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捷成与马背上的银行

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枚珍贵的冀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行徽。行徽长3.3厘米、宽3厘米，外形呈盾形，中间为孔雀蓝填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它铭记着冀南银行的历史功绩，见证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金融贸易的繁荣。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成立，负责印发根据地的钞票，稳定边区经济。在日军的频繁“扫荡”中，冀南银行职工常常是一手拿枪，一手印钞，白天工作，夜间行军。一旦遭遇日军突袭，就立刻将印钞机及冀钞、账簿等装入票箱子或麻袋，驮在马背上迅速转移。因此，冀南银行又被称为“马背上的银行”。冀南银行的首任行长，便是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冀南银行创始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红色金融家高捷成。

借银两万 离家踏上救国路

1909年，高捷成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溪海澄县的一个制作烟花爆竹的小手工业者家庭。漳州市新华南路18号，便是他与妻子高蔡宝结婚时的寓所。

高捷成自幼酷爱读书，老师都夸他聪明好学。1928年，一心想走“经济救国”之路的高捷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高捷成在厦门大学学习期间发现，他虽学习着经济理论，却解决不了实际的经济问题，找不到强国富民的道路。于是，他毅然中断学业，另谋救国救民之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后经人介绍，他到上海中南银行工作。在上海，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决定返回福建。

1929年，高捷成回到漳州，在其宗叔高开国的百川银庄担任出纳之职。这期间，高捷成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读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大量进步报刊，找到了我党的地下组织。那时，漳州龙溪农民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一次，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为无钱购药而痛苦不堪，甚至死去，心中十分焦急。他想到自己工作的百川银庄里存放的银元，于是，高捷成利用担任银庄出纳之便，借用了两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急需的药品和武器，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1932年4月，工农红军攻克漳州，高捷成立即到红军办事处帮助红军筹款，并动员其宗叔高开国出面当漳州商会临时会长，主持商会工作，帮助红军筹集军款。高开国受高捷成影响，在红军筹款忙不过来时，主动停下百川银庄的业务，把二十多个伙计一起叫来帮忙。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到100多万银元和价值40万元的药品、布匹、食盐等物资，并将其清点造册，每笔账目清清楚楚，准确有序。这些银元和物资运到瑞金后，不仅缓解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提供了主要资金，也为之后的红军长征提供了重要保障。高捷成出色的理财能力、对革命的热情与忠诚得到了当时负责财经工作的毛泽民的肯定，其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刚开始营业，急需金融人才，他便邀请高捷成前往瑞金帮助红军理财。

5月底，红军完成了进驻漳州“宣传抗日、筹款、扩军”的三大任务，准备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高捷成心急如焚，他决意弃商从戎，投身革命，却又不敢当面把决心告知父母。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托表弟转交给父母，便随林伯渠和红一军团前往中央苏区。

在瑞金，高捷成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毕业于红军大学第一期。1932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矢志以革命为终生事业。他曾翻雪山，越草地，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宣传队队长、总务处处长、教育科科长、组织科科长等职。他协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拟订经济计划，筹划银行组织机构。任会计科科长时，高捷成因将现代会计制度引入到红军财务系统中，摒弃旧式四柱记账法，推行应收应付的新式记账法，首创了红军的会计工作制度而荣获奖励，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

在长征路上，高捷成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15大队。这支特殊的队伍只有一百多人，他们的武器除了枪支，还有一百多副沉甸甸的货担。这些货担里挑着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全部家当：150斤黄金、840斤白银、其他金银珠宝、苏区纸币、印钞机和铸币机。高捷成和毛泽民一起带领着这支队伍，躲过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枪林弹雨和围追堵截，在艰险的条件下一路作战，沿途利用苏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红军筹集军饷、物资。当中央红军在1935年抵达陕北吴起镇时，出发时的14名苏维埃国家银行干部，仅余8人。在清点核对完账目后，大家发现，除去途中正常开支，竟然没有丢失一块银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高捷成随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开辟了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省各一部分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高捷成被委以重任，曾先后担任冀南区税务总局局长、晋冀豫边区政府财经处处长、冀南区敌伪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历尽艰辛 太行深处建钞厂

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的重要指示。

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频繁进行军事“扫荡”，同时发行伪钞进行疯狂经济掠夺。为了冲破日军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山西省黎城县西井镇小寨村建立冀南银行，并提出了“独立自主、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的革命根据地货币工作方针。

黎城县位于山西省长治市东北部，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是太行山革命老区。自全面抗战开始，黎城县人民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在黎城的反动统治，成立了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自此，黎城在全面抗战中成为了既没有国民党统治，也没有日伪政权的抗日完整县以及八路军的核心根据地。这为八路军以黎城为依托，开辟太行乃至华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井镇小寨村距离八路军的兵工厂黄崖洞仅10公里，往东南20公里是129师总部麻田，往西60公里是八路军总部王家峪，地理位置独特，而且四面环山，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河床作为进出村庄的道路，山高谷狭，人烟稀少，极为隐秘，是建立红色银行的绝佳地点。

1939年10月15日，在黎城县西井镇小寨村的一个农家院里挂出了“冀南银行”的牌匾。经129师政委邓小平推荐，高捷成出任首任行长，次年兼任政委。129师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前往祝贺，邓小平还题写了冀南银行的行名。从此，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冀南票来统一全区的货币。

根据地银行的设立是八路军的最高机密，为了迷惑敌人，冠以秘密代号。如银行虽设在山西东南部，却以“冀南银行”冠名；冀南银行的代号为“伦敦”，冀南银行印刷厂的代号是“伦敦工厂”；冀南银行发行冀南银行币（简称冀钞，分太岳版、太行版、平原版）作为边区的本位币；行长高捷成的代号为“7号”。

银行成立初期，缺乏专业的印钞技术人员，高捷成抽调骨干力量学习印钞技术，带着他们乔装成当地百姓，到敌占区的印刷作坊和工厂中向老工人请教，回来再反复琢磨，摸索试印。另外，他也想办法聘请专业的印刷人才。当时邢台监狱里关押着一名特殊的犯人，名叫张裕民，此人学过美术设计，擅长印制假钞，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张裕民因受高薪诱惑，帮人设计和印制国民政府的法币而被捕，已在狱中关押了5年。高捷成和其他筹建人员一起用十多条“黄鱼”和不少法币疏通关系，将张裕民营救回小寨村，成为八路军的第一个印钞技师。经过反复修改试印，高捷成和张裕民很快就印出了第一张票面为2角的冀钞，此后又陆陆续续设计出10枚不同面额的铜元券，以及壹角至伍角、壹元至伍元、拾元至伍拾元、贰佰伍拾元、伍佰元、壹仟元、贰仟元等共计56种票面的冀钞。

与此同时，高捷成还着力培养印刷技术人才，在黄崖洞镇西村开办印刷技术训练班，每批20名学员，培训3期，壮大各印刷厂的技术力量。

据《永远的丰碑》一书记载，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总行设四个科、一个政治部和一个警卫连。高捷成任行长期间，一共经手了冀南银行的三个印钞厂和三个厂部。高捷成对选择每一个厂址、每一个印钞地、每一个隐蔽点，都多次亲自实地查看。

1941年9月，冀南银行总行在河北邯郸涉县索堡村成立，高捷成遂任总行行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众多红色银行中，冀南银行是管理最细致、运作最完整、制度最健全、内部机构层次最清晰的优秀银行代表之一，设有银行行歌、行徽。据统计，冀南银行率先建立了“总行—区行—分行—县支行”的四级管理体系，制定了各种业务管理方面的详细制度，开办了贷款、存款、汇兑等十多项业务。1943年，总行还尝试向各区行派驻监察委员，监委制由此开始实行。

冀南银行建立后，高捷成在艰苦的环境下与敌人开展货币斗争，发行冀南币，使之成为当时各解放区中流通区域最广的一种货币，同时扶持根据地人民搞生产，创建金融工作制度，极大地发展了根据地经济，有力支持了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据《冀南银行》一书记载，战争时期，冀南银行在晋冀鲁豫边区建立了880个信用合作社，对困难时期的生产自救和活跃革命老区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银行是敌人“扫荡”的重点目标，高捷成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把手枪、三个手榴弹和一本账本作为随身标配，平时只要一有时间就不分昼夜地抓紧金融生产、核对账目。为避免暴露目标，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都分散隐藏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印钞地点时常选在太行山的深处、陡峭的悬崖边。一旦日军前来“扫荡”，高捷成便带领银行工作人员，立即把印钞机、油墨、纸张、账册和印好的冀钞分散转移，一部分隐藏在山沟石洞里，一部分则由人背马驮，在三个小时内完成坚壁清野，并且穿梭在太行山的深处与敌人周旋，让冀南银行在战火纷飞中安然无恙。

当时，冀南银行使用的印钞机是石印机，技术条件差，做工欠精，因此票面粗糙。敌伪和一些奸商趁机伪造，破坏冀钞的信誉，破坏根据地的金融系统。为此，高捷成说：“银联券（伪币）是建立在敌人刺刀尖上的票子，是剥削中国人民血汗，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工具，必须坚决打击。”于是，他一方面整顿边区货币，严厉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扩大冀钞领地，使冀钞站稳本位币的脚跟；一方面想方设法采购必需物资和铜版印刷机等关键设备，提高印刷质量。

全面抗战时期，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十分短缺，大多通过秘密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印钞工作的艰辛不言而喻。为此，高捷成时常鼓励大家：“没有银行，就相当于火线没有碉堡。没有钞票，就相当于战士没有弹药。只有我们拼命，前面的战士才能减少流血牺牲。”

高捷成的战友齐登五在《丰碑屹立在太行山——怀念行长高捷成》一文中写道：“印钞工作中最困难的是原材料的采购、保管和贮存。印成一张票子，需要一二百种材料，用量最大的又是纸张和油墨，而这些物资必须从敌占区购进……高行长对此极为重视，常爬山越岭到保管点检查和指导工作，尽量做到万无一失……”

在高捷成等人的艰苦努力下，从1941年开始，边区广大军民逐渐把冀钞当作自己的货币，有效地抵制了各种钞票的流通。冀钞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升高，边区本位币统一的货币市场逐渐建立，货币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刘伯承、邓小平在高捷成的陪同下，专门来邢台视察冀南银行，称赞冀南银行“地方选得好、职工干得好、钞票印得好”。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高捷成紧紧依靠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办银行。1943年冀南大灾荒，粮食颗粒未收，大批村民外逃或饿死。印钞三厂在高捷成的带领下，一边应对敌人频繁的“扫荡”，坚持冀钞生产，一边帮助村民开荒种地，与村民共渡难关。印钞厂工人每人每天所食小米减量，士兵和老百姓一样吃糠、吃榆树叶，把节约下来的粮食用于救济最困难的农户。

高捷成作为冀南银行的行长，不论在机关还是在基层，都节俭自律，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他工作十分繁忙，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为了在对敌金融斗争中做到知己知彼，他常常白天到印刷厂和各分行检查指导工作，深入市场进行调查；夜晚又和警卫员一起，提着马灯，翻山越岭到各处所检查安全防范工作；等到夜深人静时，还要伏案亲自草拟文件和工作细则。他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在个人生活上却极其简朴，与战友一道吃糠咽菜，同甘共苦，廉洁清贫，两袖清风。除了有和普通战士一样的衣、帽、鞋、被外，唯一特殊的“私有财产”就是一把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简易折叠躺椅。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高捷成的腰部出现问题，工作劳累之余躺在躺椅上休息就成了他最惬意的“享受”。

一腔热血 为国捐身躯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在紧张的战斗环境里，高捷成亲自带领银行的一部分干部奔走于边沿区，布置货币斗争任务。5月14日下午1时，当他们途经河北内丘县白鹿角村时，遭遇敌人。当时警卫部队很少，武器又差，高捷成沉着地指挥随行的同志突围。当大家冲出村子后，高捷成发现警卫员没跟上来，便又返回村里寻找，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腹部受重伤。电话员周正云冲上前，背起高捷成就往山上跑。周正云身上还背着电话机，行走十分吃力，子弹呼啸着从他们身旁飞过，情况万分危急。高捷成叫周正云把他放下，带上他的挎包赶紧突围。党的机密文件保住了，可是党的金融界奠基人之一、冀南银行的创办者——高捷成，却在敌人的刺刀下英勇牺牲了。

高捷成牺牲的噩耗，当晚便传遍了根据地。为沉痛悼念高捷成同志，1943年6月26日，冀南银行在河北涉县索堡镇外的广场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得知高捷成牺牲的消息时，立即致电冀南银行，心情沉痛。1943年6月27日、29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专门发文悼念高捷成，并对他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高捷成牺牲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留下的是一封700余字饱含报国之志的红色家书和他为支援红军借下的两万元欠款。高捷成在信中写道，他历尽千辛万苦，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如海浪风波，在所难阻。他所欠百川银庄两万多元的债，时刻铭记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