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纹饰——蕴含千年历史的文化符号

附于各类典型器物表面的优美纹样，既是我国传统工艺美学和装饰艺术的载体，也是历代审美思想和社会意识的视觉化表达。彪炳史册的彩陶文化、青铜文明、金银工艺和瓷器文化，其璀璨绚丽、意涵丰富的装饰纹样就是杰出的代表。这些纹样多取材于自然之物或想象造型，象征当时社会的精神风貌与古人的情操理想，承载着器物的创造者和所有者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对高尚品德的赞美，以及对礼制教化的追求。

在人类文明的萌芽阶段，最早的审美意识催生了抽象的几何纹样和写实的自然纹样，尤以兼具审美功能和原始信仰意义的彩陶纹样最为引人注目。青铜器上的纹样，或规整繁复，或神秘威严，折射出先秦时期神权与君权的浩浩威势，同时也具有“尊神”与“象物”的教化作用。隋唐时期富丽堂皇的金银器纹样极尽精工之能事，艺术想象丰富，造型生动秀美，与金银器的高贵华美相得益彰。瓷器纹饰艺术，以温润如玉的瓷器为载体，无论是造型与色彩的形式美，还是蕴含的文化审美意趣，都更为博大精深，也更加富有人间情味。

彩陶纹样

在漫长的史前年代，先民们用简练的线条、单一的色彩和稚拙的造型，在彩陶上勾勒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和质朴的思想情感。其中，以抽象的旋涡纹、圆圈纹、编织纹、波折纹等几何纹样和鱼纹、蛙纹、鸟纹、人纹等具象纹样最为常见。

距今约6000 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件夹炭黑陶钵，其外壁两侧刻绘有猪纹形象：长嘴大眼、鬃毛根立，猪身上还装饰着圆圈、花叶纹饰，生动传神。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彩陶器物上绘有动物纹样，如形态各异的鱼、古拙的蛙和鸟、奔跑的鹿等，它们仿佛在述说先民们穿越山林、涉水而行的生活经历。

一些具有符号化艺术特征的彩陶纹饰，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远古先民跋涉前行的思想历程。人们希冀通过特殊的纹样获取超凡的能力，或以纹饰装扮生活，或借此炫示威猛、驱退邪恶。

半坡遗址出土了5 件绘有“人面衔鱼纹”的彩陶。这些纹样较为写实，图案中的人物发髻高耸，两边额角各置一条黑白色的鱼，嘴角衔两条白鱼，具有浓厚的图腾韵味。人面上额和下颌两侧涂黑，这或许是先民文面习俗的反映。这一纹样构思巧妙、想象力丰富，记录了遥远年代的巫术礼仪或图腾信仰。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于河南临汝阎村，属于庙底沟文化类型，堪称原始艺术的瑰宝。图纹中，鹳类水鸟形象以没骨法绘成，长喙短尾，高足挺立，鸟喙衔鱼，前方竖立一柄长柄石斧，鱼和石斧轮廓以黑线勾勒而成。此种构图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再现，而是经过选择与艺术加工，形成具有明确主题的象征画面，体现了特定的思想观念。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已经出现利用铁元素和锰元素呈色的红彩与黑彩。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神人纹彩陶壶”便是其中一例。壶体分别施有红彩、黑彩，肩部和腹部绘有对称变体的“神人纹”。神人纹的上肢作两节折曲，下肢三节折曲，与蛙的形态相似，因此又称为“蛙纹”。在不少神人纹的身旁或上方，绘有散点状的种子或果实，联系神人两臂举伸的姿态，似在象征播种谷物或采摘果实。因此，此神人不仅是先民敬奉的祖先神，可能也与农业崇拜相关，被认为是主宰农业生产的“农神”形象。

马家窑彩陶曾被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称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其纹饰线条既流畅又繁缛，艺术表现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家窑文化毗邻黄河，其彩陶纹样多为各类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旋涡纹，像黄河一样汹涌壮观，展现出灵动与激情。

半山类型的马家窑彩陶，常在陶器腹部装饰一圈连续排列的四圆圈旋纹，旋心圆之间以旋线连接，旋线之外还有异色、精细的多道旋线并置，以增强旋转动感，形成宛如大河激浪般的韵律。这种超越时空的“现代感”纹样，似在表达先民对黄河母亲的眷恋与热爱，使彩陶文化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出土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舞蹈人纹彩陶盆，堪称马家窑彩陶中的“明星”。其纹饰由手拉手的舞蹈人群组成，人物头部和臀部以圆点表示，人物下方绘有四道平行线纹。若盛清水至平行线纹处，水面会呈现出舞者的倒影，仿佛再现了远古族群于水畔翩翩起舞的热闹场景。

最初的祭祀舞蹈源于人们对祖先或神灵的敬畏，以及对战争胜利、狩猎成功、食物丰足的祈求。这种群体舞蹈不仅兼具祭祀和娱乐的功能，同时也强化了氏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集体意识。尽管舞蹈动作较为稚拙，但其纯真质朴的艺术表现，依然能让现代人感受到远古生命的律动与激情。

青铜是中国最古老的合金，早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夏墟”就已出现了浇铸青铜器的陶制坩埚和镶嵌绿松石的青铜器。这件兽面纹青铜牌饰就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之一。此牌略呈长圆形，用上百块绿松石片粘嵌成兽面纹样；兽面双目正圆凸出，鼻梁直通上下，双角上举，角端卷曲似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器兽面纹。

商周时期，青铜器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也是沟通神灵的重要媒介。青铜器的纹样题材十分广泛，有龙凤、兽面、夔纹等神兽纹，牛、象、虎、蛇、鹿、蝉等动物纹，以及云纹、雷纹等几何纹。商人将一切具有“神性”的纹饰都铸刻于青铜器上，通过这些器物虔诚地进行祭祀与祈祷。在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鸟纹具有特殊的意义。商人认为自己是神鸟的后裔，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鸟纹正是其祖先崇拜的反映。

亚丑方鼎大约铸造于商朝晚期，鼎身带耳，高约20 厘米。鼎身颈部装饰有多个凤鸟纹，鸟纹高鼓凸出，下有雷纹衬底。鼎腹饰有尖锥状乳丁和勾连雷纹，足部饰有复层兽面纹。这些凤鸟形象均佩戴华冠或长角，身后有长尾及三趾利爪，甚为威武华丽。

商朝晚期的青铜器器身几乎遍布工艺精湛的各种纹饰。1976 年，山西灵石旌介商墓出土的兽面纹觥，堪称商代青铜艺术的经典之作。觥盖刻有双柱角夔龙头，兽面额顶有小龙扉棱沿脊而下，盖饰兽面纹，后端也有浮雕兽面纹。器腹和圈足呈柶形，沿下饰有龙纹、鸟纹，腹部饰有兽面纹，圈足饰有鸟纹，极为繁缛绮丽。

青铜匠师们不仅在器物口耳、腹足装饰缤纷夺目的花纹，还利用纹饰压塑或堆塑技术，在青铜器上铸刻出“三重花”的效果。主纹间填充的纤细“回”纹被称为“底花”，凸出的主题纹饰为“粗花”，粗花上细小的阴纹则为“细花”，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出青铜艺术的魅力。

这件商后期蟠龙纹盘，原本是贵族用来洗手净面的盛水盘，其口径长达43 厘米，盘面以大龙首为视觉中心，龙目炯炯有神，龙角、龙耳和眉毛等皆以高浮雕表现，龙身蟠绕盘面，身旁有一条夔龙和两条鱼，龙嘴处还雕刻了两条小蛇。除了盘面，盘沿也环绕夔龙纹、鱼纹和鸟纹，龙身的鳞片纹和空隙处的“回”纹都清晰可辨。

饕餮纹是经典的兽面纹，也是商周青铜器的主要纹饰之一。“饕餮”一词最初来自宋代《宣和博古图》，《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饕餮是传说中的一种头大身小或有首无身的怪兽。饕餮纹的基本特征是“臣”字目、直鼻裂口、三趾爪、有角，可能是综合了牛、鹰、鸮等动物的特征并加以神化而来。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了一件青铜盛食器——利簋，簋身和方座上装饰着繁复、精美的饕餮纹。利簋大约铸造于周武王时期，也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记载“武王伐纣”历史事件的文物。器底铭文记载了决定商周命运的“牧野之战”，这场战斗发生在甲子日的清晨，木星高悬，格外明亮，战斗从黎明持续到黄昏，最终以商王朝的覆灭告终。

由商入周的饮食风尚，经历了从“重酒”到“重食”的转变，青铜器也经历了从“神器”到“人器”的蜕变。西周青铜器多是权力地位、身份等级的象征，其纹饰则以变体兽形纹为主，并融合了几何纹。西周中期的井季史尊，在口沿下装饰了仰叶夔纹，颈部为鸟纹，腹部主体则装饰着繁密的变形凤鸟纹，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