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的《人民日报》足迹

翻阅《马识途年谱》，我留意到，其中有二十一条马识途在《人民日报》（含海外版）发表文章的记录。管中窥豹，从这些跨度近半个世纪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马识途在中国文学不同发展时期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亦可感知其文风的变与不变。阅读这些作品，不仅是看一位老作家如何写报纸副刊体文章，更能发现作者始终与时代同行、关注前沿问题，字里行间闪烁着思想的敏锐光点。马识途2014年6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善于引导，也要宽容一点——网络文学一议》，其核心观点之一是“发展网络文学，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群众路线问题，是如何导引下一代走上健康道路的问题”。这个观点在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趋势显著增强的今天看起来不足为奇，但是在十多年前，从文化品位、下一代的精神品质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并上升到“群众路线”的高度，不能不说是深刻的。也就是说，他是从新生事物发展规律和文艺创作生产逻辑出发来看待文学现象。文中认为：“网络文学有其长处，它对青少年有极大的吸引力，它所产生的不仅是巨大的经济效益，更是我们日夜企求的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巨大能量，这是雅文学一直追求而一直不能实现的效果。”他说：“事实上，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比较好和很好的年轻网络作家，他们的作品就思想性和美学观而言都可称上乘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当代产生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与我们过去称道的通俗文学作家及作品相比并不逊色。”马识途抛开对雅俗文学一高一低的固化价值判断，从群众喜闻乐见的角度出发，认为对网络文学未来“要研究如何增强其力量、壮大其队伍、提高其艺术水平”，预示了未来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

马识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艺评论还有多篇，有评小说的（如《读文随记》），有评展览的（如《真大观也——为四川美院工艺美展鸣锣》），有评电视剧的（如《名著改编和地方特色——从四川台的川味电视剧谈起》），还有对中国文艺发展的系统论述和个人创作经验总结（如《写出反映时代生活、时代精神的作品》）等。马识途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2021年6月3日谈红色经典《红岩》的《讲述革命故事弘扬红岩精神》。

马识途强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汲取滋养。他自己的作品，比如脍炙人口的《夜谭十记》《夜谭续记》等，受惠于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而且在题材、叙述手法等方面受唐宋传奇和明清白话小说影响。“追求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马识途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提倡的创作观。在《写出反映时代生活、时代精神的作品》中，他说：“我曾经将自己追求的风格归纳成以下几句话，勉励自己：白描淡写、流利晓畅的语言；委婉有致、引人入胜的情节；鲜明突出、跃然纸上的形象；乐观开朗、生气蓬勃的性格；曲折而不隐晦，神奇而不古怪，幽默而不滑稽，讽刺而不谩骂，通俗而不鄙陋。总的来说，就是不转弯抹角、故作深奥，让大多数人茶余饭后看起来觉得有味道，不知不觉中受到一点思想影响，起到文艺潜移默化的作用。”马识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在创作实践中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提倡作家多学习古典小说，但要与现代文学融合起来；他反对故弄玄虚，一味搞形式上的创新，认为作家的创作一定要有“根基”。马识途作为一位民国初年出生的知识分子，旧学功底深厚，自幼念《三字经》、“四书”，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还曾受教于闻一多、朱自清、陈梦家、唐兰诸先生，著有《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对传统文化不仅有天然的亲近感，更如刻在骨子里一般，有深刻体认。

现实生活中的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地方性通达全国性、民族性、世界性。四川的历史文化、风土民情、语言掌故、传奇逸闻等，深刻影响了马识途的创作。马识途曾说：“我受颇具四川特色的茶馆文化影响。四川茶馆和茶馆文化蕴含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民俗民风特异，故事、传说千奇百怪，语言丰富多彩、幽默谐趣。这些无疑都是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赋予我的‘夜谭’系列小说浓郁的地方文学特色。”地方性是马老作品的特色，也是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从早期的《清江壮歌》起就初见端倪，“夜谭”系列则是集大成者。由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影响形成的川味文学传统中，马识途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文学创作，除了革命的一路外，其余可称之为“茶馆文学”。即使是革命叙事，其中也有“摆龙门阵”的味道。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马识途在《人民日报》发表《我爱我的祖国》，回顾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派编辑周明来成都找我约稿。周明见我的确忙，也不催着我交稿，而是留在成都，趁我休息时来找我，说是想听我摆一摆过去革命斗争的龙门阵”。而关于如何写得好，他更有一番高论：“我以为作品写四川的人物事件，而不具有川味，那是不够味的，假如不能说不够格的话。川味并不是猎奇，而是要有四川人的气质、风度、语言、情趣、幽默感、风俗习惯、山川景象，而且是典型化的。这样就易于在艺术上异彩纷呈，在中国文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川剧、川曲、川歌、川舞，都是如此，川文、川影视也应如此。看看李劼人和沙汀的小说，看看电影《抓壮丁》，都是以川味取胜的。我想套用一句话：越有地方性就越有全国性。”这段话可以视作地方性写作的金玉良言。

综观马识途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品，文体多样，有报告文学，有杂文，有文艺评论，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回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这篇散文发表于1979年1月7日，其时周恩来已逝世三周年，作者深情回忆了1941年春在重庆红岩村山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形。当时，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马识途工作的鄂西党组织遭到破坏，他的爱人和刚出生的孩子也被捕了。在这个黑暗的时刻，马识途奉命到重庆南方局向钱瑛汇报工作。文章开头交代背景后，紧接着转入对红岩村险恶环境的描写。特务严密监视下外在环境的危机四伏，与南方局办公的公馆内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形成了强烈对比。“几个同志在窗口指给我看：‘那是特务的机关枪巢，正对着周副主席窗口的。’‘那是几条夹着尾巴的狗，正替我们护院守门哩。’他们是那样的岿然不动，他们那种大无畏气概，也使我力量倍增，巴不得马上下山，投入新的战斗。”本以为工作繁忙的周副主席不可能有时间接见自己，却在临行那天见到了，这令马识途喜出望外。临别前，为了安全，周恩来改变了让马识途自己下山的原计划，而改为用自己的车送他。“我们开到弯子最多的一段公路上，在一个僻静的弯道里，车子突然停住了。警卫同志把车门一开，我立刻跨了出去，从路旁小道钻进坟场里去，躲在一个坟的后面看。我们那部车子继续以高速向磁器口开去了，特务追踪的车子也以高速向磁器口开去了。我不禁笑了起来。毫无疑问，我们的车子到磁器口兜了一圈就开回红岩村，特务们回去要挨大特务一顿臭骂是肯定的了。”斗争环境的险恶、周总理的关怀、马识途的触动溢于言表，对特务们挨骂的想象更与开头沉重的心情形成反差。这几天是马识途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如今，斯人已逝，文中的当事人都已作古，可《关怀》仍旧保持着它的温度，几十年来从未衰减。

翻阅《人民日报》上马识途留下的珍贵文字，我们不禁感叹于这位世纪老人的卓绝智慧与传奇经历，感叹人生能如此度过何其幸运！“要对生活有极大的热情，而又对人生有极冷峻的思考。心里要极热，脑子要极冷；酝酿时要不能自已，汪洋恣肆；下笔时要十分简练，惜墨如金。蜜是你酿制的，味道要别人去尝出来（当然，有的人一直尝不出来，这也没有什么关系）。”马老一生留下近三十部七百余万字作品，远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不论是做人作文，后人都能从中找到无限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