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地下党员杨通

我的父亲杨通，生于1914年农历十月初三，他是千百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身革命，参加了抗日决死第二纵队洪赵临游击支队。在历次战斗中，他冲锋陷阵，敢打敢拼，很快升任班长。1938年8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洪洞县（河东）抗日游击公安局三分队队长。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敌情发生了变化，父亲受党组织派遣，回洪洞县苏堡镇蜀村从事情报工作，负责收集情报。1940年夏，经党组织批准，父亲趁机打入敌人内部，担任了苏堡伪区公署武装班班长。潜伏敌内的5年间，父亲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利用自己的身份，斗智斗勇，与敌周旋，将敌人调动集结以及守备部队的武器装备、工事构筑和敌人出动抢粮抓丁等情况，通过我党地下交通员李全德和他自己发展的下线人员，及时传递给抗日游击队。伪区长派他外出执行公务时，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消极应付。每次出发，他都提前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附近的村里“兜风”，表面上无所事事，实际上是给各村抗日干部通风报信，让他们早做防备，因此敌人经常扑空。遇有征收钱粮的任务时，他多是找地主家负担，然后回区里交差。

父亲平时有意收集弹药，聚零为整，找准时机将弹药送给抗日游击队。我们蜀村老院的邻居王九儿大伯出身穷苦，早年从河北省武安县逃荒来到蜀村，住在会胜寺的破庙里。二伯父很同情他，多次联合村里人济接他，帮他安家落户。王九儿大伯为人忠厚老实，父亲很信任他。为把子弹送出去，父亲有时就以让王九儿大伯给家里担茅粪的名义，叫他担着空茅桶来苏堡陈家大院（父亲在伪区公署工作时借住在陈家），把事先准备好的白石灰铺在茅桶下面，用桐油布包好子弹放在中间，上面再铺上一层石灰，把子弹遮盖严实，最上面再舀几勺茅粪。王九儿大伯穿得破破烂烂，站岗的伪军从不查他。就这样，他担着茅粪到了洪安涧河边，在我家的地里，把茅粪一倒，便把子弹交到守候在那里的游击队员手里。母亲通情达理，知道父亲干的是正义的事业，非常支持他的工作。有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送子弹，父亲就让母亲干这项重要工作。那时，村里人习惯用篮子装着油饼探望亲戚，她就把提前炸好的油饼先在篮子底下放几个，把用桐油纸和丝纺绸手巾包好的子弹放在中间，上面再盖几个油饼，外边拿长棉毛巾一系，便大大方方地提着篮子出门了。因为她是伪区武装班班长的妻子，哪个站岗的伪军也不怀疑她，更不会搜她的篮子。到了涧河滩，根据接头暗号，母亲把子弹交给早已联络好的游击队员。有时，父亲也会趁夜晚外出的机会，亲自把子弹送给抗日游击队员。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到1945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用尽一切办法，向抗日部队运送了各种枪械数十支、手枪子弹500余发、步枪子弹3000余发。仅1944年11月、12月，就分几次为抗日游击队侦察排送去5支晋造六五式步枪和15箱子弹。父亲潜伏在敌营5年，顶着“汉奸”的骂名，先后营救出了中共党员、抗日干部、民兵和家属群众数十人。

董吉祥是原上村党组织的负责人，敌人掌握了他的情况后，让父亲带人去抓他。父亲为了掩护董吉祥顺利逃跑，天黑后才带着几个伪军出发，一路上想办法推延。董吉祥家在村中南边，父亲却带人从西坡进村。进村后，他独自上到崖顶，让其他伪军在原地埋伏待命。父亲当年是在原上村参加抗日决死队的，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知道董吉祥家的院子三面靠崖，一面有路，且有两道门。父亲到了他家窑顶，先把烟囱砖瓦推倒到院里，故意惊动董吉祥的家人，然后低声传话，让董吉祥赶快向东北方向逃跑。等他走出院子，父亲专门朝西南方向打了几枪，命令伪军沿南坡追赶。由于地形是南高北低，沿南坡越跑越累，尽管追了半天不见人影，父亲仍命令他们继续追赶。等董吉祥走远后，父亲才命人封锁了村里的主要路口，假装挨家挨户搜查了一番，自然扑空，随后带着伪军回区里交差。

1943年夏天，苏堡村几个共产党员一起研究反“清剿”斗争。散会后刘圣诗走到新院转角路口时，恰好被刚从炮楼上下来的日军撞见，他赶忙往陈家大院（当时我的父母住在此院）跑。他慌里慌张跑进我家时，父亲发现情况不妙，赶紧让母亲打开炕上蚊帐背后的暗柜，叫刘圣诗钻在里面，又用棉被把柜门遮挡好。母亲很镇定地坐在炕上，靠着被子一针一线纳起了鞋底儿。日军追着追着不见了刘圣诗的人影儿，便跑到陈家大院搜查。日军进大门时，父亲立马拿起手枪，佯装领着日军搜查。没有找到刘圣诗，日军便离开陈家大院去别处找人了。日军走后，母亲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1943年，安乐村的民兵队长黄道光和指导员刘文祥把伪村长郑世祥抓住，让民兵马克太和李元德将其押送到抗日政府处理，后伪村长郑世祥被抗日政府镇压。他的同党范希忠、范希文、郑世贞等人对民兵们怀恨在心。不久，范希忠把这4个民兵报告到苏堡伪区公署。1944年农历正月初六晚，日伪苏堡情报班班长赵金杰带着他弟弟赵老四及一伙特务跑到安乐村，把4个民兵抓回苏堡炮楼。民兵们遭到毒打，被灌了肥皂水、辣椒水，要他们交出所藏武器，并告知民兵活动情况。但他们坚贞不屈，谁也不透露半句秘密。因此，他们一直被关押在炮楼上受折磨。接到上级营救指示后，父亲设法去找赵金杰交涉，好说歹说，几经努力，总算商定让村里交粮赎人。直到农历二月十二日，才把4个民兵放回村里。

1944年冬天，原上村的共产党员董梁被日本情报班抓到苏堡伪区公署，遭到严刑拷打。父亲接到上级的营救指示后，便以亲戚的名义竭力为他开脱，给伪区长送了厚礼，才搭救他逃出魔窟，并让他尽快投奔太岳区抗日游击队。临走时，母亲看他穿得单薄，就把父亲的一件毛衣送给他。此事被赵金杰发现后，报告给日本宪兵队，父亲因此被抓到洪洞县日本宪兵队受审。虽受尽酷刑折磨，但他始终不承认董梁是自己放走的。宪兵队查无实据，也不放人。母亲为了营救父亲，亲自冒险进城与代号“成功”的上级接头。“成功”告诉母亲，组织正在设法搭救父亲，并安排母亲探监。过了几天，父亲才得以释放。

中共洪洞（河东）二区分委书记赵振华、八路军军医李恒山及梗壁村共产党员郭万金等人，都是在父亲的保护下才安全脱险的。

1944年秋冬，“白色恐怖”笼罩着洪洞大地，这段时间是对敌斗争最残酷的日子。10月26日，党的地下交通员李全德在蜀村被日军杀害。父亲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为他料理后事，安置好他的孤儿寡母。李全德不幸牺牲后，父亲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解放后，李全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父亲没有丝毫畏惧，依旧勇敢地进行革命活动。有时为营救战友，他冒险把伪军抓回来的我方人员公开释放，还故意指责部下抓错人，因而遭到被训斥者的记恨。

父亲长期潜伏敌营从事地下活动，引起了特务的怀疑。1945年，日伪县长张从龙带领他的反动武装盘踞到苏堡镇，把父亲掌控的伪区武装统编为伪保安大队，加强了对父亲的监视。父亲感到情势危急，但还未来得及逃脱，便遭到特务逮捕，被关押在刘家大院。起初，张从龙对他威逼利诱，封官许愿，要他坦白自首，交出我党机密，父亲始终不向敌人吐露半个字。张从龙命令刽子手对父亲施以酷刑，使他受尽折磨，但父亲始终不向敌人屈服。气急败坏的张从龙见从他身上捞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便恼羞成怒，于1945年农历五月，在苏堡刘家大院亲手用刺刀将我父亲残忍地杀害。

父亲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0岁。父亲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的身份一直处于保密状态，除了直接领导人和党组织安排的接头人员外，别人都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直到牺牲后，他仍背负着“汉奸”的骂名。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原来的洪洞（河东）抗日公安游击队，编入警卫四团，有关领导均已随部队转战到长江以南，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争，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因而失去了联系。联络员李全德同志也早已牺牲，无人能为父亲出面证明。不仅如此，在洪洞县解放后进行的土地改革中，因地方政府不了解父亲的真实身份，工作组误将他定为“伪军”“汉奸”，按反革命分子对待。

1985年9月18日，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父亲杨通为革命烈士，洪洞县民政局向我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彻底洗清了父亲的冤屈。

1986年农历十月，我为父亲举行了遗骨安放仪式。2016年清明节前，我为父亲立了墓碑，上书“杨通烈士之墓”，镌刻楹联“精忠抗日歌一曲，正气捐躯壮九箕”，以表对父亲的缅怀和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