起来。我知道她给我留了一张字条，她要被送往贝尔维尤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这段经历在我脑内是空白的，我只能记起大人们围坐在厨房桌旁，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多年后，我参与拍摄了电影《热天午后》，在电影末尾，约翰·凯泽尔扮演的角色死后被担架抬走。那一刻，我想起了母亲，我觉得她其实并不想死。至少最后她活着回家，而我开始混迹街头。

| 我的小帮派 |

我小时候常和我三个最好的朋友混在一起：克里夫、布鲁斯和皮蒂。我们总是活力满满，对生活极富热情。直到今天，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仍是在春天周末清晨，阳光灿烂，我从公寓楼跑到街上。我那时不到十岁。我向街道尽头望去，布鲁斯站在离我大约45米的地方，转身朝我微笑。我也笑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充满无限可能的一天。

一年冬天，我和其他人一样在布朗克斯河上滑冰。我们没有专业的滑冰鞋，就穿一双普通运动鞋在冰面旋转。我向我的好伙伴赫苏斯·迪亚兹展示我的动作，他正好站在河边看我。正当我俩都沉浸在快乐之中时，意外发生了。突然间，冰面破裂，我掉了下去。如果没有赫苏斯，我可能就这样淹死在河里。他找了一根比他身形长出两倍的棍子，勇敢地冲到河边，把我使劲儿拽上了岸。

当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长大了一点儿，大概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经常趴在路边，试图伸手通过下水道栅栏去捞下面的硬币。这可不是什么无意义的事，五毛钱可以改变很多。周末晚上，我们看到比我们大几岁的男孩开始跟女孩约会，带她们去坐地铁、看电影。而我们就爬到街边店铺的屋顶上，朝这些小情侣扔垃圾，有几回甚至把生菜头掰成两三块往他们头上招呼。到了夏天，我们会撬开街边的消防栓，这一“义举”让我们几个摇身一变，成了年轻母亲心目中的英雄——我们为小孩子们创造了水上乐园。我们还会偷偷攀附在公共汽车尾部或者跃过地铁闸机，饿了就去偷点东西垫肚子，不会在这些事情上花一分钱。

我们总是在街上你追我赶，看到警察也会朝他们开玩笑。对付我们得看他们的心情，或是一笑了之，或是恼羞成怒地追在我们身后。我们都很熟悉我们这片区域的巡警，他很在乎我们。我不清楚他究竟阻止过多少起暴力事件，但在相处过程中，我们逐渐喜欢上了他，他也很喜欢我们这群孩子。我一直觉得他暗恋我的母亲，因为他会旁敲侧击问我关于她的事。即便那会儿我只有11岁，也隐约察觉到了什么。

除了之前提到的几个人，我们的小团体里还有比比和约翰尼·里韦拉兄弟俩，斯莫基、萨尔蒂和肯尼·利佩尔三兄弟。肯尼后来还曾担任过纽约市的副市长，我曾经拍过一部基于他生平所改编的电影《市政大厅》。

众多孩子中，我、布鲁斯、皮蒂还有克里夫才是核心成员。他们会叫我桑尼或者帕奇，这是我名字的昵称。他们还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开心果”，因为我喜欢吃这种坚果口味的冰淇淋。如果非要在我们中选出一位领袖，那一定是克里夫或者皮蒂。皮蒂是个坚强的爱尔兰小伙子，克里夫更是个人物。他口袋里总是揣着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即便那会儿他才13岁。他长相帅气，才华横溢，聪明绝顶，脑子里有各种新鲜点子，跟着他准没错。

我经常从公寓窗户往下看，我的朋友——这群野性叛逆、正值青春期的小伙子——在巷子里抬头朝我大喊：“快下来，桑尼！我们有好东西给你！”有天早上，克里夫甚至牵着一条巨大的德国牧羊犬出现在我的视线中。他朝我喊道：“桑尼！要不要来看看我的新朋友？它叫汉斯！”偷狗不是克里夫的强项，偷车才是他的拿手好戏，连垃圾车他都偷过。入室盗窃也是他的“业务”，到后来，他甚至在新泽西州警察局里“榜上有名”。

我和他们仍有所不同，这归功于我外祖父。他培养了我对体育的兴趣。他热爱棒球和拳击。在纽约洋基队成名前，他就是这支队伍的粉丝。没有钱买门票，外祖父就透过希尔托普公园围栏的缝隙观看他们的比赛。后来，洋基队有了自己的棒球场，叫“鲁斯的传奇球场”，用来纪念著名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

外祖父也会带我去看棒球赛，我们会坐在距离球场最远的看台上，因为那些位置最便宜。我不会感觉低人一等，因为更贵的座位就在我们边上。克里夫和我的区别就在于，他看到那些好座位就想坐；看电影排队时，他也会直接插队，不管旁人的眼光。

我在社区警察运动联盟队打棒球。克里夫和我的其他朋友对运动没什么兴趣，所以我的生活被分成了独立的两部分：和我的小团体在一起或者和我的球队队友在一起。有一次，我从一个治安较差的街区比赛后回家，被四五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街头混混拦住了。他们也知道我没钱，便拿着刀抢走了我的棒球手套。我失去了外祖父给我买的手套，哭着回了家，心想要是克里夫他们在就好了。我和他们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相处融洽，更是一种保障。

我在家洗澡时，总能听到屋外传来的呼喊声。“桑尼！帕奇！小桑尼！”我的朋友们不断地叫我，但我母亲会阻止我跳出浴缸找他们一起玩。在她看来，在上学前一晚还跑到外面玩耍的男孩不值得来往。我因此讨厌过我的母亲。那时，我觉得这些朋友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但有那么一天，我52岁，站在镜子前凝视自己涂满了剃须膏的脸，想着接受即将获得的奖项时该向谁致谢。我想起洗澡的这件小事。我意识到，我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想这些，恰恰是因为我的母亲，她就是我最该感谢的人。正是她把我带离了那条通向违法暴力的歧途，避开了那些最终导致皮蒂、克里夫和布鲁斯死亡的毒品。我失去了他们仨，但我母亲永远投向我的关切目光拯救了我的生命。

| 帷幕拉开 |

不久后，我开始参加学校的戏剧表演。在《大熔炉》这出赞美不同民族为美国作出贡献的剧目中，我所扮演的角色是意大利人。在班上，我们排演了《国王与我》，我在其中扮演安娜的儿子路易。在学校读书时，我并没有认真地对待表演这件事，它只是我逃避上课、释放精力的一种途径。但渐渐地，我成了学校演出的关键人物。我在舞台上如鱼得水，享受人们对我的关注。有一回学校演出，我的父母难得一起前来看我表演。演出结束后，已经组建新家庭的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去吃饭。我们一起庆祝，细细体会少有的温馨时光。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头一回看到父母没有吵架，而是愉快地聊天，父亲甚至轻轻触碰了母亲的手，气氛很自然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