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回潮”视角看西方政治思潮之变

【关键词】西方政治思潮  意识形态“回潮”  政治衰败  逆全球化

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代议制民主危机加剧以及国际权力结构深度调整，西方政治思潮呈现意识形态“回潮”与竞争加剧的新变化。这一现象根植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既折射出西方治理模式在应对经济停滞、社会分裂与文明认同危机时的制度失灵，也暴露出西方多国在面对世界多极化时存在的结构性困境。意识形态“回潮”非但未能解决西方社会的深层危机，反而加剧了国内政治极化与国际阵营对抗。未来，意识形态竞争将持续影响国际关系发展，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转型压力将进一步凸显，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需求更加迫切。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回潮”的主要表现

冷战结束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进一步席卷世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短暂退潮。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重构了政治参与格局，也深刻影响着多国传统主流政治理念。在此背景下，西方多国政党广泛采用意识形态“柔性化”策略，通过弱化激进立场、整合中间诉求来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然而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启用意识形态工具，国内国际的意识形态博弈愈发激烈，形成意识形态“回潮”与竞争加剧的政治景观。

第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光谱加速极化。部分西方国家政党主动摒弃温和路线，在政策纲领中刻意强化左翼关注社会公平、右翼注重文化保守的意识形态分野，中间派自由主义让位于意识形态极端的极左翼和极右翼，不同党派间意识形态对抗更加显性化。一方面，右翼民粹力量在欧美急速扩张，带动右翼思潮在多国政策纲领中呈现得更加显著。意大利兄弟党党首焦尔吉娅·梅洛尼成为二战结束后首位极右翼女总理，她在2023年9月宣称意大利将采取“特别措施”应对汹涌的移民潮，同时呼吁欧盟必要时动用海军力量，阻止移民从北非前往意大利。2024年9月，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以较大优势赢得州议会选举，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赢得联邦州选举。选择党在该州的领导人比约恩·赫克在选举前因在不同场合故意说出纳粹用过的“一切为了德意志”的口号而两次受到谴责。[1]高呼“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曾扬言“轰炸”墨西哥和驱逐非法移民，把反对派政客称为“内部敌人”，声称移民正在“毒害”国家的“血脉”。另一方面，西方一些传统主流政党，为了应对右翼民粹浪潮的冲击，构筑和维系“极右翼防火墙”，政策主张趋向极端化，呈现“主流政党民粹化”和“民粹政党主流化”的“双向奔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开放移民政策引发保守派反弹，其基民盟继任者拉舍特在2021年大选中失败，基民盟被迫收紧移民和能源政策以应对选择党挑战。西班牙人民党为抗衡极右翼呼声党，在移民、欧盟财政规则上转向强硬立场。一些左翼政党如德国“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和左翼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等也愈发突出自身政策主张的左翼底色，与国内的右翼民粹浪潮“对冲”。

第二，意识形态对抗再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工具。冷战思维正在一些国家复活，意识形态之争正在重新回到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将意识形态竞争与经济技术竞争相互配合，用意识形态之争作为国家间利益竞争的借口和“挡箭牌”，刻意炒作和放大意识形态分歧，试图在国际社会制造“民主与威权”二元对立。2018年9月，特朗普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诬称“社会主义只会产生痛苦、腐败和衰退”，鼓动“全世界抵制社会主义制度”。2019年5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基伦·斯金纳称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拜登政府任期内，不仅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全政府”对华战略，还将意识形态嵌入经贸、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并基于所谓“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试图联合西方盟友孤立、遏制中国。特朗普再次当选之后，西方内部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更加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2025年2月在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直指欧洲多元文化泛滥、自由主义觉醒过度等问题，认为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对一些最基本价值观的放弃”。他严厉指责欧洲人扼杀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呼吁欧盟委员会打破对极右翼的“封锁线”，引发欧洲各国政府强烈不满。美欧之间的分歧显著暴露了跨大西洋联盟正面临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法新社更是将其称为特朗普政府正对欧洲发动“意识形态战争”。[2]

第三，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愈发意识形态化。西方国家曾经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将自由民主制度视为融入全球化的“普世价值”。近年来，西方内部全球化的政治共识不断瓦解，逆全球化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党共识和政府政策。具体来讲，在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兴起，加剧“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在政治上，主权安全和民粹主义政治议程驱动政治主权回缩；在社会政策上，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盛行，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彻底破产。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均背弃全球化共识，以所谓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为由，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特朗普第一任期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弱化、破坏多边主义，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华技术脱钩与供应链本土化政策。拜登政府任期内，对内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对外提出“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并以“友岸外包”“科技联盟”强化盟友“小圈子”。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更加执念于关税政策，将其视作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推出“对等关税”，宣布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约60个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加征最高49%的差异化“对等关税”，并将当天称为“美国解放日”。在席卷美欧的逆全球化浪潮中，欧盟国家体现出民粹主义压力倒逼主权回归、安全逻辑主导经济政策转向、规则制定权争夺驱动制度重构三重困境。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关系调整加速了欧盟“去风险化”进程，其通过数字主权争夺、绿色技术壁垒等手段重塑全球化规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欧洲化”转型。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回潮”的根源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回潮”与竞争加剧，折射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西方国家政治思潮的深度演变。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与西方治理合法性危机叠加，加之技术进步带来的持续影响，共同加剧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家的“回潮”和竞争。西方国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与国际局势的持续嬗变，为转嫁国内危机、巩固特定票仓、应对地缘博弈，纷纷进行战略调适，通过突出意识形态来确定自身方位、凝聚各方力量、维持主导地位。第一，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面临深层次挑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西方国家构成多维度挑战。首先，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在发达国家内部分配不均，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导致发达经济体低技能劳动者和传统产业工人面临失业或收入下降。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1979年6月达到1960万人的历史最高点，2019年6月就业人数为1280万，40年下降了35%。[3]全球化加速了欧美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给这些地区带来社会危机。美国“铁锈地带”阿片类药物滥用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绝望经济带”。其次，人员全球性流动和局部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引发难民潮冲击，导致社会撕裂和文化认同强化，加剧福利国家制度危机。2015年叙利亚战争引发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超过百万难民通过地中海和巴尔干路线涌入德国、希腊、意大利等国。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大量乌克兰难民流离失所，截至2025年1月，全欧洲共有约630万乌克兰难民登记。[4]反移民和边境安全问题重要性越发显现。最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社会与文化认同危机，摧毁了传统政党所依赖的稳定的阶级联盟、民众动员网络、进步叙事共识。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从工人阶级背叛、中产阶级萎缩到民粹主义反噬，传统主流政党逐步衰落，民粹主义政党全面崛起。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稳增长时代”已经终结，这将带来持久的经济社会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从2024年的1.7%增至2025年的1.9%，主要是因为美国增速的上调抵消了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速的下调。美国2025年的经济增速上调至2.7%，比2024年10月的预测值高出0.5个百分点。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则弱于预期，被下调0.2个百分点至1.0%，其中德国虽然不再负增长，但增长率只有0.3%，落后于其他欧元区国家。英国和日本的增速呈现回暖迹象，但实际GDP增长率也仅分别由2024年的0.9%和-0.2%增至2025年的1.6%和1.1%。[5]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低速徘徊状态，发达经济体每年2%增长率的时代已经结束，生活水平从代际翻番趋于停滞。即便是经济数据表现最好的美国，从战后开始，每一代人在中年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平都低于青年时期，而晚年的经济增长水平会进一步下降。[6]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认为，自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漫长的20世纪”在2010年前后结束，资本主义从此“不再增长”，[7]这意味着任何收入再分配或减少贫困都无法通过经济的扩张实现。或者说，去工业化、中产阶级的消失、移民的涌入以及以承诺扩大福利对选民忠实度无条件的追逐，早已无法得到经济增长的支撑。面对经济发展停滞、社会治理失效与价值认同危机的多重挑战，一些西方国家政党试图借助再意识形态化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治理议程重构，探索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持续发展与凝聚价值共识的新路径。

第二，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迫使其深刻反思自身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削弱西方制度的吸引力，以西式民主制度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发展出现停滞或事实上处于“相对衰落”之中，这种现象是西方政治衰败的表现。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政治衰败的出现是因为政治制度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而陷入僵化、低效和合法性危机。[8]皮尤调查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美国民众信任政府的比例从未超过30%。[9]欧洲民粹主义浪潮也不只是由移民以及对经济和安全的担忧所推动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也是重要因素。[10]选民对政府失去信任，就会转向民粹主义政党以惩罚建制派政党，导致政府更加分裂。对美国来说，这种转向会导致两党极化、国会瘫痪、联邦与州权对抗；对欧盟国家来说，会催生难以驾驭且优柔寡断的执政联盟。中左翼社会民主党、左翼绿党和右翼自由民主党组成的德国“红绿灯”联盟最终垮台。即使在采用确保产生稳定多数的两轮选举制的法国，也出现严重的政治分裂，62年来首次总理被弹劾下台。因此，西方国家近年来意识形态的“回潮”无益于解决政治衰败、挽救西式民主危机，反而使其加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