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一波三折【重现的翅膀】

从伐木到护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处在改革大潮中的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发展，唯独林业部门是个例外。彼时林业部门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以长青林业局为例，为了解决职工的现实生计问题，林业局加大了对秦岭森林的砍伐力度，这就严重地威胁到大熊猫的生存。眼看着情势越来越危急，1994年，潘文石联合多名教授以及自己的研究生，给国务院相关部门写信，认为过度采伐林木势必毁掉大熊猫最后的栖息地，并强烈建议长青林业局转产，成立长青自然保护区。

潘文石在信中直指秦岭生态。

他写道：

我以十分焦急而充满期望的心情告诉你们：大熊猫濒临灭绝的危险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现实；但是，如果我国政府能够采取更加果断而灵活的措施，争取大熊猫的继续生存还是很有希望的。

然而，一场严重的生态学灾难却令人痛心疾首地在秦岭大熊猫分布区中发生了。最近九年中，我们目睹了这些还在继续发展的灾难——大量雇佣外地民工乱砍滥伐。大树砍完了，砍小树，现在连碗口粗的树也不能幸免……

潘文石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野生大熊猫研究和保护的先驱，他写的信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相关领导接读此信后，很快做出了批示。

1994年6月23日，国务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健参加完北京《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在林业部副部长沈茂成等人的陪同下直奔陕西。当天宋健就走进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听取了管理局局长张坚对保护区工作的汇报。

令朱鹮站一班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早晨七点半，宋健又走进了陕西省朱鹮保护观察站。

宋健本身就是国际上很有名气的科学家，那天他提出了许多问题，问得很具体，听得很仔细。给路宝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不仅认真听，而且做记录，是摊开笔记本，自己手写着记录。仅此一个细节，就表现出他认真探索问题的科学精神，以及发自内心的平等意识。

当整个情况基本了解清楚以后，宋健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不错，朱鹮总算从阎王殿的门槛上过来了！”

一句是：“要感谢你们，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整个科学界争光了！”

考察完朱鹮站，宋健又去长青林业局华阳大熊猫栖息地考察。

在长青召开的座谈会上，宋健很坦率地说：据反映，秦岭有大熊猫240只，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是长青林业局砍伐树木，对大熊猫栖息环境的破坏很严重。

宋健告诉大家：就世界范围来看，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提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且事实也说明，对森林无节制的乱砍滥伐已经走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他此次来做调研的目的，就是想把长青林业局正在砍伐的这一块山林全部转为自然保护区，也想从根本上改变林业工人就是砍伐森林的职业性质。他很想通过调研，搞清楚这样一种转型有没有可能？

大家听着他的讲话，又惊又喜。

惊的是：一旦转变成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林业局除留下一些员工做大熊猫的保护外，大部分人都要去开辟新产业。正像宋健担心的那样，这个转变并不容易。转变的路怎么走，能不能走得通，都需要探索。

喜的是：对林业局来说，多少年来确实就是在闷头砍伐森林。坦率地说，他们自己也觉得砍伐得过了头，再砍下去，整个秦岭就要被砍秃砍废了。现在这一变，意味着他们要由以前的砍伐森林转变为保护森林，意味着要把大批从前的伐木工转变成未来的护林员。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这件事情最诱人之处，在于它能够持续，能够双赢！

曹永汉对那一回宋健的赴陕调研记忆犹新。

曹永汉告诉我们，由于工作关系，他对当时林业面临的困局以及亟待转型转产的体会最深。此前他曾参与过调查，从1949年到1986年这段时间，由于乱砍滥伐，陕西境内秦岭的森林边缘后退了40公里到50公里！

在中国众多的山脉中，秦岭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凌空矗起。尤其在秦岭北麓，它几乎是用一种屏障般的陡立出现的。这种没有铺垫的陡立，意味着它的纵深有限。不用细想就会明白，如果南北两端的森林边缘各后退50 公里，森林边缘就缩减了100 公里！

而整个秦岭的纵深才有多少公里？

曹永汉说：当时老百姓靠山吃山，烧火用柴、做家具盖房子全要用木材。木材从哪里来？就是砍。最后眼看人靠着山，却没有了森林，何况有森工局这样专业砍伐森林的队伍。森工局一年按计划生产商品木材四五十万方，实际砍伐的木材量在80万方到100万方。因为木材只能采用树木中间的一段，需要切除枝蔓，掐头去尾。

可怕之处在于，与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的同时，是人工造林的速度同样在急剧下降。全省人工造林的面积由1966年的427万亩下降到1968年的93万亩，下降了78.3%。

不仅如此，由于森林生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砍伐的速度，事实上也越来越没有可砍伐的森林了。

森林资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对大熊猫和朱鹮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造成了严重伤害。具体到洋县，朱鹮的适生环境已经越来越小，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宋健前来调研的1994年，朱鹮栖息的森林面积已经减少了1/3。加上适宜朱鹮营巢的大树不断减少，以至朱鹮越来越难以寻找到适合自己筑巢孵卵的环境了。

后来森工企业转产以后，国家开始封山育林，又相继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在森林边界地带都打上了水泥桩，拉上了铁丝网，不允许人畜随意进去。可以说从那以后，才有效地阻止了森林的毁灭和野生动物的毁灭，甚至整个秦岭山脉的毁灭！

当时在长青林业局工作，后来担任了朱鹮管理局局长的丁海华说：“方向和方法对了，就能事半功倍。客观地说，从那以后，我们是眼看着山越来越绿，水越来越清，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包括大熊猫和朱鹮在内的野生动物也就自然而然地保护住了。”

曹永汉说：“包括日本的鸟类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朱鹮保护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不只是单纯地保护朱鹮，而是非常重视保护整个朱鹮生存的大环境。开始国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就保护小的生态环境。后来随着观念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开始保护大的生态环境。可以说这几十年中一直在保护，也一直在进步。”

回过头看，如果没有大的生态环境的改善，朱鹮保护究竟能走到哪一步？很难说。就算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也保存下来了，但保护和保存得一定很艰难、很有限。但是看看今天，仅一个洋县就飞翔和容纳着多少只朱鹮啊，如果没有大生态大环境的改变，可能不可能？

建立国家级保护区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在洋县建立起国家级的朱鹮自然保护区。

为什么？

刘义说：“我就说一条，无论县上市上，甚至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投资力度，跟国家级的根本就没法比。其他各级保护区，一辈子的投资可能都赶不上国家级的一次投资。以我们为例，国家级保护区批下来以后，光硬件和软件建设，一家伙就给了三四千万！当然了，我说的数字可能不准确，……但国家的投资力度特别大，这没说的！”

刘义说的投资力度大，只是朱鹮纳入国家级保护区的好处之一。

此前，洋县朱鹮自然保护区始终徘徊在省级，人员和编制的问题很难解决，随着朱鹮的数量越来越多，对朱鹮的保护和研究不仅需要深入，而且需要提升，但无论深入还是提升，都必须有科研的支撑，科研支撑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了解和融汇当代鸟类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探求。这些探求又可以细化出无数分支。比如朱鹮遗传密码的解析、朱鹮自然迁移规律的确认——仅朱鹮疾病的临床症状和救治方法，就包括外伤、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先天性疾病，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最终落实在两个字上——人才。

但是朱鹮管理局是事业单位，编制17人，已经占得满满的。

不仅如此，随着保护朱鹮方式的改变，工作人员的质量和数量也将同步改变，中国朱鹮保护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朱鹮的物种保护和朱鹮的栖息地环境保护并重。随着朱鹮栖息地的面积越来越大，朱鹮觅食和飞翔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牵涉的土地、山林、稻田、水库等纠葛会越来越多。如果不提高朱鹮局的规格，不赋予朱鹮局相应的权利，许多保护措施将难以落地。

……

丁海华上任是2002年。非常巧的是，此前一年，朱鹮局刚好被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这使得机构层级又提高了一步。

只是，还可以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就是纳入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申报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按照要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条基本标准，即保护的核心区内不允许有人居住。即使从前有人，也必须迁出。这个标准似乎有些苛刻，却完全合理。对生态来说，最大的破坏者始终是人。只要保护区里有人居住，就必然要开荒种植，必然要盖房垒墙，必然要烧火吃饭……所有这一切，都将极大地破坏自然区的生态。

偏偏朱鹮与其他野生动物不同。

朱鹮生存的三大要素中，第一条就离不开人。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曹永汉在协助林业部李玉铭编制《陕西朱鹮拯救工程计划》时，就申请在洋县成立国家级的朱鹮自然保护区，当时还专门组织专家搞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所有的朱鹮栖息区内，全都住有农户，这与国家的审批标准正好相悖。

于是很自然地失去了资格。

此后的岁月中，尽管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想法始终不灭不绝，但是苦于“硬杠杠”放在那里，谁也无法改变。

丁海华上任时，曹永汉刚刚退居二线，接替曹永汉担任动管站站长的是周灵国。周灵国是位专家型干部，他非常热情也非常主动地推动申报工作，还多次跑到北京去和各路专家沟通。

丁海华和路宝忠紧随其后，密切地配合着他的工作。

在与各路专家的接触中，无论周灵国还是丁海华、路宝忠都逐渐发现，虽然北京的专家都视野开阔，学识渊博，但由于各人研究的方向和领域不同，所以相当多一些专家对朱鹮的特性并不了解。他们都是按照通行的对待野生动物的标准来进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评审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得到专家们的认可，首先就要让他们熟悉和了解朱鹮。也因此，他们写申请报告就格外认真。他们把朱鹮的珍稀可贵、生存习性特征，包括为什么朱鹮自然保护区内必须有人，等等，从理论到实践都阐述得十分清楚。不仅如此，他们对申请报告的内容、形式，包括文字都全面要求。他们知道，要让专家认可，首先要把报告写好。他们递交的这份报告，不仅要有科学性，而且要有说服力。

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是：郑光美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中国鸟类协会的理事长，还是大名鼎鼎的鸟类学专家。1999年在汉中召开国际朱鹮研讨会时，会务组专门邀请他前来指导。结果在座谈会上，郑光美非常诚恳也非常坦率地说，从1981年在洋县发现朱鹮后，一直到1994年，他才头一次在相关刊物上看到保护朱鹮的研究文章，这让他非常震惊。朱鹮这么珍贵的物种，已经发展和恢复到如此程度，他却一点儿都不知道。

郑光美说这件事情，主要是自谦和自责，却引发了护鹮人的深思。想想看，连郑光美这样专业从事鸟类研究的人都没有看到过保护和研究朱鹮的文章，连他都完全不知道拯救和保护朱鹮的现状，又怎么指望更多的人来了解和懂得朱鹮呢？

对朱鹮局的领导来说，郑光美的话同样从一个侧面提醒了他们，专家们虽然水平极高，但他们各有各的工作，平素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根本不可能分神去特意关注朱鹮，因此，要想申请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不能坐着等待，而要主动向他们汇报情况，让他们搞懂朱鹮是怎样一种鸟，它的食物链在哪里，为什么它要与人相伴。这些问题虽然只是一层纸，但你不去捅破，专家们就难以看见，甚至看见了也不明白。在根本不明白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轻率地同意将朱鹮保护区作为野生动物保护中的一个特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