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冲击下亚太地区分工调整动向与中国角色

【关键词】亚太地区分工  亚太经济  特朗普2.0  亚太地区合作机制

亚太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经过50多年持续扩大的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该地区基于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技术差异，已形成高度紧密的涵盖产业链垂直整合与横向互补的多层次地区分工体系。[1]从20世纪的雁形发展模式到21世纪以来的东亚生产网络，亚太地区的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不过，由于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亚太地区分工模式存在结构性问题且较为脆弱。在特朗普1.0冲击之下，亚太各国被迫作出适应性调整，导致地区经济秩序陷入“调而不适”的短期震荡。2025年特朗普强势回归，在“美国优先”原则驱使下，短短几个月就推出一系列具有强烈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对亚太地区分工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亚太各国亟须改变发展战略，通过贸易投资优化重组，推动地区分工的再平衡调整，进而形成一套更加均衡、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型分工体系，为大变局下亚太经济的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亚太主要国家经济战略调整与地区分工新态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以“东亚生产—美欧消费”为特征的亚太地区分工的脆弱性。危机之后，许多学者呼吁东亚各国实施经济再平衡战略，通过扩大国内消费和地区内最终消费品进口，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2]然而，在传统重商主义惯性思维下，东亚各国依然把出口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其结果是东亚地区分工不但未能得到有效调整，而且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愈发严重。特朗普首次执政后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由，对华发起“关税战”和“贸易战”，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引发亚太和全球经贸秩序混乱。

一、亚太主要国家的贸易与投资战略调整

始于2018年的美国对华“关税战”和“贸易战”，覆盖了约2/3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自中国进口额大幅下降，从2018年的5632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4626亿美元，减少了约17.9%，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21.6%大幅下降至13.8%。[3]

面对美国发起的来势汹汹的“贸易战”，中国通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以应对，并采取一系列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措施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国家成为中国的关键合作伙伴。2018—2024年，中国对东盟出口额从3190亿美元增至5865亿美元，增长了约83.9%，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从12.9%提升至16.3%。[4]自2020年开始，东盟已连续5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也显著增加，从2018年的128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176亿美元。[5]这些投资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还加强了地区内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拜登政府在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高关税的同时，还通过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方式拉拢亚太盟伙围堵中国。在此背景下，日本和韩国等国开始推行所谓“中国+1”的“去风险”战略，许多日企和韩企减少在华投资，转而增加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例如，2021—202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FDI）从124.6亿美元降至34.8亿美元，减少了约72.1%，对东盟直接投资则从35.2亿美元增加至232.4亿美元，增长了约5.6倍。[6]

总体看，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对亚太各国的行为逻辑产生了重大影响。亚太各国通过产业链重构推进所谓经济“去风险”，贸易“政治化”“泛安全化”的意识也不断强化。在此基础上，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秩序，亚太各国努力在大国博弈和地缘竞争中寻求平衡，通过调整贸易和直接投资战略推动地区产业链分工向多中心、分层嵌套的格局演变。

二、亚太地区分工的新态势

由于亚太各国政府与企业的战略调整，近年来亚太地区分工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分工结构出现显著变化，东南亚紧追中国正在成为新的地区制造中心。2017年，流入中国和东盟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分别为335亿美元和314亿美元，两者基本持平；但从2018年到2023年，流入中国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334亿美元，而流入东盟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3013亿美元，是中国的约2.3倍。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流入，推动东盟制造业产出从2018年的6651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7693亿美元，增加了约15.6%。[7]

二是中国作为“世界组装工厂”地位相对下降的同时，通过向更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转型和增加中间产品出口，在亚太地区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业升级战略推进，中国逐步摆脱对低端制造业的依赖，转向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结构不断优化。2024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9.4%，[8]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额合计为1386亿美元，2020—2024年间复合增长率高达37.3%。[9]中国中间品出口也持续增加，2023年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72.4%，涵盖半导体元件、精密机械等。以日韩对华贸易结构变化为例，2018—2023年期间中间品和资本品在日本从中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8.6%升至71.2%，同期韩国的这一比值从85.1%升至86.2%。[10]

三是尽管亚太地区以“东亚生产—美欧消费”为特征的分工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但地区各国对美国非对称依赖的性质并未改变。与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前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对日韩贸易逆差为主要特征的“三角贸易”相比，当前“三角贸易”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东盟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增加，而对中国则出现大幅贸易逆差。2018—2023年，东盟对美贸易顺差从584亿美元增至1436亿美元，同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则从832亿美元增至1224亿美元。这种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至美国的分工结构变化，使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中美贸易中扮演了“中转站”角色。不过，随着贸易结构的调整，作为整体的“东亚生产—美欧消费”的本质特征并未发生变化。2018—2024年，美国对亚太国家的贸易逆差总额从6385亿美元扩大至7019亿美元。[11]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亚太地区分工依然是一种基于重商主义的生产网络，而非地区内生产和消费均衡发展的分工网络，美国作为亚太国家的最终市场提供者依然扮演着难以替代的关键角色。

特朗普2.0冲击下亚太地区分工调整的方向与挑战

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延续了1.0时期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不同的是，再度归来的特朗普在政治运作上更为老到。凭借国内保守势力给予的强力支持，特朗普政府推行的 “美国优先”政策展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执行过程也更为坚决，这无疑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带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特朗普2.0对外经贸政策的新特点

加征关税和“退群”依然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重要手段。不过，与上个任期相比，特朗普2.0的对外经济政策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是关税打击范围更大。特朗普1.0在关税和贸易领域的打压对象主要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打压则相对有限。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估计，从2018年1月到2022年1月，美国对华关税税率从3.1%上升至19.3%，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则仅从2.2%提高至3.0%。[12]而特朗普2.0的关税打压范围显著扩大，几乎呈现出全面出击的态势，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强硬关税措施，包括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后推迟）、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钢铝、汽车征收25%的关税；4月2日，特朗普更是宣布将从4月5日起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从4月9日起对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约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更高的个性化“对等关税”（后暂缓90天）。特别是连续提高对华关税税率，4月16日已飙升至245%。这些措施严重冲击了全球贸易体系，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反对与反制。

二是通过“外升内降”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特朗普1.0试图通过提高对华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但成果并不明显。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为有效推动制造业回流，在继续提高关税的同时，承诺将国内企业税从21%降至15%。在特朗普政府的威逼利诱之下，短短几个月美国国内已有多个重大项目宣布落地，比如，日本软银集团和OpenAI联合启动“星际之门”计划（Stargate Initiative），前期投资1000亿美元，并承诺在未来4年将投资总额增加到5000亿美元；苹果公司宣布未来4年内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支持本土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及芯片工程发展；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台积电（TSMC）宣布在美国追加投资1000亿美元，兴建3座新的先进制程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和1个研发团队中心。

三是政策工具运用更加不受约束。特朗普1.0主要使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1962年贸易扩大法》第232条等需要国会批准、并在国会监督下执行的法律进行“长臂管辖”。而特朗普2.0为了绕开国会的繁琐流程更快执行保护主义政策，开始考虑利用1977年制定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该法赋予总统更大权力，使其能够绕过国会监督，通过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采取各种各样的经济手段，以应对任何对所谓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造成危害的外部威胁。比如，2025年3月11日，由于加拿大对等报复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对输送至美国的电力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在其自创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很快宣布受加拿大“威胁”的地区进入国家电力紧急状态。4月2日，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直接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为由对世界各国加征不同水平的高额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正式对全球开打“贸易战”。

二、特朗普2.0冲击下亚太地区分工调整的必由之路

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都曾面临经济再平衡的调整压力，但在各种内外部条件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两次调整非但未能获得成功，地区内相关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还日益扩大。而特朗普2.0“新政”表明，亚太地区传统上基于生产和出口的分工模式已基本走向尽头。未来亚太各国只有通过适应性的结构调整、制度变革和地区合作，在地区内构建更加均衡的生产与消费分工体系，[13]才能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走上一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

一方面，面对美国高关税政策带来的巨大威胁，扩大对彼此的进出口和提升消费能力是亚太各经济体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唯一选择。2024年，在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地中，中国、越南、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分别排名第一、第三、第七、第八和第九，逆差额分别为3191亿美元、1294亿美元、724亿美元、699亿美元、649亿美元。在“美国优先”政策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必将成为特朗普政府高关税政策的重点对象，不得不考虑降低对美出口依赖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在全球经济呈现地区化转型的背景下，提升对地区内的进出口和提升消费能力无疑是地区各经济体摆脱对美依赖的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亚太地区分工的再平衡调整，亚太各经济体提升对彼此进出口和消费的潜力巨大。以欧盟为例，其成员最终消费品出口的地区内占比约为50%，而亚太地区的这一比例仅为27.4%，未来10年，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可通过动态调整进出口和消费来将这一比例提升至欧盟水平。从未来趋势看，根据德国罗兰贝格公司2024年12月发布的《解析亚洲复杂的消费格局》报告，2024年亚洲的消费者支出预计达到16万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未来10年，亚洲个人消费将增加7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和印度将贡献这一增长的75%以上。[14]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预测也显示，到2030年亚洲将贡献全球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15]亚太各国消费能力提升将为实现地区内消费与生产的平衡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