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孔多舅舅

为了让你们看看，在我们决定干掉法孔多舅舅之前——我是说，在法孔多舅舅来之前——我家到底什么样，我来告诉你们我们每个人过去常说的话吧。

妈妈常说：

狗总是知道主人什么时候会死，没有什么比发烧时做手术更糟糕的了，青霉素会吞噬你的红细胞，她会说，孩子们在夏天会脱水，她会说，男孩通常会站在妈妈那边，而女孩是父亲那边的，她会说，离婚家庭出来的孩子总是很可怜，她会说，犹太医生是最好的，她会说，母亲总是更爱淘气的儿子，她会说，最有钱的人就是花钱最少的人，而那个可怜的人……她会说，只要一想到他身患癌症还到处走，她会说，壁纸招虫子，她会说，过去人们总是死于流感。

爸爸常说：

游泳是唯一真正的体育运动，德国人因为寒冷而输掉了在俄罗斯的战争，士兵和水手的妻子不忠，旅行推销员的妻子也一样，老式剃须刀刮胡子刮得最干净，冬天来杯上好的红酒，夏天来杯啤酒，生活多美好，瘦女人很性感，红酒千万别喝冰的，黑色烟草比金色烟草更健康，没有医生会给自己的妻子动手术，工人们想要的只是一天一顿热饭，上街乞讨的人银行有个存款账户，小偷应该被砍掉双手、吊死在广场上，最好的肥料是马粪，唯一赚钱的是农场，烧烤应该站着吃，乡下人没有问题，几个土豆、两三个鸡蛋，杀只鸡就完事了。

姐姐常说：

没有什么比下雨天看电影更惬意的事了。孤单的鸟会死于心碎。金发的人头发在阳光下会变红色，深色头发的人则不会。她们经常从一个男人换到另一个男人。我讨厌让人流泪的电影。我喜欢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不会变成那些穿白色婚纱结婚的人。

我会说：

你真得向德国经济脱帽致敬。所有日本人都是叛国者。游泳能软化肌肉。脾气暴躁的人很快就会消气。我拿到学位后，才会找个固定的女朋友。我想学习。课堂上不讲政治。

在法孔多舅舅来之前，我家就是这样子的。爸爸在铁路上工作，交通局，位于雷蒂罗终点站。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小口喝着马黛茶把报纸从头读到尾，然后步行七个街区到萨韦德拉车站。妈妈打理家务、浇花、看电视。姐姐做工艺木雕，有一份教师职业，同时还在学习，她想成为一名社工。

我当时正在攻读经济学，同时在邦普拉特纺织公司担任会计助理。

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和妈妈会低声谈起法孔多舅舅。我或姐姐一走近，他们就立刻闭嘴了。

夏天晚上，爸爸会为妈妈搬出柳条椅，为他自己搬出小板凳，为我搬出维也纳椅（我总是把它转个向）， 为姐姐搬出沙滩椅。

那些夜晚，当爸爸在评论完后院围墙的状况后，总会给我们讲他们是如何发表他写给编辑的信的，而妈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说起法孔多舅舅。

法孔多舅舅是妈妈的兄弟，也是费米纳姨妈的兄弟。爸爸、我和姐姐都没见过他。妈妈和爸爸订婚时，法孔多舅舅已经失踪了。我们长大懂事后，妈妈告诉我们，法孔多舅舅在一个叫卡西尔达的小镇结婚了，他的妻子死得不明不白。有些风言风语说是法孔多舅舅杀了她，连费米纳姨妈也这样说。

法孔多舅舅是妈妈家族里的害群之马。费米纳姨妈说，她早就没有这个兄弟了，他的行为让外婆早早进了坟墓。

有一天，我们收到了法孔多舅舅发来的电报：

亲爱的兄弟姐妹、外甥和外甥女：

十号周五抵达。国际列车。波萨达斯。

爸爸反对让他进家门，但妈妈说，不管怎样，他都是她的兄弟，这个可怜的人一定感到非常孤独，如果他选择来我们家而不是去费米纳姨妈家，很可能是有原因的。

因此，在十号，星期五那天的午夜差一刻，我们都迫不及待地坐在了查卡里塔火车站。火车晚点近两个小时，我们在餐厅等待时陷入了争论。

爸爸说，法孔多舅舅是个流浪汉，如果他想在我们家住几天，可以，但他别指望爸爸会留他一辈子。妈妈和姐姐说，一个人一旦走投无路，就会有人不但不搭救他，反而还会踩他的手指。我什么也没说。火车来了。

我们很难找到法孔多舅舅。唯一认识他的人是妈妈，所以我们就盯着她的脸看。终于，她看到了他。

他靠着一根柱子站着，手里攥着一个包裹，看起来像个大鞋盒。

然后，当我盯着他看时，我有一种感觉，我认识他——认识了一辈子。法孔多舅舅给每个人都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们走到他身边，他把妈妈举到空中亲吻她，紧紧拥抱爸爸，勒得他直咳嗽，他把安赫利塔搂在怀里，好像她是他的新娘，而我，他只是一言不发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眼睛里闪烁着纵容的光芒。

“来吧，我们喝一杯！”他喊道，“我想给你们看点东西。”

爸爸说，我们应该先去取行李。但是法孔多舅舅没有带行李，只带了一个鞋盒。

在餐厅里，他为每个人要了杯白葡萄酒。妈妈和爸爸对视了一眼。除了爸爸（只喝一点兑了很多水的酒），家里没人会喝酒。但是，姐姐却好像很兴奋，她急切地想看看法孔多舅舅给她带来了什么礼物。事实上，我们都非常好奇，大口吞下葡萄酒，甚至还喝了第二轮。妈妈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笑得前仰后合，特别是当法孔多舅舅掀开盒盖，把一条印第安人织的巴拉圭蜘蛛绣披肩放在了妈妈手里。披肩很漂亮，颜色也很鲜艳。这是妈妈这一辈子都渴望得到的东西。

那天晚上，法孔多舅舅把我们都迷住了。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爸爸收到了一盒哈瓦那雪茄。哈瓦那产的哈瓦那雪茄。最好的，最贵的，不是米凯利尼从巴西给他带来的臭烘烘的雪茄。这是真正的哈瓦那雪茄。

他送给姐姐一枚戒指和一条配套的项链。项链一环套一环，或大或小，当它们连在一起展开来时，你可以看到金银之间悬挂着一颗海蓝色宝石。姐姐跳起来亲吻他。

当他把折叠小刀交给我时，我觉得自己都要晕倒了。那是一把索林根刀，银质刀柄上镶嵌着黄金，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精湛的手工艺品，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了。

我们又喝了一轮酒。爸爸付的钱，我们坐出租车回家了。那天晚上，除了法孔多舅舅，没人能睡着。

那是法孔多舅舅打赢的第一仗。有时我会想，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但我也在想，杀了他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妈妈用枕头闷死了他，爸爸掐死了他，我自己把小刀插进了他的胸骨和主动脉之间，而姐姐用一次性刀片割断了他的血管，这有什么好处？

我在想，这一切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法孔多舅舅还在那里，被嵌在后院的土墙里，侧着身子，像个游泳的人，也许已经萎缩了，也许那里什么也没有，只剩他肉体的一个空洞的形状，而水泥继续在阳光下接受炙烤，法孔多舅舅的灵魂在那堵墙上徘徊……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很久很久以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杀了他。

在那个难忘夜晚的第二天，法孔多舅舅第一个下了床。这也成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因为自从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后，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尤其是那一天），我们都要摇晃他几个小时才能把他叫醒。

那是一个星期六。法孔多舅舅来到后院，在今后将成为他的坟墓的墙边发现了一些空焦油罐和一堆工具。他用这些东西为妈妈的小窝搭了一个架子，然后进屋叫她起床喝马黛茶。

中午，当我们起床看到法孔多舅舅所做的一切时，我们都对他的手艺表示钦佩。我记得他说过，真正的工作是用双手完成的，其他的一切，文章和数字，都是花架子和鸡毛蒜皮。

午餐就像一场派对。法孔多舅舅给我们讲了他在恩特里里乌斯收割稻子的故事，还讲了他在科连特斯牧场工作的故事。但最最好玩的是，他给我们讲他在卡西尔达当掘墓人时的经历。这时，他让姐姐出去再买两瓶葡萄酒。妈妈两眼放光，提议玩宾果游戏，但法孔多舅舅说扑克牌更好，我们面面相觑，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玩，而且我们只有一副西班牙扑克牌。

妈妈问扑克牌什么样。法孔多舅舅告诉了她，她在壁橱里翻了半天，拿来一个未开封的盒子，里面有一套多米诺骨牌、一个陀螺、两副法式扑克牌和塑料筹码，这些都是她在加斯和查维斯商店打折时买的。“这些是扑克牌吗？”她问道，同时撕掉了玻璃纸包装。幸运的是，它们是扑克牌，法孔多舅舅教我们玩了起来。扑克变成我们玩过的最精彩、最刺激的游戏。起初筹码没有固定的价值，后来我们商定每个筹码值10比索，然后是50比索，然后是100比索。爸爸又让姐姐再去买两瓶葡萄酒来。法孔多舅舅在她后面喊道，两瓶朗姆酒更好。就在安赫利塔正要去的时候，费米纳姨妈出现了。

当费米纳姨妈看到桌子上的东西时，差点没吓死。这么多年没见了，她甚至都懒得和法孔多舅舅打招呼。她骂他，说极难听的话。妈妈似乎有点醉了，为他说话。爸爸茫然地摇了摇头，说：“别吵了，亲爱的，别吵了。”

突然，爸爸站了起来，从桌子那头扇了姐姐一耳光，筹码和钱都散了一地，他大声吼道：“还等什么，你这个白痴！快去买那该死的朗姆酒！”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打姐姐。

安赫利塔跑到商店去了，法孔多舅舅起身来到后院，站在墙边，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渐渐亮起来的星星。

现在想起来，法孔多舅舅似乎对那堵墙情有独钟，他现在被困在里面，侧着身子，四周都是砖块，嘴巴和眼睛里满是水泥……也许骨架周围只有空气……嗯，你得敲敲墙才能知道。

最后，费米纳姨妈走了，起初大家似乎都吃不下东西。后来，法孔多舅舅开始讲笑话，又让姐姐出去买了两瓶酒，还教妈妈怎么做罗马盐渍肉，最后我们大家吃了一顿皇家盛宴，两瓶朗姆酒，还把红酒全喝光了，玩扑克一直玩到早上六点。

第二天早上，邻居们抱怨噪声太大，爸爸生平第一次没去上班，差点把米凯利尼揍一顿。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爸爸和法孔多舅舅开始每周六周日去赛马场，妈妈把她的所有积蓄拿出来给他们赌马。

安赫利塔带着她的闺蜜和老师们回家，法孔多舅舅教她们跳探戈，然后跟她们上床。妈妈就像百灵鸟一样开心，晚上她会和一个年轻诗人一起去市中心。法孔多舅舅全心全意地赞同，他说这是健康的，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的一切都必须通过尽情享受来消磨掉，美和性应该齐头并进，人们真正的问题——当没有战争可担心的时候——是他们都无聊到了极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说——邻居们整天站在门口过着别人的生活，流言蜚语是一种失意的浪漫主义，人们大口大口吞吃着犯罪和色情，因为他们需要它们，因为它们取代了生活，因为现实生活就像一阵旋风。

我把大学里的人都叫来听他讲课。

在此之前，一切本来都很正常。爸爸一直是个连苍蝇都不敢伤害的人，现在他几乎把我们所有的邻居都揍了一顿。他们先是对他肃然起敬，然后就成了他的追随者，拥在爸爸身后，欣赏他的画作。

爸爸发现了他“被埋没的天命”，这是法孔多舅舅说的，他的画作现在在家里随处可见。米凯利尼经常来盯着它们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米凯利尼的眼睛会模糊起来，他拍拍爸爸的背，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

我变了：我感受到了一种新的个人魅力。班上的女生都很喜欢我，不分昼夜来看我。

我们都觉得自己充满活力。没有一刻，哪怕一秒钟，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晚上，我们跳舞，玩扑克牌，听法孔多舅舅讲故事；妈妈读年轻诗人的新作，爸爸画画，看赛马场的报纸，和邻居吵架。我们都活着。

但是姐姐开始摆出左翼知识分子的架子，“政治意识”这只虫子猛咬了她一口。她先是说什么“布尔乔亚情感的愚蠢”，然后又大谈“天主教马克思主义对话”。爸爸想狠狠揍她一顿。于是安赫利塔站在了费米纳姨妈一边。

费米纳姨妈一直恨得咬牙切齿。自从法孔多舅舅出现后，她来过我们家一两次，想来对我们进行说教，但是她怕爸爸，因为爸爸每次见到她都威胁要割断她的喉咙。现在机会来了。

费米纳姨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姐姐的帮助下，趁我们都还睡着，偷偷溜进家里，用调色刀把爸爸的画裁成碎片。

可怜的爸爸。他看起来就像道连·格雷的肖像。我还记得他看到被屠杀的画布、空颜料管、被踩坏的画架时的表情。他什么也没说，一句话也没说。但是到了星期一，他又变回从前那样了。他五点钟起床，喝他的马黛茶，把报纸从头读到尾，晚上就坐在门外的矮凳上，而我们都在室内跳舞、玩扑克、听年轻诗人朗读诗歌。

然后爸爸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些事实”。他立即加入了姐姐和费米纳姨妈的联合阵营。有一件事很清楚：在费米娜姨妈还没有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在她说服我（因为妈妈是最后一个屈服的，尽管她成了最恶毒的一个人——用枕头闷死了法孔多舅舅）之前，甚至在爸爸被费米纳姨妈征服之前，得有个突破口，让费米纳姨妈的事变得容易。那就是爸爸那副看着叫人难受的模样：他像火星人一样走来走去，他跟我们大家都不同，飘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解释德国人是如何因为天气寒冷而输掉俄国战争的，而我们这些站在法孔多舅舅一边的人却不管不顾地继续生活着。

从那以后，费米纳姨妈赢得我的心就不难了：我很随和的。

生活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妈妈坚如磐石。她是年轻诗人的情妇，据法孔多舅舅说，年轻诗人在她身上看到了理想女性和母亲的双重形象。那男孩为妈妈疯狂，为她写下最美妙的诗句。但妈妈却只能靠自己。费米纳姨妈就这样实现了她的目标。她抓住妈妈的手，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是最后一个。我们要么杀了法孔多，要么杀了诗人。”

爱情胜利了。那天晚上，我们决定除掉法孔多舅舅。我们发现他睡着了，嘴角挂着令人难忘的微笑。爸爸掐死了他，我把刀插入他的胸骨和大动脉之间。姐姐用一次性刀片割开了他的血管。费米纳姨妈监督着这一切。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妈妈拖走，她坚持继续用枕头捂住他的脸。

然后我们把他侧立起来，在他周围又砌了一段围墙。就这样。

现在，法孔多舅舅已经死了，永远待在那堵墙里，在阳光下炙烤着，我看着那堵墙，心中不免有些伤感，尤其是在夏夜，爸爸为妈妈搬出柳条椅，为他自己搬出小板凳，为我搬出维也纳椅（我总是把它转个向），为姐姐搬出沙滩椅，妈妈说，狗总是知道主人什么时候会死；爸爸说，唯一赚钱的是农场；姐姐说，孤单的鸟会死于心碎；我说，所有日本人都是叛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