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脉千年——中国传统纹样的时空美学
作者: 卢晓菡纹者,文也。先民形鸟兽之状,法乾坤之意,灼纹于龟而成卜,镌纹于石而成图,錾纹于金而成铭,篆纹于竹而成简,绘纹于瓷而成器,墨纹于簿而成书……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孕育了无数璀璨的文化艺术,纹样便是其中典范。
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穿越三千年尘埃与你我相遇,敦煌藻井的莲花纹在拂晓熹微中次第绽放。我们从纹样中窥见的不仅是华夏古老文明的神秘符号,更是炎黄子孙审美传统的基因序列。从巫觋符号、礼乐图式到民族美学代表,那些盘桓在陶器、织锦与建筑间的灵动图样,是先民薪火相传、集体书写的文明史诗。它们如时空隧道中的荧荧炬火,既照亮了中华美学的来路,也指引着中国艺术的去途。


纹以载史
古人将对宇宙的朴素认知、对生命的哲思以及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化作不同的纹样形式附着于各类器物之上。这些纹样不仅显示出当时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还反映了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化习俗和审美理想。
新石器时代,先民在漫长的采集渔猎和农事活动中观察季节变化与万物生长,体会四季交替和昼夜节律,由此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与向往。从河图洛书和龟甲兽骨上的神秘符号,到仰韶文化彩陶上异彩纷呈的鸟纹、半坡遗址象征太阳崇拜与生殖崇拜的人面鱼纹,先民以燧石之锋刻下最初的几何纹章。而这些构思诡谲的图案,如天光般照亮了幽暗的史前丛林,将他们鸿蒙初开的宇宙想象和自然崇拜,凝结为器物上的永恒图腾。

至龙山文化中如流水回环的黑陶弦纹、良渚玉琮上若隐若现的神徽……在朴素信仰与原始巫术的交相辉映中,彼时的纹样已然成为天人对话的符箓,将先民对生命的困惑与对未知的恐惧,都转化为可供观赏的视觉图谱;也成为不同族群、不同聚落之间联系、交流的精神纽带,为后来社会长达数十个世纪的宗室法度、民俗文化以及艺术审美提供了原始范本。
进入夏、商、周,敬天信神的神权思想引发了青铜时代纹样面目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周代青铜器纹样范式的转换,昭示着纹样从巫术工具向政治符号的质变。如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大克鼎,除却三组对称的变形饕餮纹,其腹部环饰的窃曲纹已脱离商代饕餮纹的狰狞面貌,转化为程式化的抽象曲线。又如河南安阳出土的后母戊鼎,其足上兽面双目如炬,角似夔龙,鼻作扉棱,将现实动物特征进行了超现实的重组,构建出“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礼器象征范本。这些被铸鼎象物的纹饰,恰似商周时期的钟磬雅音,将文明初醒的天地纳入礼制的经纬,完成了礼乐文明对原始巫术的驯化。



秦汉之际,黄老之学与墓葬仙道思想先后流布于世。云气纹自楚地漆器升腾而起,在博山炉的香气氤氲中幻化出羽化登仙的想象。马王堆帛画上的云气纹似有若无,与棺椁上朱地彩绘的龙凤纹共舞,喻示着亡者对往生极乐的寄托。汉画上出现了伏羲和女娲手执规矩的图式,其间包含古老的数理逻辑法则,以及“对称”“平衡”“调和”等纹样构成的朴素规律。
至隋唐佛教东渐,大量服务于佛事活动的植物纹样涌现于石窟寺壁画、彩塑、藻井、宗法器物等处。忍冬纹席卷着犍陀罗的风沙,在敦煌莫高窟藻井中盛开出八瓣莲花;三兔共耳纹以丝织品图饰或金属器物装饰的形式,沿着丝绸之路由东向西传播;卷草纹随丝路驼铃蔓延、繁盛,最终在盛唐金银器中绽放出庄严圣洁的宝相花……至此,西域装饰之风为中原艺术的发展埋下了珍贵的种子。中国纹饰已兼容并蓄,发展为蔚为大观的艺术宝库。
时至两宋,人们开始将天地大美凝结于含蓄典雅、莹润清透的瓷器之上。定窑孩儿枕上的缠枝牡丹纹样、磁州窑铁锈花水墨式纹样,俨然是洗尽铅华后文人画的瓷器注脚。元代,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相互渗透,青花瓷上的波浪纹便涌动起大气磅礴、多元交融的元代特有气象。明式家具上的螭龙纹在硬木纹理间演绎着明人“闲情偶寄”的生活美学,繁缛精致的织绣以十二章纹重现衮服威仪。及至清代,故宫御路上的海水江崖纹彰显出帝王统治山河的绝对权力——纹样此时已然成为承载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文本。
纹藏万象

从景德镇工匠通过观察蜻蜓翅膀获得网纹灵感,到蜀锦艺人从山岚云雾中提炼出冰纨绮绣的清丽织纹,中国传统纹样始终遵循“观物取象”“应物象形”的创作法则。此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造物智慧,使容纳万象的纹样成为解读中国传统艺术范式的一柄密钥。
纹样形式千姿百态,其在不同载体上的艺术特征亦气象万千。从雕梁画栋的装饰图案到杯盘碗盏的细腻纹饰,再到丝帛织绣中的精美女红,不同工艺和媒介的物质特性,催生出纹样独特的视觉语法体系:青铜器上的乳钉纹简约古朴,玉器上的蒲纹恬淡高雅,织物上的八答晕纹华美端庄,金银器上的宝相花纹雍容华贵,瓷器上的花鸟纹清新脱俗,剪纸上的月牙纹繁复灵动,建筑彩画中的如意纹庄严肃穆……纹样制作的技术演进、工艺革新与美学突破也在不断进行。半坡陶器的矿物彩绘、战国错金银的精密镶嵌、唐代金银器的锤揲工艺、元明青花的钴料革命……每一种新技法的诞生,都推动着纹样语言的嬗变。诸般复杂的纹饰呈现于不同载体上,唯有至臻工艺与卓越设计方能成就其极致之美。
纹样的构图法则,本质上是东方时空观的视觉实践。不同于西方焦点透视法的平面演绎,中国纹样擅长通过“散点透视”“虚实相生”等手法,构建流动、抽象而更具灵韵的审美场域。例如,故宫太和殿窗棂的三交六椀菱花纹,以六边形为基本单元进行中心放射式排列,通过菱花交错形成光线的衍射效应,使静态纹样随日照角度产生动态光影,再通过单元纹样的镜像复制与曲线变奏,形成视觉上无限延展的“万花筒”奇观,从而借由时光流动实现对称与均衡的韵律表达;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素底所绘缠枝花叶纹舒张而不满铺,刻意保留坯体原色作为“虚白”;青花斗彩盘上穿云破壁的龙纹,巧妙的空间设计使之形成气息流转的整体——这些例证均指向“计白当黑”的东方美学精神,为观者留下无限的遐想与玩味空间。


此外,纹样在色彩处理上也契合中国传统色彩体系的象征语法。色彩的运用不仅丰富了视觉层次,更赋予纹样深厚的文化内涵。其中,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西周十二章纹。其中“玄纁之礼”,以玄色(天)与纁色(地)构建出天地玄黄的宇宙色谱。《新唐书·车服志》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借由色彩明度区分官阶等级,使色彩成为可视化的礼法符号。明代缂丝十二章纹衮服更通过通经断纬技法,实现色彩的微观调控,仅红色可呈现曙红、朱砂、胭脂等十二种色阶变化。这种“一色千面”的工艺智慧,借助视觉传达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统摄,进一步彰显了“纹—权”同构的政治美学。
纹中有道
南朝沈约在《宋书·符瑞志》中曰:“符瑞之义大矣。”中国传统工艺造物历来讲究“器以载道”,纹样也渗透着古人的儒释道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蕴。纹样由具象到抽象的提炼过程,更是揭示出其作为中国文化基因的深层结构:几何纹中的回旋线条隐喻生命轮回,三角锯齿纹模拟山川起伏,水波纹再现江河奔涌,枝蔓绵延象征佛法无尽,莲子密布暗示多子多福……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古人“立象以尽意”的视觉编码系统,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日新月盛。
其中最常见的一类,莫过于纹样对自然物象的隐喻转换。秦汉时期盛行的四神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被时人视为“镇四方、避不祥”的吉祥之物,常用于装饰瓦当,以求四方平安;唐代金银器上的缠枝牡丹纹,则以太极图走势的层叠花瓣象征“生生之德”,契合阴阳相生、生命延续之道;明清两代,“纹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祥瑞观念更是深入民间,在纹饰世界里建立起庞大的象征体系——龙纹象征祥瑞富贵,凤纹寓意吉祥美好,麒麟纹代表辟邪祛秽,玉堂富贵纹喻示家族世代昌隆,成为世代传承的文化符号。


文字符号的谐音转译是另一种重要的纹样表达方式。譬如清代五毒艾虎纹,以艾草驱邪、虎镇五毒(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的组合形式,配合“虎”与“福”的方言谐音,形成驱邪纳吉的复合语义。更为精妙者如三阳开泰纹,以三只绵羊配以松竹梅三友,既取《周易》泰卦之意,又暗合“羊”与“祥”的通假,巧妙实现了符号能指的多重叠加。
文化典故的意象挪用亦是纹样象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云纹象征“平步青云”, 水纹 象征“上善若水”,喜相逢纹多以成双成对的动物相互呼应来表现欢喜圆满、好事成双的美好寓意。海屋添筹纹取材于《东坡志林》中的仙人祝寿典故:楼阁于波涛中隐现,仙鹤衔筹飞渡海上,既是对长寿的祈愿,更是古代文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精神投射。此类纹样通过复现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在器物上营造可游可居的意境空间,既传播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又承担着古代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意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