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田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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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不乏著名的隐士，像竹林七贤、陶渊明、诸葛亮、孟浩然、王维等等，随便捋一捋就能毫不费力地列出一大串名单，稍微有点儿名气的文人学士或多或少都有远离尘嚣、寄情山水的情结，即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对隐居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赞美，形成中国特有的隐逸文化。

人，找个地方栖隐，就像鸟找个地方筑巢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但是，因为一些隐士的名气实在太大，他们自得其乐的蜗居之地即便再平常，也会被好事者阐释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诸葛亮的草庐，杜甫的草堂，早被风吹得不见一根草茎，不断有人复制出赝品，却成为无数游人向往、探究之所。

比较典型的是陶渊明，担任过不少基层职务，最后一次当官的职位是彭泽县令，仅仅当了八十多天，屁股焐了个半热，衙门里的公务员还没有混个脸熟，便弃职而去，自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桃花源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明知自己无法改变令人憎恶的现状，只能通过一番虚构来抒发情怀，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心仪的世外桃源。那种没有战争与剥削、丰衣足食、怡然自乐的“乌托邦”，不仅仅令士大夫神往，也迎合了广大底层人民的无限期望。

古人隐居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的是不愿在官场同流合污，有的是官场失利，有的是养精蓄锐，有的则把隐居当作一手好牌去打，借此抬高自身声望，在世人中形成影响，引起官府的关注。当假惺惺的隐居者遇到了虚伪的统治者，就不断上演一出出好戏。朝廷任用那些假意隐居的人，可以展现自己的胸怀，证明对人才的重视。唐朝的卢藏用，就是通过隐居取得了贤名，被唐中宗召入朝中做官，先后担任左拾遗、修文馆学士、工部侍郎等职。时人称卢藏用“随驾隐士”。中国人历来善于跟风，有许许多多的人效仿卢藏用，隐居在终南山，把自己的小诗工工整整地抄几首，请某位小吏喝喝酒，托他拿去京城上见皇帝，以此求得做官之路。大名鼎鼎的李白也在终南山玩过隐居的噱头，他心知肚明，按常规的科举路线参加考试，恐怕难以出头，所以剑走偏锋，最后皇帝还真请了他。仅凭“终南捷径”这个成语，终南山就足可以跻身中国隐士名山了。

那些名士选择隐居的地方，大多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用俗人的话说就是特别有灵气，而且常常出现名人扎堆隐居的现象。

素有“中国智慧化身”之称的诸葛亮，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中做了十年的待业青年。以他的老谋深算，是没打算永久隐居的，他虽然过着躬耕苦读的生活，却“每晨夕从容，常抱膝长啸”。什么意思呢，每到凌晨和傍晚，他就坐在一块凸出的石头上，在空旷的山中朝天长啸，那是何等的不甘与自信？所以，他在隐居期间与友人交谈时常常自比管仲、乐毅。也就是说，他在隆中山隐居的十年里，虽然躺卧在草庐的木榻上，却从没有过彻底“躺平”的佛系心态，而是夜观天象，伺机出山。自然而然，他屁股坐过的那一大块石头被后人称为抱膝岩，旁边建了抱膝亭，他隐居的隆中已成为游人如织的5A 级景区。

颇有意味的是，在襄阳城东二十里也有一座文化名山，本名苏岭山。因为刘秀在重臣习郁的陪同下巡游至此，眯了一觉，梦见两只梅花鹿，命习郁立祠于山。有皇帝口谕，习郁当即以最快的速度动手建祠，并刻两只石鹿立在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遂以庙名山，苏岭山更多时候被叫作鹿门山。

习郁被封为襄阳侯，骨子里潜伏着的隐逸情结泛泡一样突突突地冒了出来，在襄阳城南十里的凤凰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仿范蠡养鱼之法，掘水池，建园林。习郁后裔，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曾任荥阳太守，后因脚疾，解职返乡，隐居于此，唯大才不废，敕命编修国史。习凿齿是当时天花板级的大学问家，“锋辩天逸，笼罩当时”，著有《汉晋春秋》等。他的挚友是另一个天花板级的人物，即佛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代宗师释道安。当时，习凿齿邀请释道安到襄阳弘法。释道安师徒一行四百余人被安置在习家池相邻的白马寺。释道安抵达襄阳，习凿齿见面后即言：“四海习凿齿。”释道安应声答曰：“弥天释道安。”两人隐居在凤凰山，常常通宵达旦促膝长谈。释道安在襄阳十五年，是他一生中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利用生活上的相对安定，整理佛典，阐发佛理，制定佛规，统一佛姓，是中国佛教史上订立寺院规则的第一人，使佛教徒以“释”为姓永成定式至今不变。苻丕攻下襄阳，将释道安与习凿齿一起“送”往长安。苻坚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人可以送走，习家池却搬不走，自汉晋以来一直是宴游名园，孟浩然、李白、杜甫、皮日休、欧阳修、贾岛等均临池赋诗。习家池距今已近两千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园林，被誉为“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

再回头说说鹿门山，先后有庞德公、孟浩然、皮日休等名士归隐。诸葛亮曾到鹿门山拜庞德公为师。当时荆州（即文学作品中常提及的“荆襄九郡”）的治所在襄阳，割据一方的大军阀荆州牧刘表数次邀请庞德公。庞德公压根不给他面子，携妻栖隐鹿门山，采药而终。庞德公是给人起外号的顶尖高手，他称诸葛亮为“卧龙”，其侄儿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这些响当当的外号都盖过了当事人的本名，流传至今。庞德公老给别人起外号，自己总也得有一个，于是被后人送了一个“知人”，不够响亮，却是恰如其分的美誉。司马徽也是东汉末年著名的隐士，隐居在离襄阳不远的白马洞，拒绝了刘表的多次邀请，虽然后来迫不得已被曹操所得，却缄口不言，不久病死，才华始终未得施展。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田园诗的人物，算唐代田园诗的先行者，二十多岁已经诗名天下，却“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当时的襄州刺史韩朝宗，人称韩荆州，也是当世的一个笔杆子，搁在今天妥妥的一个省部级官员，一个玩票的文学爱好者，虽然文章写得一般般，却没有文人相轻见不得别人好的坏毛病，反而在任官时喜欢提拔后进，曾经推荐不少人到朝廷做了级别不低的官，在江湖上积得了好名声。李白曾经写过《与韩荆州书》，马屁拍得啪啪响：“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天真的李白拐弯抹角，低估了他人的智商，当别人是傻子，他识得韩荆州的目的，还不是想封万户侯，实现自己的“卿相梦”？这个韩荆州无论在官场，还是文坛，都是一个难得的热心肠，他推荐上瘾，执意要带孟浩然到京城去引荐给唐玄宗。到了约定出发的时间，却不见孟浩然的人影，就命人去叫孟浩然。差人提醒孟浩然：“君与韩公有期。”孟浩然斥曰：“业已饮，遑恤他。”一个白眼就把差人打发了。孟浩然比李白大十二岁，出名较早，加上他的诗确实写得好，人又豪爽，朋友圈里基本上都是当时一流的大诗人。相比自己眼巴巴地讨好韩荆州，李白自愧不如，所以写下《赠孟浩然》，对孟浩然骨子里超脱世俗、不慕荣华的隐逸人生观做了最好的阐释：“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这也印证了李白在他的代表作之一《将进酒》中所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由此可见，栖隐在鹿门山的都是真正的隐士，所以有“鹿门高士傲帝王”的佳话。

几百年后的北宋，不善官场逢迎、恃才傲物的米芾辞官回到襄阳，隐居在襄阳城北的汉江岸边，临水而居，洗砚泼墨。字如其人，他的书法沉着痛快、恣肆豪放、八面出锋，他的画则自成一家，独创“米点山水”。

隐士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大多数隐士是想与刀光剑影的战争，与龌龊不堪的政治冲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眼不见心不烦。居庙堂之高，不能济世安邦，只有处江湖之远，但求安身立命。他们选择隐居，因为冷眼旁观而有了独立的思考，又因讥讽与隐喻增添了艺术的生命力。

盘点历史，几乎所有的隐士都归于田园生活。所以文人喜爱吟唱田园诗，画家喜欢创作山水画。隐逸思想对诗词书画等艺术的影响是深远的。隐逸文化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思想之一。后人要读诗读画，隐逸文化便一代代地沉淀下去，渗透为中国人的一种先天的精神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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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因为办校园文学社，我结识了武义的文友徐小冰。三十多年后，我写了一篇《武义为何推崇孟浩然》，受到武义的关注，有关领导在大会上多次提及。由此，我与武义的缘分与日俱增。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一条叫熟溪的小河从县城穿过，熟溪也叫武阳川。我的襄阳老乡孟浩然写了一首情景交融的山水诗《宿武阳川》。有人说孟浩然写的是浙江武义的武阳川，有人说写的是四川眉山的武阳川。两个武阳川，一个推崇孟浩然，一个却不以为然。当我到了武义，才进一步了解到武义竟然也是一个隐逸文化盛行的风水宝地。

隐逸，绝对是有遗传基因的。阮咸，系阮籍之侄，二人同列“竹林七贤”。阮孚，系阮咸之子，喝起酒来昏天黑地，做安东参军时，整天饮酒作乐，醉眼蒙眬。皇帝派他去做车骑将军的长史，劝他少喝酒，他却纵情狂饮，经常烂醉如泥，甚至用他的金饰貂皮大衣去换了酒喝。留下“金貂换酒”这个成语的阮孚，后来弃官于武义的明招山隐居，晚年舍宅建寺。

唐朝的道教天师叶法善，善摄养之术，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懂养生的营养学大师，所以活了104 岁，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唐朝，其高寿算稀有中的稀有。叶法善早年隐居在武义，修道采药，摸索出养身大法，被召入京后，深得几任皇帝器重，不断加封。因为长寿，他侍奉过高宗、武皇、玄宗等五个皇帝。睿宗时，叶法善官鸿胪卿，封越国公。

唐末，徐镃深受皇帝赏识，任兵部侍郎，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内斗，为脱身计，三十岁即致仕还乡。昭宗作诗赠别：“解组归田履舄轻，天将五福畀康宁。四朝人物推耆旧，万古清风在典型。郊野亦能知有道，朝廷久欲访遗经。帝城此去瞻依近，常傍南弧望极星。”

五代时期，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动荡不安，苦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在武义明招山隐居四十余载的德谦禅师，虽然是个独眼龙，却一腔的悲悯情怀，以佛法化人无数，被后人打了高分点赞：宗风远披，功德无量。

宋室南渡之后，数度为官的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吕祖谦厌倦官场险恶，隐居明招山。吕祖谦为学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合称“东南三贤”。吕祖谦隐居明招山期间，四方名士、学子争相前往求教问学。明招山一度成为南宋理学传播中心，东南地区文人心目中的圣地，并形成“明招文化”。当时的理学存在学派分歧，朱熹主张明理，陆九渊、陆九龄主张明心，皆讲究空虚性命。吕祖谦兼取其长，强调以实用为依归。其晚年讲学、会友之所丽泽堂，卒后改建为丽泽书院，是南宋四大书院之一。

吕祖谦将隐逸之风与实学之绩交相融合，两者并行不悖。他两度以母亲、父亲去世守丧为由，分别过了三年多的隐居生活。每隐居几年，都会应皇帝之诏出任史官，参与编修史籍。他的务实理念深深影响了后人，尤其影响了武义人。我在武义期间，切身感受到武义人的出世与入世，人们一方面积极进取，一方面追求内心的安定。武义不大，全县人口仅三十多万，其文化底蕴却源远流长，尤其让我惊叹的是当代武义人对隐逸文化的迷恋，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古代出现那么多著名的隐士，大多与动荡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政治和权力斗争，不愿同流合污，内心的不满情绪不断淤积，最终选择反抗与回避。但是，中国隐逸文化并没有因为太平盛世而结束，因为隐逸文化已经蕴含着中国人对于生命审美意义的思考。

古代的文人学士，在当下被统称为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蒸蒸日上的盛世，不存在无法施展才华的境况，也不必时时担忧性命安全，也就不需要从虚无缥缈的幻想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但是，他们在施展才华、积累财富的同时，却无限向往着隐逸的田园生活。

早年的文友徐小冰，现在是一个企业家，武义的纳税大户。他因为接送孩子上学经常路过坛头村，看见这里白鹭翩飞，就爱上了这片湿地。发现这里有几十栋七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觉得它们朽掉了，或者拆除了，都太可惜。房子要住人，有了人气才不会腐朽。他便租下来，投资千万保护性开发，创办了田庐民宿。创办田庐五年多的时间，赞助了近两百多次文化活动，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全国性的活动，如果没有三年的疫情，赞助的活动会更多。因为赞助的活动太多，田庐根本谈不上盈利，经营收入只能够保住日常运转的人工费用。我问他：“当初为什么要做田庐？”他呵呵笑道：“为了亲近自然，追求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再问：“为何一直追加投入？”他笑而不答。通过他淡定的笑容，我读到陶渊明的诗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我随小冰到武义县政府办公楼里，拜访当地的几位文化名流。上世纪70 年代的二层楼房，还是水刷石的墙面。走进去，着实让我吃惊，无论哪一层，无论拐到哪一段走廊，墙上不见任何标语口号，却挂满了字画。木框装裱，里面或是书法，或是国画，或是篆印，全部原迹，作者除当地书画家之外，不乏闻名于世的大家。我走进的几间办公室，都贴墙放了宽大的书柜。正常情况下，书柜每层放一排书籍，有的人书太多，便挤了两排。有的人为了利用书柜空间，竖立排放的书上又横着插满书，隔板都被压变了形，像吃撑了的肚子向下坠着。从办公桌和茶几上随意堆放的书籍，从书籍里夹着的纸片，可以看出他们在利用一切零碎的时间阅读，而不是把书摆放整齐了做做样子。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到过很多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楼，即使在北京一些级别很高的文化部门，墙上悬挂的不是口号就是密密麻麻的规章制度，从没有哪一家的办公楼是武义这种风格的，高雅，脱俗，充满了书卷气息。履坦、桐琴、泉溪、桃溪、熟溪、茭道、壶山、坛头，从这些沿袭数千年的地名就可以看出武义人对田园诗意的热爱与向往，对文化的执着与尊重。